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将领们想极力摆脱自己的文化血脉，但“身体很诚实”|乌克兰|乌军|俄军三防部队司令|俄罗斯|苏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红姑娘】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他对这桩事情，一点不知道；有位年轻的姑娘，为他日夜想。河边红莓花儿，它已经凋谢了；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

这是由长影厂孟广钧老师翻译的1949年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俄语直译《库班哥萨克》）中最著名的一首插曲歌词。孟老师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由于当时（1950年）国家百废待兴，文献资料匮乏，他并不知道俄/乌语原文中的“卡琳娜”（Калина）到底是什么，“红莓”这个汉译是他“盲猜”自己山东老家一种覆盆子类浆果的形象敲定的。后来他发现，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木绣球或琼花的远亲、一种大型忍冬科灌木——红荚蒾（学名Viburnum Opulus）：

“红莓花儿”——红荚蒾，即“卡林卡”开出的花（雪球花）实际外观

红荚蒾的花序洁白蓬松宛如雪球，结成浆果后在阳光照射下很快熟透，在极短时间内从青涩变为粉红、再变为“火热”（俄语калить“卡丽姬”/乌语калені“卡丽耶妮”）的深暗红色，因此被称为“卡琳娜”（Калина）——“热烈之果”；以及一个中国人理应熟悉的发音变体——著名俄国民歌《卡林卡》这个音译的标题“卡林卡”（Калинка）。

正如使用《红莓花儿开》的《库班哥萨克》电影表现的是一帮与扎波罗热、北高加索两片土地都有紧密历史羁绊的人，红荚蒾也是俄罗斯-乌克兰世代共享的文化意象。它象征着热恋和少女的青春，含有“魅惑”乃至一定情色蕴意，但果实有毒、甜中杂有酸苦，也暗喻苦涩、欺骗和爱人的分离。

资料表明，用荚蒾花代替苏联橡叶月桂作为乌克兰军队象征的主意，最早是1990年代初一个叫В. Петровський的海军少校提出的：

红荚蒾浆果（左）；1993-2016年的乌克兰陆军标准臂章（中）；同期乌军警（及其他着制服的政府和哥萨克协会系统）将官服领口的金肖绣荚蒾果叶形象（右）

从2014年到如今，回首当年乌克兰这些荚蒾图案的标志服饰，竟有种吊诡的感觉：如果从苏联、或一定程度上后来的俄罗斯立场出发，这种植物成为乌克兰军队的象征，也算冥冥中自有天意了。

2004年乌克兰纪念苏联解放60周年大阅兵（左）；2014年左右的乌顿巴斯亚速营纳粹分子（右）

俄乌战争已开打四年，超过了解放战争持续的时间。从苏联谚语“家鸡不是鸟、保加利亚不是外国”（«Курица — не птица, Болгария — не заграница»）的时代到今天，毛子们在半个世纪里如何把一盘好棋下到稀烂、两个曾合并近350年的民族如何走到这一步，已有汗牛充栋的地缘政治分析，笔者就不再搅和了。本文只想聚焦这一过程中最表面化、也最涉及“国族认同框架”的一块——“乌克兰军队外观形象的重塑进程”，从文化建构层面探讨一个问题：

苏联解体、尤其2014年乌东开战以来，乌克兰（其实也包括俄罗斯）的历届政客，是如何在治国各方面大多趋于失败的同时，成功将乌军从苏联红军的一部分（基辅军区）、当今俄军“前世”的同志和战友，转型重塑成现在（至少开战前夕至战争前三年）这支士气高涨、作风残暴、抵抗意志坚决、甘心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地缘利益充当炮灰，上下都深受纳粹和其他反共意识形态“天意”侵蚀的反俄力量的？

乌克兰人维克多·穆真科（Виктор Муженко）大将的军旅生涯：作为苏军列宁格勒联合指挥学院83级应届学员（左），作为乌军总参谋长（中），作为乌军总司令退役前（右）

“政府外观”的变迁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回顾文化形式与内容间辩证统一关系在后苏联俄乌关系破裂进程中的表现，提供一个管窥当代乌克兰悲剧历程的特殊视角。

序章（1991）

——你是什么军？哟，为谁去战斗？你听谁号令？哟，旗帜在谁手？ ——我是子弟军，哟，换天改地球；肖斯是司令，哟！擎旗在前头。哎！嗨，哎，擎旗在前头。官兵同苦甘，哟，红血不白流；收拾旧河山，哟！赶走豺狼狗。哎！嗨，哎，赶走豺狼狗…… ——《肖尔斯之歌》，1936年（肖尔斯即传说中“乌克兰的夏伯阳”）

1991年12月6日，苏军独立55红旗通信团举行了一场完全苏联政工风格的宣誓仪式。全团官兵除拒绝效忠的外，逐个迎接并亲吻新的黄蓝国旗，宣誓向乌克兰民族效忠，从此成为主权公投通过后第一批法理上的“乌克兰军人”。

第一个月的乌军官兵，仍穿着完整M69军服、头顶缀着镰刀锤子红星帽徽、肩扛“苏军”（СА）肩章，同时举着黄蓝国旗和带列宁头像的军旗。目前已知的第一种由乌政府自行设计制作的乌军标志服饰，是1992年1月5日在苏军驻乌内卫某部改编为“乌克兰国民近卫军”（Національна Гвардія України，乌克兰共和国1991年底自行立法设立）的仪式上，发放的两块暗红色矩形士兵肩章：

注意图中列兵的暗红色肩章是新的。肩章上的字母已不再是“СА”（苏军）或“ВВ”（内卫），而是“НГ”——Національна Гвардія（国民近卫军）

——你是什么军？为谁去战斗？你听谁号令？哟，旗帜在谁手？

在直面这一系列问题时，多数军人选择了闭眼，少数人选择了拒答——例如，年轻的基辅海军政治学院应届毕业学员、基辅军区第2教导团四连政治副连长（指导员）——安德烈·帕利是后者中的一员，他是1947年乌克兰西部剿匪中被乌民族主义分子杀害的苏军政工干部伊格纳季·布加耶夫的曾外孙。

现在，基本脱胎于苏联体制的克拉夫丘克集团，用分裂一个已维系数百年更大共同体的方式，终于带着乌克兰民族取得了完整的国家主权；至少当时他们看来是如此。几百年来的一代代“乌克兰化”先驱者精英，或是寄望列宁的联邦制理想、或是追随彼得留拉匪帮，或在纳粹入侵时卖身投靠；所有这些人站在不同立场上追逐的“乌克兰民族国家”梦想，突然以一种超出一切最狂野预期的程度变成了现实。

这些人已经塑造了新的国家格局。他们必须沿着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走下去，去塑造自己的民族历史和认知、建构新的历史逻辑，以巩固这套叙事的合法性了。

然而，这注定将是一场走钢丝。

“三叉戟化”与“改革回滚”（1992-1994）

1992-1993年的乌军仪仗队

手握一支“凭空得来的军队”，新生的乌克兰主权国家需要尽快建立起它们与本地区、本民族的归属感，搭建他们与乌克兰民族传统的联系。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这支军队完全建构在苏联传统和专业标准上、继承了苏联的整套军事文明，尝试完全切断它与苏联共同记忆的历史联结，不仅十分危险——俄乌1990年代围绕瓜分红海军黑海舰队的漫长纷争（马卡洛夫厂长的航母名言正是其产物之一）就是例子，而且根本不现实。

这使得，在上述“走钢丝”进程的最初阶段（1992年2月到1994年），乌军的新领导们只大致做成了两件事：

一、在已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跟随文职政府采用后者通过的乌克兰新象征；二、清除戈尔巴乔夫在军事领域的最后遗产——发布即夭折的苏军M91军服（“1990年原型”）留下的大部分“西化”遗毒，恢复M69苏军的“豪华正统”基调。

从某种意义上，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1992年2月，留里克王公弗拉基米尔一世的徽记——“特里祖布三叉戟”被定为乌克兰国徽。作为基辅罗斯中后期多位君主的纹章，三叉戟理论上可以被视为俄白乌的共同民族遗产，但近代（1918年以来）彼得留拉匪帮和1940-50年代的乌克兰反叛军都拿它作象征，使其和双头鹰、柏康理亚（白俄罗斯1991-1994年国徽）一样已经沾上了相当程度的反苏色彩。

问题是，独立之初的乌克兰，共产主义者不仅在军队、而且在政府中（当时已实行多党制）也占据名义上的绝对多数：1990年当选的第12届乌克兰最高苏维埃450名议员中，保守派共产主义者（“239党团”）占据239席、“改革派共产主义者”（苏共戈尔巴乔夫派系的分支）占41席，反共派系的议员虽然声量很大、占据了“舆论政治正确”，但只占四分之一强。

资料记载，苏联解体之初，1991年《乌克兰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者、最资深的在世“乌独”人士之一列夫科·卢基扬年科（如图）以二战苏军老兵身份跑到乌白边境的贡恰里夫斯克军城视察“新乌军”，提出完全独立后的乌克兰军队应效仿波罗的海三国另起炉灶，不应继承苏军的番号、荣誉称号、标志服饰等任何文化遗产。

结果，这一想法遭到乌军官兵强烈抵制，卢基扬年科被尴尬而不失礼貌地请了出去。

卢基扬年科自己实际上原本也是苏共基层干部，他是1958年“乌克兰工农联盟”(УРСС)的主要创始人。这个地下组织的纲领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但认为苏维埃乌克兰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搞成了“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初衷

在这样的“国情”下，1992年乌军新形象的设计者们和两三年前苏军M91原型军服的设计者一样，用一种最摆烂的方式完成了任务——将苏联审美框架与各种1918年“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彼得留拉匪帮）选用过的“乌克兰传统”元素粗暴嫁接在一起，组成一个新帽徽，其余一切不变：

1992-1994年乌克兰士兵帽徽的三个设计方案，分别是将苏军士兵帽徽中央的红星换成了新国旗、新国徽、纯三叉戟

最终采用的椭圆蓝底三叉戟图案中，椭圆外圈只是为了配合沙俄-苏联（1950年代后）传统军官帽徽（俄乌语俗称“坚果”）的内圈形状。

1955-1992苏联（左）与1992-2016年代乌克兰（右）陆军军官帽徽

1955-1992苏联（左）与1992-2016年代乌克兰（右）空军军官帽徽

不过严格来说，这种“一切不变”也不是真“一切”的。乌军高层们权柄到手后，毫不犹豫地废除了戈尔巴乔夫末期开始推行、现在常被称为“M91”的苏军新军服式样。

胎死腹中的苏军M91军服是“新思维”和苏联末期经济崩溃形势的共同产物，1989年基本设计完成、1990年开始展示，1991年起开始在驻各共和国苏军中陆续小规模换装。如果这套军服换装完成，苏军留在世上的“最后形象”会发生彻底变化：

简单地说，M91方案大刀阔斧废除了俄苏军队传统中繁复的等级差异，从义务兵到元帅，开领常服和关领野战服式样完全相同；

陆军色调从棕卡其色调整成了“西化”的冷绿色，空军常服仿效美国改为完全独立于陆军的蓝色；

废除了军官和士官阅兵礼服（礼仪场合通过常服配金色肩章和白衬衫实现），废除了成本较高的金属丝装饰帽带；

废除了将官的繁复礼服品种、精美的刺绣、区别于基层官兵的国徽扣子（现在从列兵到元帅扣子全是苏联国徽）和双排扣款式；

废除了军官区别于士兵的兵种色牙线，废除了俄苏军事传统中颜色鲜艳的植绒帽墙和平行四边形领章（改为美式的单一金色领花）；

废除了俄苏军事传统中缝死在肩上的四边形肩章和用系绳固定的宝剑式肩章，野战服改为美国风格的肩袢+金属军衔，常服改为套式硬肩章；

最激进的是，废除了红军1918年以来一脉相承的陆空军镰刀锤子红星、海军白圈铁锚红星帽徽（参见笔者2022年的文章），改为一种按兵种微调的统一式样。

由于苏联解体、统一的独联体武装力量于1992年春崩溃，M91换装只在小范围实现，各共和国一边消耗数量巨大的M69库存，一边不同程度继承M91军服成品的“设计思路”开始自行设计新军服。其中，在叶利钦领导的俄联邦和亚美尼亚，M91几乎原封不动地演变成俄联邦M94条令，一直用到2010年后；1994年卢卡申科夺取白俄罗斯政权后，废除了短暂的西化改革，白俄军队的第二种服装条令也回到M91轨道上，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在同时期的乌克兰，除空军换装蓝色军服外，乌军几乎拒绝了M91的全部价值观和改革方向。

1993年时任乌国防部长拉德茨基（左前绿圈）视察新军装设计。可以看到，当时乌克兰也设计了继承M91、与俄M94相似的“节俭版”将官服（红圈内），但方案最终被高层否决

可以注意到，一方面，1990年代初的乌军高层比莫斯科的同行更加保守、更倾向于维持“苏联正统”的外观审美，对“向西方看齐”缺乏兴趣。作为唯一拒绝了独联体维持统一兵权提议的主要加盟共和国，当时的乌克兰，似乎在军队形象上有意识地与俄罗斯和其他各国拉开距离：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军队的臂章式样方案

另一方面，这些将军们比俄罗斯、亚美尼亚的同事更拒绝“由奢入俭”，在同样恶劣的国家经济与财政条件下，更坚持维护昂贵高级服饰、及其背后象征的“体制生活方式”传统——在乌克兰新军服条令中，苏联将军们的羔羊皮“帕帕哈”帽、双排扣冬夏礼服、昂贵的大面积金肖绣、鲜艳的植绒帽墙甚至“元帅星”，全被保留了下来。

苏联元帅（左）、1992-1994俄罗斯大将（中）、1994-2015乌克兰大将（右）

红荚蒾和覆盆子（1994-2016）

军队的礼常服承载国家意识形态和形象，必须做出能在国际上立住脚的“民族风格”。对于新生的乌克兰，这意味着需要属于本民族的独特事物作为符号象征。

问题在于，作为东斯拉夫文明核心成员，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或多或少都与俄罗斯共享；尤其麻烦的是，由于乌克兰民族自1654年以来一直依附于俄罗斯，除几个特例外，“乌克兰独有的军事文化”几乎全是基于“反俄族”（考虑到乌国内俄语主导的现实和军官团中几乎清一色的俄语人口，这很麻烦）、或“反苏叛乱势力”的文化。

前面已经有提及，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乌克兰，“正义的保尔和苏维埃军队打败了彼得留拉和班捷拉匪帮”这种苏联叙事虽然丧失了意识形态推动力，但由于历史惯性仍在军中延续着；这导致了1990年代乌克兰建立新国族认同之初，大多数将“近代乌族独立军队装饰元素”作为“民族特征传承”引进军队的尝试都推不下去。

Віктор Карпов的论文举了一个例子：1993年О. Сивідний为乌克兰总参谋部设计了一个“交叉箭羽锤（пернач）置于四角星上”的图案（如图）：

（左）1993年Сивідний设计的总参标志图样。（右）箭羽锤

结果，乌军总参谋部果断拒绝了这个标志。因为按解说，它是从斯科罗帕茨基部队的总参谋部历史图样那里“继承”来的，而这个“斯科罗帕茨基”其实是1918年狗咬狗推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即彼得留拉匪帮）成立、后被苏联红军——当时乌军总参军官们当了一辈子兵的地方——消灭的傀儡政权！

（左）苏军M69少将常服；（右）乌军少将常服，1994-约2005年

最终，发音相似（“玛琳娜”-“卡琳娜”）、且都可象征爱情的覆盆子和红荚蒾，成了民族主义者和“苏联遗民”们的最大公约数。

1993年10月，新上任的乌克兰国防部长维塔利•拉德茨基（Виталий Радецкий，见前图）视察了乌军新军服的设计工作。不久，乌军新式军服、军衔陆续发布，以上图的将官常服为例，显然可见其式样与苏军M58/M69几乎完全相同；除帽徽改变、面料底色改成了“湿蒿草”灰绿色（下节提到）外，二者仅存两处明显差别：

1.荚蒾刺绣代替了苏联的月桂刺绣； 2.牙线、帽墙颜色由苏联正红改成了偏粉红的“覆盆子”。

这版军服的列装，标志着乌克兰军队的“自我认知塑造”进入了“小苏军骄傲传统”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象征文化漫长拉锯的时期。

红荚蒾灌木是乌克兰独立后设定的两种国树之一，但比另一种（柳树）更加“民族”；谚语“没有柳树和荚蒾就没有乌克兰”（Без верби та калини немає України）可以简化成“没有荚蒾就没有乌克兰”（Без калини нема України），但笔者从未见过去掉荚蒾只保留柳树的说法。

这句谚语可以有两种方向的理解：

一方面，现实中的红荚蒾是基辅罗斯时代以来东斯拉夫人传统农村生活的重要组成元素，这使它作为一种文化意象早已深深扎根于地域民间艺术中。

在乌克兰传统中，荚蒾浆果象征少女的童贞（乌语“荚蒾”калина和“小女孩”дівчина押完美韵），它的种子（酷似心形）则象征着对爱情的忠诚。荚蒾灌木也带着同样的“未婚少女”隐喻义，与因可无根（扦插）生长特性象征“生育”的另一种乌克兰国树——柳树相对。

一首乌克兰爱情歌曲《红莓不是柳》（А калина не верба）里唱道：

“风儿从山顶上吹过啊，情郎一整夜陪着我……红莓啊，红莓啊，你不是柳树；姑娘啊，姑娘啊，我还是个小姑娘……”

该喻义还有一个可追溯到古代斯拉夫多神信仰的引申意象：荚蒾是“横死于花季女孩的身体”变成的；这一民间神话有多个变体，写入乌克兰小学课本的“荚蒾箫”讲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版本——被亲人谋杀的小女孩的灵魂寄居在荚蒾丛中一段空心的树枝里。当其他人摘下这段树枝做成箫吹奏时，她就会发出人言，最终指认出凶手。

总的来说，荚蒾是一种非常“少女感”、与婚恋强相关的意象。这与它在俄罗斯文化中基本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细节上，例如南俄部分地区“少女贞洁”的象征物是雪球状的荚蒾白花而不是浆果、“破碎的荚蒾”常用于暗喻“被欺骗/被辜负的女孩”等。这部分意义上，荚蒾是一种具有“东斯拉夫民族共同体”文化色彩的东西。

然而，“没有荚蒾就没有乌克兰”谚语的另一方面含义就比较微妙了：与俄罗斯部分地区相反，荚蒾灌木在乌克兰，有一重额外的象征意义——“故土”。

未经处理的红荚蒾浆果不仅极其涩苦，而且有低毒。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只有千年来一直采食荚蒾的乌克兰民族获得了适应性，可以直接食用其浆果而不发生不良反应——因此，战乱和饥荒年代里，荚蒾浆果是只有“视乌克兰为故土的人”才能以之果腹的天赐礼物，宛如耶和华赐给犹太人的玛那；只有能正确采摘并制作出荚蒾果酱等传统食品（去除苦味和毒性成分）的人，才是乌克兰“自己的人”。

前面提到的“荚蒾箫”神话也有一个与这种民族叙事结合的变体：荚蒾树是鞑靼人入侵时砍碎的乌克兰女孩尸身血肉化成的复仇之树。她永远以鲜艳的美丽，迷惑“非这片土地所生养的人”陷入沼泽和毒果。

（左）乌克兰绣（вишивка）上的红荚蒾图案；（右）童话故事——荚蒾箫

由于荚蒾在乌克兰这层寓意，蓄意破坏某家的荚蒾灌木是一种严重挑衅和“誓不两立”的象征，而“被摧残的荚蒾树”形象则逐渐成为“乌克兰山河破碎”的一种文艺表达。近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早期歌曲之一、1940年代班捷拉匪帮曾用作战歌的《草地上的红荚蒾》（Ой у лузі червона калина）就利用了这种意象：

“草地上的红荚蒾树哟，嘿嗬，嘿嗬，被压弯了腰，我那光荣的乌克兰哟，嘿嗬，嘿嗬，在风雨飘摇。快快扶起那红荚蒾哟，嘿嗬，嘿嗬，我们要把那，光荣的乌克兰来振兴哟，嘿嗬，嘿嗬，万万岁！……”

由于荚蒾意象的这种两重性，1990年代的乌克兰设计师们把它弄到军服上，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在主张俄乌团结的人眼中，它可以是“无害”的东斯拉夫文化同气连枝的象征；而在反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眼中，它也有政治“正确”的寓意。

出于类似逻辑，引入了上述的另一个乌军服饰基调——覆盆子。

一方面，“覆盆子”这个颜色曾在苏军序列中长期作为“主色”存在过：

1970年代苏军兵种色体系简化前，覆盆子色被用作军医/司法/行政等人员的兵种色。而在更早的胜利礼服时代、一直上溯至红军草创之初，覆盆子红则是工农红军的基石——步兵的兵种色。

早期M69苏军服饰中的正红（左）与覆盆子红（右）

另一方面，覆盆子色是哥萨克文化的代表色，而“哥萨克的酋长（盖特曼）国”是乌克兰作为单独认同脱离基辅罗斯或“俄”罗斯历史的起点。

马泽帕、湿蒿草和“早期审美纳粹化”（1994-2016）

覆盆子粉红作为相对中性的“哥萨克文化代表色”，一旦计较起来，实际上可以视为一些1990年代因“反俄”难以在乌克兰落地的其他哥萨克服饰元素——例如，可追溯到17世纪的前沿分岔帽（马泽帕帽）的替代品。

历代莫斯科中央和乌民族主义者同时认可的赫梅利尼茨基（左）、争议巨大的马泽帕（右）

中国人近年大都听说过，克里米亚1954年划界的由头是庆贺1654年的俄乌合并。当时，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酋长领导的草原“边地”——乌克兰——哥萨克们与莫斯科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宣誓效忠，换取后者帮他们抵抗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暴政。

然而历史上，莫斯科仅12年后就背着哥萨克酋长国与波兰停战签约，以第聂伯河为界瓜分了他们的全部土地：以莫斯科本位视角（将哥萨克酋长国视为正式俄国领土），俄罗斯割让了除基辅外的整个右岸乌克兰。这时，撕裂历史走向的伊万·马泽帕横空出世；他暂时挽救了哥萨克酋长国，但押错了赌注，公开撕毁两部佩列亚斯拉夫条约、投奔瑞典与彼得大帝为敌，1708年被其击败，埋骨异乡，哥萨克酋长国也最终演变为沙俄帝国的基辅省。

马泽帕死后，彼得大帝为他特设了一枚重5公斤的“犹大勋章”，下令正教会将他绝罚，并年年诅咒直到永远。这一“教义”自沙俄解体后逐渐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但苏联解体之初，乌克兰正教会奉莫斯科宗主教圣统的派系（苏联政府长期认可的“正统正教派”）仍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坚持每年办一场诅咒仪式：

这个诅咒仪式上的布道词（非诅咒令）颇具“扎波罗热哥萨克给苏丹回信”式的喜感。参考译文供读者体会信仰这一派的乌族正教徒对“乌克兰反俄”时的应有心态

在这种“信仰东正教”绑定“诅咒马泽帕”、“诅咒马泽帕”绑定“信徒天经地义以卫道护教心态反对‘乌克兰背叛俄罗斯’”的环境下，1990年代乌克兰军队第一次引进马泽帕帽作为制式便帽的尝试就遭到了失败，原型单品（下图左上）在少量生产后很快被废除。

马泽帕帽的特征是外侧有一圈假护耳，沿前沿分为呈大致三角形斜开的两片。由于马泽帕成了“最早与俄罗斯开战的乌克兰人”，历代反俄乌克兰民族武装都喜欢用这个式样作为制式军帽

然而，这种便帽采用的灰绿色被保存了下来，并最终成为1994年乌军新陆军常服的标准面料。下左图合影直观展现了这种颜色与原本苏联陆空军卡其黄色的差异。这种灰绿色在乌官方被称为“湿针茅草”（мокрая полынь），取自俄乌农村常见的蒿草或鼠尾草。

乌克兰官方从未承认陆军的“湿针茅草”灰绿色调曾经调整过，但就实物来看，大约在库奇马时代末期（2000年代初），乌陆军在染料中增加了绿色的饱和度：

1994年乌克兰波尔塔瓦红军营军事通信学院毕业照（左上）；针茅草（右上）；2000年前（左下）和2010年前后（右下）乌军陆军灰绿面料在相同光照下的对比

二战早期，有些乌克兰反叛军曾同时与苏联红军和纳粹德国作战，缴获了少量“原野灰”（Feldgrau）色的德军服装；随着班捷拉集团与纳粹合流，个别反叛军在德国支持下又制作了一些具有独特制式的灰绿色军服。战后之初的西乌克兰地区很不稳定，反叛军继续活动了数年，民间反苏情绪较强；在长期口口相传中，这种灰绿色逐渐被塑造成了反叛军的“文化品牌”。

下图三个所谓“乌克兰反叛军老兵”，头戴的马泽帕帽是新生产的，而身上穿的实际上是东德人民警察1970-1990年代的中低级警官常礼服（与二战德国国防军的灰绿色相似）：

熟悉东德历史影像的人看到这照片只能笑到根本停不下来

虽然没有发现明确的官方表述，笔者的猜测是，克拉夫丘克时期乌军最初的“湿针茅草”灰绿色不管是谁设计的，本来确实有向1940年代乌克兰反叛军致敬的意思。但库奇马上台后，有人通过简单增大颜色饱和度，不动声色地将这个“致敬”抹掉了。

总结一下前三节：

在一个历史极其复杂、舆论思想不断动荡的转型国家里，小小的军队标志服饰，曾经一直凝聚着“狂热理念疯子”和“腐败的裱糊匠”、“魔鬼合作者”和“假装可以一切照旧的恋栈遗老”、“保守这个派”和“保守那个派”之间的暗战。

“红荚蒾-覆盆子”时期的乌军，整体表现出对苏联红军文化审美强烈的恋旧本能。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方面，在乌克兰脱离了共产党宪法领导后，这种恋旧是自上而下、后继无人的。随着时代前进、高级将领退休，它在自然地日渐趋于消亡。

另一方面，这种对“苏联美学”的偏好，不是对苏联的迷恋，只是对苏联官僚特权生活习惯的迷恋。

从苏联体制领导岗位上走出来、走进“解体时代”和市场经济的老一代乌克兰精英官员们，他们留恋苏联的色彩穿搭、面料裁剪和衔级标志，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仍然有信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仍然有信心，不是因为“敢于去建成下一个苏联、并把它运作得比上次的好”；而是因为习惯了苏联时代的思维方式、等级秩序和官僚待遇。这使得他们既心安理得地与90年代的“民主自由”、私有化和社会犬儒化浪潮同流合污，使年轻一代乌克兰人看不到希望；又思想僵化、懒惰躺平，从不思在大势中逆流而上，为握在自己手中的独立国家探索一条发展进步的前途。

如果说尤先科之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只到达了认识论的第二层，那么这些接受马列主义哲学教育多年、如今表面上仍留恋共产主义审美的人，从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到亚努科维奇，不仅没有在经济崩溃中反思改进、把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方式上升到第三层，反而还恋栈在第一层个人福利和退休金的舒适旧梦里！

那些从基辅军区进入独立乌克兰军队的老将军们留恋苏联风格的帽徽和领花，但想“留住”的却不是镰刀锤子红五星，而是符合他们认知中将军地位的印度丝刺绣的形状

某种意义上，这是乌克兰共产党二十年时间里节节溃败，从执政党、第一大党团，倒退到2012年大选中450个席位仅得32席的根本内因；这也是乌克兰民间“反共清算”压力及其所承载的反俄情绪日益滋长，最终压倒体制内的共产主义文化残余、产生使西方势力尤其纽兰之流，趁虚而入、颠覆政权土壤的根本内因。

终章：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2016-）

2014年是俄乌关系的分水岭。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证明，2013年基辅“广场革命”者们对国家“向西转”光明前途的梦想，不过是纽兰的毒饼干；但和中苏分裂时“将党际争论延伸到国家关系、以军事冲突代替外交斗争”的模式如出一辙，莫斯科直接将合作条约争议升级为军事干预、扶植代理人与乌军进入热战，却不愿投入全力一棍子将当时可视为非法上台的图尔奇诺夫基辅政权锤死，使这个圈子的掌权得以从非法演变为合法、东乌顿巴斯地区则长期维持在了一种“敌人得不到制裁，仇恨却一直在累积”的低烈度战争状态。

这导致了三个结果：

原本完全想象不到自己能与谁为敌的乌克兰军队，用足够长的时间对“俄军是我们的职业敌人”达成了共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长期对空扯淡的“武装反俄悲情”，既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又有了安全的落脚点；乌军中遗留的苏联审美和亲俄惯性，在国家安全危机面前，彻底丧失了作为“潜规则”继续存在的道理。

仗打到现在，人们很容易忘记了，两套军装里的姑娘们其实是同一代人、甚至可能就是同一批

2015年起，乌克兰军队预算开始大幅增加，兵力由克里米亚事件前的12万人直接翻倍至25万人；2015年8月，奥列格·米卡茨成为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位从未在苏军中服役的将军。

2015年11月18日，波罗申科下令乌军各部队、各机关从全称中删除苏联时期的荣誉奖章称号，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2016年9月6日，波罗申科再次下令，乌军各近卫部队——苏联红军二战时英勇奋战的产物——从全称删除“近卫”一词。2016年至2018年间，第24红旗乌里扬诺夫斯克摩步旅更名为“第24丹尼洛国王旅”，第72近卫红旗步兵旅更名为“第72黑哥萨克旅”，第93近卫红旗步兵旅更名为“第93霍洛德尼·亚尔旅”。

从马泽帕到彼得留拉匪帮、从钉头锤到班捷拉分子，乌克兰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军事传统”与纳粹余孽文化携手迎来了大规模复兴。

2016年，乌克兰军队全面换装，从空降兵的蓝色贝雷帽到矩形肩章，带苏联审美的各种外观在表面上被一扫而空。

当年在换装新闻评论区怀疑“他们”不敢大改空降兵形象的乌军老兵，2016-2021五年间发现自己从“支持抗击俄军的激进派”变成了“还在维护苏式审美的落后时代的保守派”

笔者对乌军现役服装不想做评价，不过这个空降兵贝雷帽的事值得提一提：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兵役制，参军并不光荣（只是男人的本分，理论上每个人都要当），但当兵被分配到空降兵却是光荣的——苏军空降兵有类似我国志愿参军的严格体检和内卷竞争，被“录取”意味着强大的体能天赋和刻苦训练获得了回报和“认证”。

因此，空降兵的蓝色贝雷帽是斯拉夫男性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荣誉，可以在民间生活中直接变现为“异性吸引力”加成，不是当步兵获得的大盖帽之类东西可比的。2017年，在“去苏化”运动中，波罗申科将乌军空降兵贝雷帽颜色改为59个北约/“亲美”国家通行的栗色，并将伞兵节从继承苏联空降兵的8月2日改为一个随机日期，从而彻底清除了这一曾深入乌克兰社会民俗的传统文化。

原本这种改革会引发的巨大抵制阻力（如同本文前三节中反复出现的那样），在顿巴斯战火一直延烧、波罗申科又无被消灭风险（可以安心搞内部清洗整合）的环境下完全消失了

普京在这段时间还犯了另一个错误：把“正教立俄”当成内部和解的“通三统”之一。尤其是，这种行动与“小绿人”同时推进，间接引爆了乌克兰正教会自1918年以来已经埋藏多年的定时炸弹——关于马泽帕诅咒问题的教义分裂。

由于新独立的乌克兰精英需要利用马泽帕的“民族精神”凝聚人心，1992年独立的正教会（基辅宗主教圣统）自行宣布，对马泽帕的绝罚诅咒早在1918年已经被当时的大牧首撤除，他其实是合法正教徒、上帝承认的乌族人的民族英雄。考虑到马泽帕的历史，“基辅圣统”和“莫斯科圣统”两个主要乌克兰正教会争夺信众的“战况”，实际上就是“东正教乌族人开打后是否支持俄军”的实时民意调查。

2014年起，基辅圣统正教会在这场争夺中已明显占据上风，对国势并非处于“大有潜力上升阶段”的莫斯科来说，对剩余民意的利用本应宜早不宜晚。然而，他们实际上既在东乌实地交火、又指望“控制规模”将战争一直拖了下去。结果到2018年，君士坦丁普世牧首认证乌克兰正教会（基辅圣统）为与莫斯科正教会平等的自主教会；此事后，俄系东正教与“非俄系”东正教分裂，而乌克兰东正教“官方”教义彻底与“反马泽帕”解绑。

与此同时，在1992年款试验马泽帕帽夭折后，新款的各种马泽帕军帽——从冬常服帽到作训帽等，终于成功装备了乌克兰全军，代替了经典的“乌珊卡”（栽绒帽，即雷锋帽原型）和苏式船形帽。

到这时，乌克兰军队的明面形象已经非常“北约化”、与俄罗斯同行们没什么血脉亲情可言了

然而，洗筋伐髓的乌克兰军队真的就提前达成了“民族”的梦想、从文化上迈入了北约发达国家军队行列，彻底清洗干净了苏联历史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吗？

实际上，如果仔细审视的话，2016年至今乌军的全“西式”服饰文化里仍能看到大量苏联体制的影子。乌军新军装仍在使用苏军的“半腰围-长度号”尺码制度；乌军新帽徽去除外侧剑十字后的圆环装饰仍与沙俄-苏联-当今俄军的“坚果”帽徽完全相同；苏军礼常服佩戴菱形毕业章的传统仍在延续；苏军M43以来军官整块式金缏礼服肩章、保护色常服肩章，将军裤子两道宽色条的“等级外化”、“突出将官”设计理念也仍然纹丝不动。

最神奇的是，虽然与俄军的战场仇恨越来越深，乌军内部却在无意识地恢复在2016年换装中被压制的苏联审美。

例如，2020年，乌军恢复了苏联时代将官单独刺绣金肖绣领花的传统，废除了2016年引入的、不区分将官与“非将官”的“美式”统一兵种领花。

又如，在有意识引入纳粹德军式大檐帽瓦和风带（如图）十年后，苏军礼服风带又重新回到了扎卢日内和瑟尔斯基的帽子上（如图）；在一些新生产的实物上，普通军官的德式风带也重新被简化的苏式风带所取代。在瑟尔斯基取代扎卢日内后，他的大檐帽连苏联后期开始的“圆盘大锅盖”风格也莫名其妙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