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记者 刘婧汐 广州报道

2月24日，2026广东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产业融合与政策创新”分会场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重点区域，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备突出的比较优势。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香港的七八所大学中，有5所常年位列QS排名前100，3所跻身前50，华南理工大学等内地高校和研究机构也不断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其次，珠三角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堪称世界第一，能把各类技术转化落地做到最好、最多，这一能力连美国都难以企及。

再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能力依旧处于世界前列。腾讯、大疆等企业的发展也和香港的科创金融资源有着关联。

但同时他也指出，大湾区的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这三大优势尚未实现有机融合。

他提出，粤港澳三地需要携手建设共同市场，具体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这四个区域整合起来，统一规则体系，而非各自发展。香港的规则高度国际化、被国际社会认可，我们一直强调规则对接、机制衔接，这四个区域先统一规则并与香港对接，同时发挥大湾区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领域的优势，做产业加法，弥补香港的产业短板。

第二步，深化粤港合作，加快建设香港北部都会区。北部都会区对香港而言，是打造“新香港”的关键，能解决三大问题：一是住房问题，规划可容纳香港1/3的人口；二是产业问题，为香港科创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解决香港产业发展无地可用的困境；三是就业问题，依托新产业发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也能联动深圳发展，打造“新深圳”。

第三步，以横琴、前海、河套为核心，以点带面，将统一的规则、管理、标准推广至整个大湾区，形成真正的共同市场，这一工作需要各方持续推进。

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中，肩负着重要责任。针对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问题，郑永年为广东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实现路径：

第一，重新定义人才。目前，我们对人才的定义过于狭义，多聚焦于学术人才、创新人才，但工业发展不仅需要院士等顶尖学术人才，更需要任正非这样的工业人才。

第二，调整科研经费的投向，坚持“放老抓新”。科研经费要更多向年轻人倾斜，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证明，科研经费向年轻人倾斜的国家和经济体，发展会更具生机与活力，对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支持，是科创发展的关键。

第三，重新定义科研。当下，我们的科研存在重论文、轻转化的问题，我国已是世界论文大国，但论文的技术转化率极低，科研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要把研究任务写在大地上、写进工厂和车间，让科研成果真正实现落地转化。

第四，加快科研工具的开放性建设。我国有众多实验室，但各实验室之间相互孤立，缺乏开放共享，而发达国家的实验室大多互联互通、高效利用，我们要打破这种壁垒，推动科研资源的开放共享。

第五，科学理解产学研之间的关系。很多科学院院士深耕基础科研，但若要求其同时做应用技术转化、担任企业家、筹集资金，难度极大，这类“全才”少之又少，要让不同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各司其职，做好专业领域的事。

第六，真正重视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我们对工匠等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不足，人工智能时代，手工技艺、应用技术生产依旧至关重要，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优秀的应用技术人才。

第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风控体系，培养耐心资本、建立耐心制度。风投行业的发展需要长期投入，而我国目前的创投模式缺乏足够的耐心，金融服务要坚持“抓小放大”，大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有能力在市场上获得融资。

第八，重视家校共育，为人才培养筑牢基础。

第九，适度放松技术落地的监管。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不少技术因监管问题难以落地，大量技术人才和成果流向海外，我们要让本土的先进技术，能在国内的土地上深度发展。

“如果具体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资金、资源等要素能得到优化配置，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进程将大幅加快。”郑永年直言。“对广东而言，做好这些工作，是再造一个“新广东”；对大湾区而言，能助力建设世界一流湾区；对国家而言，这将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能让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