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冬的一个清晨，北京西城的看守所里，铁门发出刺耳的响声，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被押解着走向提审室。脸略显浮肿，头发花白，却仍旧梳得一丝不乱，他就是曾在上海风云叱咤一时的中统干员——杨登瀛。
那天，他被正式宣告：以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重要职务、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沉默片刻，这个在上海滩翻云覆雨的老特工突然抬起头，对负责案件的法官缓缓说道：“我在解放前为共产党做过很多事，这件事，周恩来总理是知道的。”
这句话，让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件，拐了个弯。
有意思的是，若把时间往回拨二十多年，这个即将走上“死路”的人，曾经在另一条“绞刑线”旁，为一批批共产党员拼命周旋，把他们从鬼门关里往外拖。
一、从早稻田归来的“左派青年”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8年出生在广东珠海一个普通人家。少年时代，他和当时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把改变国家命运寄托在“留学东洋”之上。
20世纪10年代末，他凭借不错的成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这所学校当时在中国留学生圈里名头不小，很多后来有名的政治人物，都是同一条线上的“学兄学弟”。
在东京的几年，对杨登瀛的人生影响很大。他接触到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去听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公开课，也参加了一些当时在留学生中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潮活动。
这些东西，在后来看来算不得系统学习，但在当时，已经足以把一个普通的广东青年往“左”的方向推去。
1919年，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国内，“弱国无外交”的现实狠狠打在年轻人的脸上。同年，杨登瀛结束在日本的学业回到上海。
他懂日文，善交际，又敢说敢做，很快在当时的新闻、社交圈露了头脸，还参与过五四运动的有关活动。
不久，他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站在其中偏左的一翼，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相当认同。
然而，政治的转折来得很快。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
血淋淋的现实摆在眼前，杨登瀛心中本就倾向革命的一面，彻底被激怒。他公开为被捕的共产党员说公道话，这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什么“讲义气”，而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结果也不难想象——他很快被蒋介石方面抓捕入狱。
要命的是，这个人身份特殊，读过书，有点名声，又在特务系统眼皮底下活动，若没人搭救，恐怕难以脱身。
关键时刻，是当时在北大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出面担保，这才保住了他的小命。
出狱本该是人生新的开始，但命运给他拐了个更陡的弯。
二、“特务头子”的伪装与转身
1927年之后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就在很多人忙着寻找落脚之处时，杨登瀛收到了老乡杨剑虹的一封信。
杨剑虹其人，当时在陈立夫手下，参与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名字听起来略带文气，其实就是后来的“中统”的前身，是国民党最重要的特务机关之一。
信里说得很坦率：蒋介石打算建立一支效仿苏联“肃反”机构的队伍，需要一批能办事、敢出面的人。杨剑虹想到老乡杨登瀛，认为他既懂外语，又会周旋，是个合适的人选。
陈立夫见过杨登瀛之后，感觉不错，干脆给了一个不低的职位——上海办事处主任，任务很明确：协助清查、抓捕共产党人。
对于这个安排，杨登瀛并不真心“感激”。政变之后，他对国民党右派已经很失望。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左倾”的国民党员，要在上海活下去、要有行动空间，这样的身份，反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遮蔽。
不得不说，命运在这时给他推来一扇看似危险、实则可能派上用场的门。
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位老朋友登场了——中共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
陈养山清楚杨登瀛的实际立场，于是主动向党组织做了详细汇报：这位“中统干部”骨子里倾向革命，如果能利用好，可能成为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枚关键棋子。
周恩来当时分管中央特科，对这一线索格外重视。
经慎重考虑，1927年年底，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陈赓与杨登瀛建立秘密联系。
两人在上海一家咖啡厅里进行了一次颇为关键的会面——一边是刚从黄埔、南昌一路打出来的红军将领，一边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上海办事处主任，这样的组合放在当年的上海，颇有几分戏剧味道。
陈赓开门见山，提出希望杨登瀛能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各租界的情报系统，在内部帮忙打探消息、营救同志。
杨登瀛当即答应：“能为共产党做事，是一直的心愿。”
从这一刻起，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地下工作者”开始在双重身份间行走，一边是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一边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秘密任务。
为了赢得中统和警备司令部的信任，他设计了不少“业绩”。
陈赓会提供一些公开性质的党内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由杨登瀛假作“缴获战利品”；地下党在上海布置一些空场所，通知中统特务去“侦破”，做出大案告成的样子。
这些看似戏谑的安排，在当时却真真切切让许多同志躲过了一劫。
与此同时，杨登瀛充分发挥自己能喝、会聊、懂“人情世故”的长处。
他频繁出入大舞场、饭庄，与张道藩等国民党高层人物打得火热。
当张道藩在党内斗争中遇到阻力，他设法出主意、帮忙周旋，让张道藩觉得这个“鲍君甫”极有义气。
张道藩后来步步高升，也确实在不少场合为他出面挡了子弹。
渐渐地，从蒋介石，到陈立夫、杨剑虹，再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钱大钧，对他都相当信任。
蒋介石甚至亲笔签署委任状：“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若不了解内情的人看到这份文件，大概很难把这个名字与后来“中共地下战线的重要朋友”联系在一起。
陈赓多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这话并非夸张，背后就有杨登瀛这样的“夹缝角色”在暗中运转。
三、上海滩的营救与锄奸
1928年，是上海地下斗争极其残酷的一年。
一方面，国民党不断强化清查，英法租界的巡捕房、军警宪特彼此勾连；另一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仍需在这座城市维持联系、指挥各地斗争，风险极高。
凭借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统以及各租界警务部门的多重渠道，杨登瀛迅速成为“情报枢纽”。
他利用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帮助英租界巡捕破获日本谍报，使得英方督察长兰普逊对他颇为看重，还邀请他担任英租界巡捕房顾问。
在兰普逊的介绍下，他又成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这一连串的身份叠加，让他对整个上海巡捕体系了如指掌。
只要中统和巡捕房有抓捕共产党员的计划，他往往能第一时间获知，转而通知地下党迅速撤离。
若有人已经落网，他也会亲自出面，以中统特派员、巡捕顾问等不同身份，去讨价还价、设法营救。
1928年4月的一次行动，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与组织局秘书邓小平在上海秘密会面。两人谈完工作，邓小平先行离开，以免集中目标。
走到门口，他本能地朝暗哨看了一眼，对方却突然做了个危险的手势。邓小平回头一望，只见英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冲进他刚离开的房间，罗亦农当场被捕。
周恩得知消息后，判断这是重大泄密事件，很可能出自内部叛徒之手。
在紧急会商中，他再次想到杨登瀛——需要有人去英租界交涉，打听真相，争取营救时间。
杨登瀛接到任务后，并没有一味“情绪化”地冲上去，而是先从自己的“上级系统”入手。
他给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发电报，报告英捕房逮捕罗亦农一事，主动请示是否由他出面与英方谈判。
陈立夫得知“抓到一个共产党重要人物”，十分兴奋，当即指示他代表国民党与英方洽谈引渡，并授权全权处理。
在与兰普逊的会谈中，杨登瀛以“国民党高层委托”的名义说明来意。兰普逊本就看重他，加之此事合乎英方利益，答应可以交人，但提出条件：需要5万美元，一部分是“劳务费”，一部分是“给告密者的报酬”。
经过几番旁敲侧击，兰普逊终于吐露关键信息——告密者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和妻子贺治华。
两人不仅出卖了罗亦农，还掌握了一份三百多名中共党员名单，这笔巨额赏金，一方面是“投名状”，一方面也是对那份名单的标价。
听到这里，杨登瀛心里明白，事态已经极其严重。
他迅速将情况报告给陈赓，提醒罗亦农将在四天后移交中统，如果不抓紧营救，很难有生还希望。
陈赓随即组织力量，准备在移交途中实施突袭。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陈立夫突然亲自赶到上海，直接接手此案。面对罗亦农的坚贞不屈，他担心途中出现变故，干脆下令就地枪决。
当处决命令下达时，杨登瀛才得到消息，已来不及再通知中央特科采取行动，营救计划因此彻底落空。
罗亦农牺牲后，中央特科决定尽快清除叛徒，避免那份名单继续造成更大损失。
特科红队突入霍家新、贺治华家中，将两人当场击毙，销毁名单，才算止住更大的破坏。
同年8月，另一场风暴接踵而至。
24日，中共重要领导人彭湃等人在上海开军事会议时，被租界巡捕房破获抓捕。那天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到会场，侥幸避过一劫。
他站在上海街头，看着装甲车呼啸而过，很快意识到，这又是一起严重的泄密案。
周恩来再一次通过秘密渠道联系杨登瀛，请他查明叛徒身份以及彭湃等人下落。
杨登瀛通过自己在巡捕房、中统系统的关系，很快搞清情况——内线，是开会地房东、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出身黄埔一期，早年在海陆丰时期曾是彭湃麾下团长。此后随彭湃到上海，又做了秘书，住处自然成了重要联络点。
但因为其亲戚曾因背叛革命被彭湃签字处决，他心怀怨毒，悄悄通过弟弟联络国民党上海党部，选择“投靠”，并交出彭湃等人的活动情况。
彭湃等人被捕第三天，租界巡捕房决定将五人移交上海警察局。
杨登瀛认为，唯一可能的营救机会就在押解途中，于是立刻把这个判断传给周恩来和陈赓。
中共方面紧急组织劫狱小队，准备在移押途中动手。
然而局势再次失控。
27日晚，蒋介石亲抵上海准备亲自过问此案，出站时遭遇刺杀，虽未致命，却被激怒。
他当即下令，不必再押解、审讯，直接处决彭湃等人。
那天凌晨，劫狱小队在押送线路埋伏，发现行程有变，准备匆忙，枪械也出现问题，最终行动失败。
很快，关于彭湃等人被杀害的消息传回，令许多人长久难以释怀。
叛徒不能不清算。
周恩来提出，要尽快掌握白鑫的行踪，由特科实施锄奸。
白鑫知道自己“出卖”了太多机密，随时可能成为目标，于是躲到中统特务范争波家中，一步也不敢轻易踏出。
杨登瀛此时再度出面，以中统特派员身份拜访。
白鑫已经被恐惧折磨得神经兮兮，不停抱怨：“中共红队太厉害了，上海不能待了。我打算去南京见蒋委员长，然后到意大利避一避风头。”
杨登瀛心中恨意难平，但面上不动声色，一边安抚他“党国不会忘记功劳”，一边设法打听具体出国日期、船期信息。
等到细节落实，他立刻把消息传给周恩来。
特科红队据此制定行动计划，在白鑫准备出国的那天，当他正要登上汽车去码头时，一声枪响，命丧当场。
这些故事，在后来很多公开资料里只是寥寥数语，但在当时的上海，这些抉择可能就决定了几十、几百人的生死。
1930年春，又一场风波悄然形成。
这一次，目标直指周恩来本人。
那一年4月，蒋介石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密信，署名黄第洪。
黄第洪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革命工作。信中，这位“学生出身的军人”声称在共产党内部失意，打算“弃暗投明”，请求蒋介石收留。
为了表示“诚意”，他在信里详细报告周恩来近期将同自己见面的时间、地点。
蒋介石看到后大为高兴，认为这是刺杀周恩来的绝佳机会，于是交代陈立夫务必办成这件大事。
陈立夫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把任务交给自己最信任的那个人——杨登瀛。
杨登瀛拿到这份“绝密情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上邀功，而是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发出严厉警告：内部有叛徒，近期接触黄第洪务必慎之又慎。
接到情报后，周恩来立即提高警惕，经核实，发现黄第洪已确有背叛事实。为了防止进一步损失，特科很快对其执行处决。
这一来一回，周恩来躲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暗杀，而国民党高层直到事后很久，才真正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被人从内部拦腰切断。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营救、通风报信、查找叛徒、周旋各方……杨登瀛以一个“中统干员”的身份，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不少关键帮助。
四、失联、误判与“死刑犯”的翻案
不过，一个人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中周旋太久，风险总是越积越多。
真正让局面急转直下的，是顾顺章的叛变。
顾顺章原是中央特科成员，掌握大量机密。1931年前后，他的叛变给很多地下关系网造成毁灭性打击。
在这场巨变中，中共与杨登瀛彻底失去联系。
陈赓离开上海前曾找到他，希望他也尽快撤离，并准备了一笔经费让他脱身。
面对这笔钱，杨登瀛却摇了摇头。
他的说法颇为倔强：“这笔钱我不能收，你们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不走，我就在上海，我就不信顾顺章斗得过张道藩。”
这话听上去有几分自负，却也带着他一贯的江湖气和对旧人脉的信任。
可惜，政治斗争从来不讲“江湖义气”。
顾顺章在乱咬之中，将不少人都扯进案子里，杨登瀛也未能幸免，被捕入狱。
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再加上张道藩暗中活动担保，他最终得以脱险获释。
然而，从那之后，他同中共完全断线，只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偷偷释放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以此延续旧日的选择。
这种零散的“自发行为”，在后来并未形成清晰记录，也是他此后命运多舛的原因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登瀛已年过五旬。
这个曾在上海各大舞场出入、同时被两个阵营利用的人，摇身一变，成了街头贩卖香烟的小贩。
生活朴素，甚至略显潦倒。
对很多从战火中走来的新政权干部而言，“中统特务”这四个字足以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很少有人想到要去打听这个老头早年的经历。
新政权稳住基本局面后，1950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镇压反革命”。
在这一背景下，有过中统高层经历、曾任各大巡捕房顾问的杨登瀛，很自然地进入清查视线。
1951年，他因“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重要职务、组织和参与反革命活动”等，被正式逮捕。
在归类和审查材料时，他的履历看上去相当“典型”：
长期在中统任职；
与钱大钧、张道藩等人关系密切；
在英法租界巡捕房有顾问身份；
甚至持有过蒋介石亲署的委任状。
这些材料摞在一起，足以构成一份“重案档案”。
审判过程中，考虑到他在旧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法院最终作出死刑判决。
宣判那天，他沉默很久，终于开口提到自己的秘密经历，提出要求核实——“我在解放前帮助共产党做过不少事，这件事，周恩来总理是知道的，还可以向陈赓打听。”
不得不说，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下，不是一般人敢说出口的。
若完全是编造，等同于自寻死路。
主审的法院院长鞠华听到这个名字组合——“陈赓”“周恩来”，心里一沉。
若真有此事，一旦处理失当，不只是一个人冤不冤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建国后对历史功过的态度问题。
于是，他选择了谨慎：立即电询陈赓，请其核实。
此时的陈赓，已是解放军高级将领。
收到电报后，他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随即给予书面回复：
“杨登瀛确系1927年起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以后任伪感化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
这份回电，既肯定了他在上海那段地下工作中的贡献，也客观指出他后期的复杂表现，并未一味抬高。
但光是前一半，就足以改变他的命运。
在周恩来关注下，法院调整原判，当庭决定释放杨登瀛。
这场堪称“从鬼门关回头”的翻案，有其特殊背景。
对于那些在最艰难年代以特殊方式帮助过革命的人，新政权并没有简单以“敌我身份”一刀切，而是在有可靠证据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分清主次、区分前后。
杨登瀛的案子，在这一点上颇有代表性。
出狱以后，一些老战友陆续与他恢复联系。
陈养山、陈赓、安娥等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了他一些生活上的资助。
1956年3月，在陈赓安排下，杨登瀛来到北京，与一批旧日伙伴见面，相聚叙旧，还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星期。
对于一个在上海黑暗年代长期压抑、充满戒备的人来说，这段短暂的北京之行，多少算是一种迟来的安慰。
周恩来得知他目前的生活处境后，考虑到其年龄、经历和能力，安排他担任文史专员，让他在一个相对安稳的位置上度过晚年。
从在日本早稻田读书，到在上海各方势力间斡旋，再到夜市摊贩、文史专员，这条人生轨迹拐得很大，却又在某个层面上接上了头——回到文字、史事，与当年的理想多少有些相通之处。
1970年，杨登瀛因病去世，终年72岁。
在临终前，他对儿女一再重复的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个什么人，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这不只是对个人身世的辩解，更像是一个在夹缝中走了一辈子的人的复杂心绪——身份模糊，功过交织，但总希望有人记得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事。
多年以后，关于他早年的经历，在公开史料中逐渐被梳理出来。
可以确定的是，从1927年起，他确实以特殊身份为中共提供情报、营救同志，协助铲除关键叛徒，这些都得到了当时中央特科领导的确认。
至于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段的表现，则明显更为复杂，有些环节缺乏完整记录，也导致评价不可能简单化。
后人若试着给他下一个定义，往往很难只用一个词概括。
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坚定革命者，也不是单纯的反革命特务，更像是被时代裹挟，在两股力量间挣扎，却又不断在关键时刻向一方倾斜的那种人。
从某种角度看，他代表了一批身处旧制度、却在关键节点伸过援手的特殊角色。
杨登瀛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后来全部都成了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各自平凡岗位上工作生活。
对于父辈的经历，他们未必能完全说清每一段细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那段生死攸关的岁月里，这位老人在上海滩作过不少难以明说的选择。
而在临终前，他始终相信，有人记得，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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