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关这一关键节点强化法治化建设，首要必要性在于通过立法引领和法律保障，将党中央关于自贸港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制度规范，为制度集成创新和各项改革提供坚实法治基础。
文｜刘静蕾
ID | BMR2004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3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岛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制度框架全面落地。封关首月，海南新增外贸备案企业5132家，离岛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6.8%，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通关超8500万元。强劲动能背后，是政策红利向制度优势的深度跨越。
这场“关键一跃”，不仅是物理围网的建成，更是规则体系的重构。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自贸港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愈发凸显。中国政法大学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研究院院长许身健，从法治视角解读了封关运作后海南营商环境的构建逻辑、实践路径与发展方向，为市场主体把握自贸港发展脉搏提供了权威参考。
01
法治筑基：封关节点营商环境的核心支撑
海南全岛封关标志着自贸港建设从政策探索向规则高地跨越，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成为这一进程的核心支撑。许身健表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竞争力。在封关这一关键节点强化法治化建设，首要必要性在于通过立法引领和法律保障，将党中央关于自贸港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制度规范，为制度集成创新和各项改革提供坚实法治基础。
封关前，海南已出台60余部营商环境相关法规和20余部政府规章，搭建起基础制度框架；封关后，面对数据跨境、离岸贸易等新业态，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更为关键。许身健指出，海南通过政府依法履约机制、营商环境问题投诉处理机制及“法治会诊”等创新制度，规范政务服务与执法行为，为全球投资者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同时，海南积极对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外商投资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持续优化法律供给，这种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速集聚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引擎。
海南特色的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具有鲜明特质。许身健表示，其核心在于构建了高位推动、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深度融合“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政策红利，以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等自由便利为主要特征，体现极强的制度竞争优势，形成具有自贸港辨识度的标志性制度创新成果。
衡量的关键指标体现在多维度数据中：第三方300项国内核心监测项中，海南有238个达到“全国前沿水平”，占比79.33%，其中法治化领域76%的监测项处于全国前沿。在司法层面，截至2025年12月，海南一审买卖合同纠纷审限内结案率达94.09%，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在监管层面，“综合查一次”累计减少检查超6万次，这些数据共同印证着“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营商环境成色。
02
监管重构：智慧与信用融合的放管平衡之道
封关前，海南已在洋浦保税港区试点“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模式，积累了局部监管经验；封关后，全岛推行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监管模式，彻底重塑了放与管的法律边界，对营商环境提出新需求。许身健表示，这一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法治能否为“放得开”划定边界、为“管得住”提供工具、为“岛内自由”构建保障，推动营商环境从边界管控向规则治理转变。
法治为“放得开”提供规则透明度和稳定性。许身健指出，一线放开并非无序放开，而是通过法律明确底线和标准。海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顶层设计，在封关前已有的60余部配套法规的基础上持续完善，将128项涉企行政许可改为“告知承诺制”，数量全国最多，通过立法强化“非禁即入”原则，让企业形成明确预期。
在“管得住”向“管得好”升级方面，许身健认为法治支撑监管应当从普遍严查向精准防控转变。海南探索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推行“综合查一次”“亮码检查”等机制，全省已创建4000多个联合检查场景，累计减少检查超6万次。同时推广“轻微不罚、首违不罚”等柔性执法方式，梳理不予行政处罚事项436项、从轻事项279项，在海口市琼山区“承诺+执法”模式下，企业再次违法率不足5%，既守住监管底线，又彰显法治温度。
许身健表示，“岛内自由”的实现，离不开法治对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主动对接。通过设立省级跨区域管辖的国际商事法庭，建立“立审执一体”化机制，并率先探索临时仲裁等制度，为跨境商事活动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纠纷解决机制，保障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封关后，监管深化聚焦系统集成和数字赋能。海南已通过法规将“综合查一次”和“亮码检查”制度化，核心目标是实现从传统管理型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下一步需打通数据壁垒，让高信用企业的“信用画像”转化为多领域便利服务凭证，让信用成为企业在海南全域自由流动的“硬通货”。放管平衡的核心在于精准，依托省“互联网+监管”系统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信用风险画像，对守信企业“无事不扰”，对风险信号启动“触发式监管”，对免罚企业配套合规指导，让执法过程成为提升企业合规能力的契机。
这套以法治为基、信用为翼、智能为器的监管创新，最终将“智慧、信用、包容”理念贯穿全链条，为海南营造政府高效、企业公平、市场活力充沛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国贡献可复制的“海南经验”。
03
纠纷解决：国际化体系的构建与瓶颈突破
封关前，海南商事纠纷以本土为主，纠纷解决机制侧重基础保障；封关后，跨境商事活动和知识产权交易将空前活跃，纠纷增长成为必然，这也是检验海南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水平的关键窗口。海南超前布局临时仲裁、商事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国际商事主体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可选择、有保障的纠纷解决生态体系，为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筑牢基础。
在许身健看来，这一机制的核心优势在于充分尊重和赋予了当事人自主选择权，海南提供“菜单式”的解决方案，充分适配多元商事主体的需求：临时仲裁的程序灵活，对标了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仲裁中心的通行实践，让境外投资者感到熟悉和可信赖；专业化商事调解则以其成本低、周期短、非对抗性的特点，为维护长期商业关系提供了优选路径。而国际商事法庭“立审执一体化”的架构，为整个多元解纷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支持和保障，确保了仲裁裁决和调解协议能够有效执行。这种“调解－仲裁－诉讼”无缝衔接、协同配合的生态，让不同需求的投资者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径，其本身的选择性和便利性，构成“优选地”的直接吸引力。
许身健认为，这些创新不仅是增设几个机构，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型开放。海南通过立法率先探索临时仲裁并成功开庭审理全国首个案件，这不仅仅是解决个案，更是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海南的纠纷解决规则正在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同时配套出台全国首部商事调解组织登记管理办法等法规，为这些新机制提供了稳定、透明的制度保障。海南正在构建一套境外投资者能够理解、能够预期、能够信任的法治“软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要将“优选地”的蓝图转化为境外投资者切身的信任感。
许身健表示，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法治信任度，还需突破两大瓶颈：一是涉外法律人才短缺，需“引育并举”壮大精通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的专业队伍；二是司法裁判需通过加强审判指导、发布双语典型案例、提供英文判决摘要等方式，提升国际社会对海南司法体系的信任。未来，海南需通过破解上述难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感知的法治实践，增强自贸港核心吸引力与法治软实力。
04
生态赋能：企业合规与发展红利的双向共赢
企业搭建适配自贸港规则的合规体系，关键在于从被动遵守向主动运用转变。许身健表示，企业的合规体系必须深度融入海南信用监管生态，信用已经不再是软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推行“亮码检查”意味着检查高度透明，企业信用等级直接与监管待遇挂钩，因此，企业的合规体系必须将海关、税务、市场准入等领域的自贸港特殊政策，与官方的信用评价体系深度绑定，把维护高信用等级作为核心战略，这样才能将政策红利安全地转化为发展优势。
法治成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主渠道，依赖制度化的政企沟通机制。许身健指出，海南已建立从省领导“政企面对面早餐会”到“营商老爸茶”的多层次平台，以及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和12345热线等直通渠道。特别是“法治会诊”机制，由营商环境建设厅牵头集合多方力量，通过“府院联动、纪法衔接、属地主责、部门支持”等方式，解决一批历时久远、难度极大的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历史遗留问题，得到经营主体的普遍肯定，成为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制度改革创新成果。
这种互动将推动实现政策红利与合规安全的双赢。企业反映的“多头检查”问题催生全国首部《涉企行政检查条例》，对轻微过失问题依法推动柔性执法，这一过程正是法治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体现。“海易办”国际服务专区、86国免签等政策优化涉外软环境；EF账户等金融开放政策让人员、数据、资金等要素跨境流动更自由，为新业态落户与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许身健强调，企业应成为规则运用者与诚信践行者，政府当好制度供给者与服务提供者，让法治成为连接政策红利与合规安全的稳固桥梁。
05
对标攻坚：差异化优势构建与未来路径展望
对标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自贸港，海南仍有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也是海南未来的发展契机。许身健认为，海南在封关运作、公共品牌建设等关键领域的规则衔接上缺乏自主培育的国际性权威认证机构和品质互认体系；人才储备有待扩容和加强，自贸港国际影响力与生活配套设施供给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法治人才引进；在跨境司法协作上，仍存在规则对接、服务供给、信息系统衔接等问题，影响协作效率与便利性。
许身健表示，构建既接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又兼具中国特色、海南特点的差异化优势需聚焦三方面发力：一是要以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规则，在医疗、教育等领域试点“资质互认”，释放RCEP与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构建全领域标准体系；二是要将国际规则转化为制度优势，围绕特色产业定制法规，如《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规定》《涉税专业服务规定》等；三是应当打造服务高水平开放的特色产业，如聚焦国际教育、数字经济等特色领域，优化公共数据共享和开发利用机制，推动新业态发展与产业融合，形成具有自贸港辨识度的制度优势。
许身健认为，未来3—5年，海南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需攻克四大核心难题：第一，法规制度体系仍需健全，部分涉及个人信用、个人破产、中介机构监管和行政程序等制度仍存在空白或实用性不足；第二，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落实仍有待加强，裁量权行使不够规范；第三，司法护航营商环境能力有待提升，“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成为影响市场主体预期的重要因素；第四，政策协同性与宣传解读能力需要加强，政府合规指导服务不足。同时，法治化营商环境在支撑新业态、新模式方面仍面临能力不足的挑战。金融服务、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等指标长期处于相对弱势，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科技金融支持、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与前沿水平仍有差距。
面对这些挑战，海南需通过五方面法治创新铸就核心竞争力：一是深化制度型开放与市场化改革，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二是加快完善与一流营商环境相适应的法规政策体系，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条例出台，探索“一揽子授权”模式。三是持续优化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环境，推广精准智能监管，研究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监管清单，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四是提升司法审判争端解决能力和执行效能。深化府院联动，破解“执行难”问题。建设海南自贸港法务区，完善“调解+仲裁+诉讼”多元解纷机制，建立涉外法治人才库，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效能。五是加强国际化营商环境法治服务水平。完善规则转化配套体系和动态研判对接机制，出台与国际通行做法衔接的监管细则。建立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便利化服务体系，提升涉外服务便利度与国际认可度。这五方面法治创新层层递进、协同发力，既精准回应封关后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需求，又全面筑牢营商环境的法治根基，为海南自贸港铸就兼具国际竞争力与本土特色的核心优势。
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更高水平开放的起点。从封关前的政策探索到封关后的制度跃升，海南正以法治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市场活力。随着法治创新的持续深化，海南法治化营商环境将从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不仅为自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自贸港注入动力，更将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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