大理国三番五次递出橄榄枝，想归附北宋，结果都被宋朝拒之门外。挺有意思吧？不是那个号称“铁血强宋”的政权没能力去经略西南，而是它打心眼里躲着西南走，你主动贴上来，我也不要。
宋朝甚至专门划了一道线，明说“咱们别走太近”。
关键是，大理并不是来挑事的，是来送诚意、求册封的；北宋也不是没那个实力和底气去接纳。这明明是送上门的一笔政治资产，怎么就不要呢？
说白了，贯穿两宋的那种“被迫害妄想症”，把这事儿折腾成了持续上百年的战略自闭史。
阴影
北宋对大理那种“高冷”，不是没来由的，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憋屈。
因为硬件不行，加上强敌环伺的压力，北宋的治国逻辑跟汉唐那种“虽远必诛”的扩张心态完全不同。
它的核心国策就一个字：守。学术界管这个叫“守内虚外”——优先保证内部稳定，对外则收缩防御。
国力有限，精锐部队其实也不怎么精锐，好不容易攒下的战马，得优先堆到北方的黄河防线和西北的陕西前线，那儿的辽和西夏才是能要命的死敌。
其他方向，特别是看起来没那么紧急的西南，最高战略原则就是：不惹事、不生变、绝不给两线作战留机会。
任何可能分散北方精力、消耗资源的选项，朝廷都会本能地去审视、怀疑，甚至直接排斥。说白了，这是一笔生存账，不是面子账，也不是扩张账。
北宋对大理的态度，从来就不是在一个从容、自信的背景下做出的。它是在地缘困境、国防短板和求存逻辑的多重挤压下，被迫形成的“战略自闭”。
更何况，中原王朝在西南这片地方，吃的亏实在太大了。
宋朝人总结前朝（大唐）的教训：“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意思是黄巢起义搞垮了唐朝，但祸根早就种下了，那是为了防南诏（唐朝时的云南政权），在桂林驻军，结果戍卒叛乱（即庞勋之乱）。
这个官方定调，反映了宋朝精英阶层的普遍看法。
所以，等“大理”这个新政权出现在西南时，也不能怪宋朝君臣脑子里自动替换：大理就是南诏2.0。
在他们看来，搞死唐朝的麻烦精又回来了，还没正式打交道，大理国就先被扣了顶帽子，潜在攻击性、能导致王朝覆灭的危险分子。
历史包袱是虚的，可现实的接触进一步坐实了北宋的偏见。
实际上，北宋和大理并不直接挨着，中间隔着今天四川南部、贵州、广西西部这片区域，住着很多叫“西南诸蛮”的部族。
双方交流极少，语言不通，信息极度闭塞。更要命的是，宋朝人在这儿接触到的主要是大理国的“乌蛮”部族（今天凉山、叙永一带），他们勇悍好斗，确实时不时跟宋朝边境发生点摩擦和劫掠。
而在中间，就是那些羁縻的诸蛮地区。
但宋朝人搞不清楚，大理国其实分两部分：信佛、相对“文”一些的“白蛮”（段氏皇族和高氏贵族多属这一系，中心在大理、昆明一带），和勇悍的“乌蛮”。
跟宋朝接壤、闹摩擦的基本是“乌蛮”，可信息闭塞，宋朝人下意识就把“乌蛮”的剽悍形象扣到了整个大理国头上。
“乌蛮”的日常骚扰，被解读成大理国（南诏继承者）侵略性不改的证据。
正因为心里又怕又疑，北宋采取了一个主动的应对策略：地理隔离。所谓“宋太祖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的故事，更多是后世为拒绝跟大理交往找的政治借口，但它代表的战略思想是真的：主动放弃大渡河对岸的一些地方，人为制造“缓冲区”或“隔离带”。
这个策略的目的，用后来南宋官员朱震总结太祖政策的话说，就是要让大理“欲寇不能，欲臣不得”。
翻译过来：地理上让你不方便来打我（中间隔着复杂的蛮区），政治上我也不接受你当小弟（避免产生政治义务和麻烦）。
宋朝自认为这是最高明的“御戎上策”，他们花大力气和金钱去笼络、扶持宋理之间那些大大小小的西南蕃部（如罗殿、自杞等），给好处，养大他们，让他们成为隔离大理的“藩篱”。
这套“以夷制夷”的做法，核心就是：花钱买距离，用空间换安全，确保跟大理在地理和政治上“双脱钩”。
而罗殿、自杞那些西南夷，就这么被宋朝扶持起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理的热脸一次次贴上来，北宋的冷屁股一次次迎上去。
为什么？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大理为啥一反之前南诏的扩张战略，一门心思要来拜码头？
大理建国（937年）比宋朝还早二十多年，地盘不小（今天云南大部，加周边一些地方），在当时的东南亚确实没对手，人称妙香佛国。
大理国内部权力结构复杂，王室跟最强势的贵族高氏之间权力交错，边疆的白蛮（王室基本盘）、乌蛮部族也需要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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