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日以色列》报道，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在2月17日明确表示，不会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入阁，并暗示现任政府是“失败且分裂的”，他将“带领国家进入新阶段”。
此前的一系列相关事件表明，贝内特所言并非信口开河。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内阁批准多项措施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土地的控制；内塔尼亚胡紧急访美，敦促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路线；内塔尼亚胡腐败案尚未得到赦免，民众又集会要求其为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的惨重损失负责。
上述种种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前以色列政府在复杂的内政外交环境中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内塔尼亚胡亟须挽救个人政治生命的现实之举。对现任政府而言，眼下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多线政治压力测试，而其核心变量则集中于一点——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能否在危机中找到解困之道以维持执政地位。
当地时间2026年1月5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中）出席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全体会议，参加由反对派发起的一场辩论。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危机中获得的合法性正在被迅速侵蚀
以色列现任政府并非在稳定环境中诞生，而是在长期政治碎片化与选举僵局中形成。2022年大选后，右翼阵营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利库德集团重新成为第一大党，并联合宗教政党与民族主义右翼力量组建执政联盟。政治强人内塔尼亚胡也史无前例地第六次出任总理。现任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明显右移，被称为“史上最右政府”，在结构上则高度依赖多个关键小党派的支持，形成多数但不稳固的典型联合政府。
2023年10月7日以后，战争在短期内通过民族动员强化了政府权威，使该政治联盟获得了暂时稳定。然而，战争并未消除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内部矛盾，反而将其压缩并推迟至战后爆发。换言之，本届政府是在危机中获得合法性，也在危机中维持稳定。但随着战争长期化、社会压力累积以及地区格局变化，这种稳定性正在迅速被侵蚀，政府逐渐从“战时团结”状态转向“准选举政治周期”。在这一背景下，内塔尼亚胡必须不断通过政治与安全议题来巩固其领导地位，这也成为理解当前政府行为的重要线索。
内政困境：个人赦免、征兵法与预算期限的叠加压力
当前政府面临的最直接挑战来自国内政治与制度层面，这些压力共同构成其执政稳定性的核心考验。
首先，有关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司法问题始终悬而未决。2019年11月，以色列总检察长以受贿、欺诈和损害公众信任的罪名对内塔尼亚胡提起Case 1000、Case 2000和Case 4000三案的指控。2025年5月法院首次正式开庭审理，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史上首个受审的在任总理。2019-2022年间，以色列经历五次议会选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争论是否允许一位受刑事起诉的总理继续执政。这一问题导致政治阵营高度分裂，直接影响政府组阁稳定性。
截至目前，内塔尼亚胡腐败案仍在审理之中，这期间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健康和其它原因拖延审判。这一司法压力也在反向影响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决策。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与联盟支持，他通过强化安全议题与推行右翼政策来重建政治主导权，比如在伊朗问题、领土政策及战争议程上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由此，内塔尼亚胡的个人法律处境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相互嵌套的关系：个人司法风险越高，其政策越倾向于安全优先与联盟整合。这意味着，以色列当前的强硬政策，部分是对外部威胁的反应，也有部分是出于内政压力与政治生存的战略选择。
其次，围绕哈瑞迪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是否应服兵役的立法争议，已经从一个长期社会问题升级为可能决定政府存续的制度性冲突。过去二十多年间，多届政府尝试通过立法在宗教学习权利与国防义务公平之间寻找平衡，但相关法律屡次遭到最高法院以违反平等原则为由判定违宪或失效。现任政府试图通过“有限征召”、“大规模延期”、和“经济激励与惩罚”并行的方案在宗教权利与兵役公平之间寻求平衡。但由于宗教政党本身是执政联盟的重要支柱，这一议题直接触及联盟结构。该争议体现了三重冲突：世俗社会要求兵役公平，宗教社群担忧传统的生活方式被破坏，执政联盟内部存在利益分配矛盾。在战争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具敏感性。士兵伤亡与长期动员强化了社会对兵役公平的要求，使征兵问题成为国家认同与社会契约的核心议题。一旦处理失当，宗教政党退出联盟的风险将迅速上升。
再者，年度预算通过的截止机制也可能成为现任政府制度性倒台的催命符与触发器。根据《基本法：国家经济》及相关修订条款的规定，如果政府未能在法定期限内通过年度预算，将自动触发议会解散程序，并导致提前选举。对应到当前的政治周期，最终表决死线为每年的3月31日。如本届政府无法在3月底前通过国家预算，将引发政治危机。在当前背景下，作为执政联盟支柱的宗教政党可能利用预算谈判推动征兵法为之让路，叠加效应使得政府对内的议价与协调压力倍增。
2025年12月29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海湖庄园举行联合记者会前握手。
域外因素与地区战略：在军事弹压与外交策略之间
除内政困境外，当前政府还面临来自地区与国际层面的多重战略压力，这些外部因素与内政问题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拷问政府的承压能力。
地缘政治层面，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和伊朗核谈判与以色列的战略被动问题，这构成以色列最重要的外部变量。以色列政府明确要求任何协议必须拆除伊朗核基础设施，否则将保留单边行动权。
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将减轻以色列的战略负担；如果美国既不行动也不禁止以色列行动，以色列可能自行采取打击措施；如果美国明确反对以色列行动，则以色列出手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
美国是选择外交妥协、军事打击，还是继续维持高压但不越线的威慑态势，都将直接决定以色列的行动空间。这种依赖，使以色列政府在国家安全最核心的问题上处于某种被动等待的状态。但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色列社会形成了一个广泛共识——国家不应再被动等待威胁形成，而应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这种心理转变使得任何被视为纵容伊朗核能力的外交方案，都可能在国内遭遇强烈反弹。因此，即便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妥协性协议，以色列政府也将面对来自国内政治与舆论的讨伐。
对内塔尼亚胡个人而言，他近期强硬表态，要求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摧毁伊朗核设施，这不仅是安全政策的考量，更是其巩固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手段。在国内右翼与安全派舆论支持下，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立场成为其维持政治生命的重要工具。
另一项有争议的举措，是政府批准对约旦河西岸土地进行事实吞并。西岸土地登记政策获得了右翼与定居者群体的支持，通过推进领土政策，内塔尼亚胡能够巩固右翼联盟基础，从而在政治上对冲内政与司法压力。但代价是外交空间收窄与国际压力陡然上升：以色列政府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冲击。
当地时间2026年2月4日，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北部的“E1走廊”拍摄的画面显示，车辆在以色列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行驶。
作为与西岸在地理和历史上联系最紧密的国家，约旦指责以色列政府此举违反国际法，将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并多次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埃及通过外交部声明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此举会加剧地区紧张。沙特对此明确谴责，强调损害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政策会成为影响推进以色列-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沙特是《亚伯拉罕协议》未来扩展的关键国家。
《亚伯拉罕协议》的停滞又给政府造成了地区性的外交困境。以色列在过去数年推进的《亚伯拉罕协议》原本旨在通过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构建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体系。然而，战争使阿拉伯国家的国内舆论明显转向更为反以的立场，最近的西岸土地政策又进一步火上浇油，导致这些国家在外交政策上面临很大的内部压力。这直接削弱了协议继续扩展的空间。
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这带来了一个两难局面：若继续推动与沙特等国的关系正常化，可能需要对巴勒斯坦问题做出一定让步；若坚持强硬安全路线，则可能使正常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从现状来看，以色列断然不会接受任何损害其国家安全利益的让步，即使是为了推进协议。这意味着，其外交战略与国内安全共识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而这种张力可能转化为执政联盟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政策冲突，从而削弱了政府在外交层面的战略灵活性，也会加剧执政联盟内部在外交路线上的分歧。
综合来看，当前内塔尼亚胡政府确有内外交困之势，正经历政治生命与国家战略交织的关键考核期。内部层面，总理的个人司法危机、征兵法争议和预算投票构成了主要压力；外部层面，伊朗核问题、领土政策争议与地区外交停滞需要谨慎决策处理。这些因素互为变量，彼此影响，任何一处决策失当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现任政府的政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各项问题的平衡治理能力。
内塔尼亚胡已然是以色列政坛的常青树，作为连任最多、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其政治才能无可厚非。然而，长期陷入军事行动的泥淖给以色列政府积了太多“债”未清偿，强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也无法为内塔尼亚胡提供“终身政治庇护”，一味地拉拢宗教政党必将造成世俗党派离心，埋下联盟分裂的隐患。即便内塔尼亚胡再长袖善舞，其中的许多矛盾是明显难以调和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任政府未能通过多线压力的测试而应声倒台，下一届政府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配置？是否能在上述议题上有更优解？是否有人比内塔尼亚胡更具能力带领以色列走向未来？
（徐婷瑶，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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