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注，缘于1985年我调任吉首市代理市长那个阶段。
当时,吉首一些苗族老同志和学者，建议我阅读即将整理出版的苗族学者石启贵先生专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石启贵先生是吉首乾州仙子营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读于湖南群治法政大学，长期从事苗乡教育和苗族社会文化研究。1933年，他协助来湘西苗区调查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专家凌純声、芮逸夫，在乾城（现吉首市）、凤凰、永绥（现花垣县）三县苗区，作了3个月的田野调查。1940年，石启贵先生将调查资料整理编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吉首市档案馆，将该书与石启贵先生1951年写作的《湘西兄弟民族介绍》，整理编辑为《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读了石启贵先生的专著，其调查的详实和学术功力使我折服，加深了我对湘西苗区历史文化、经济生产、民间风俗的了解。
1986年，湖南省苗学会指导吉首市举办苗族“四月八”活动期间，老红军、担任多年湘西州州长、时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帮智，曽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吴向必、湘西州民委主任龙庭光，苗族学者龙文玉、伍新福等同志，对苗族民俗文化的热爱与执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由于年轻、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关注这些。调离湘西后，节假日回吉首看望老人，开始参加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下乡入村的民俗摄影活动，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在调研、拍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王朝文，鼓励我做好湘西民俗文化调研这件事。
2015年，在调研湘西面上传统村落保护状况后，发现近代以来，系统记录湘西单个村落的图片与文献资料不多，我萌生了跟踪调查几个有一定代表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想法。经龙颂江、张谨等同志推介，我先后选择凤凰禾若、吉首坪年、永顺捞庄、古丈曹家四个传统村落，尝试用老一辈学者田野调查的方法，做为期10年较为系统的深入调查。
调查以湘西扶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为切口，客观记录近十年来这四个村落的重要节点事件和发生的变化。通过存世老人与村民口述史追溯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乡村社会经历的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关系变革、民俗文化传承、乡村基层治理等流变情况。
我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村组干部、能工巧匠、产业带头人、贫困户、村医、教师、非遗传承人及后代，兼及所在乡镇挂村干部、上级下派的驻村工作队员、乡镇负责同志。采取现场采访、座谈、个别访谈、参加村里及家庭、家族活动等形式，记录村民的生产生活生存现状，了解他们的生产、打工就业、收入、消费、婚育、子女教育、就医、风俗习惯、参与村里文化活动和基层治理等情况，以及他们的认识、感受和喜怒哀乐。对年岁大、经历丰富的村寨长老和有一定代表性的村民，作了口述史专访，听他们介绍其亲历的村寨、家庭和社会变故。还采访了从村寨走出的国家干部、返乡创业的乡村能人，了解他们对农村建设、改革的看法。对采访人员及活动场景，作了影像拍摄和文字记录。同时，收集、拍摄了一些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证书、图片等物证资料。
四个村落的调查，根据地域特点和村寨产业、民俗、社会治理特色，各有一些侧重。禾若的苗族巫傩文化及历史沿革、坪年的苗鼓传承和茶叶产业、曹家苗寨的产业带头人与驻村扶贫、捞庄土家村落治理与风俗流变，着墨多一些。村民是村落史的主体，我把调查重点摆在村民及其家庭、家族的生产生活状况上。
在“四村”调查过程中，村组干部和村民，向我反映村里一些情况与诉求，我尽量联系汇报，通过省直部门和州县同志，帮助村里解决一些传统村落申报、保护及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问题。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读图时代的到来，使乡村受众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我选择年轻一代容易接受的影像调查加文字采访方式，每次下村确定一个大致方向，以专题形式进行记录、表述。有时碰巧，一次下村兼顾调查两个方面的专题。图片、文字编排，一般按时间顺序整理集成。
调查村民家庭收入和消费，花费精力较多。这四个村落，外出打工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发展产业、开店经商、承包工程、跑运输、做手艺，顺手的赚了钱。近几年由于经济周期影响，打工收入和产业增收，出现波动。村民为生计辛苦劳作，挣钱不容易。从总体看，农村吃穿住行等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明显。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较多，多数脱贫，少数纳入了社保兜底户。已经脱贫的农户，遇大病来袭或创业失败，也有陷入困境的。勤劳肯做、有技术、有门路和会经营划算的家庭，积攒了存款和财产。村民的家电、通讯、小车、新建住房与购买商品房的消费，增长较快。用在子女教育上的开销，占了家庭支出较大比重。部分村民家庭存款不多，日常消费仍然节俭。
随着少子化时代来临与大龄光棍增多，农村的生存、发展压力，传统的生儿育女观念，养家糊口、为父母、为家族争口气的念想，仍是多数年轻人读书学习、打工创业的主要动力。
对村落民俗文化的调查，存在一些争议。像土家族、苗族民间流传下来的祭祀、娱神、消灾、丧葬等习俗，部分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认为，有些习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不宜过多宣扬。这些民间信仰、礼仪、艺术，是土家族、苗族迁徙、生存、繁衍过程中流传下来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近些年兴起的乡村旅游，恰恰需要展示某些场景与文化元素。外地游客来看神秘湘西，除观游秀丽山水外，主要是看湘西的地域文化差异，看少数民族文化表达内容与方式的不同。国家陆续建立的文物（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三大体系，不仅为研究、传承民间民俗文化的学者、爱好者提供了政策依据，也表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紧跟时代步伐，在增强包容性，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自信上，迈开了坚实的一步。湘西土家族、苗族民间遗存的风俗文化，以其鲜明特色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与博大精深。
个人观察，农村留存的婚丧礼仪与祭祀、娱神习俗，前者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和子女对老人的孝心，同时也有人情往来的因素。后者更多地寄托了民间心诚则灵的信仰和祈求安康的精神慰藉。
有些同志关注的农村宗族、宗教势力影响、把持基层治理的情况，这四个村落尚未出现。县（市）、镇两级党委，在撤乡并村及村支两委换届选举中，兼顾了合并村的村民意愿和村主干的合理分布。村主干的产生和村落治理，坚持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在村落有较好的覆盖。土家族、苗族民间形成的自然、图腾、祖先崇拜及多神信仰，使单一宗教对这四个村落的影响，不太明显。年轻一代的宗族观念，在外出打工中逐渐淡化。
从农村投入观察,这些年的意见主要在扶贫驻点村与非驻点村之间的投入悬殊差距。有些前期滚动投入，如农村沼气、人畜饮水、村组道路、电网、村小、村部的新建、改造，在那个阶段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改善。后来的提质升级或废弃利用，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这当中，有规划和管理不善带来的损失浪费。
村落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基本单元，当代以来村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演进，内涵及其丰富，变革风起云涌。调查过程是我重新学习、重新熟悉农业农村工作的过程。历史何其相似。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带有规律性。正如前些年对传统村落保护现状的调查，深化了我对旧时村落文明的认识。我觉得，传统村落的农耕文明辉煌和留存下来的乡村建筑遗产，是乡绅与能工巧匠、农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应该珍惜并好好保护，使之不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失传。近十年的入村调查，刷新了我过往的认知。由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催生的城乡历史巨变，很大部分是国家规划与政策制定、资本运作、市场融资和农民工的付出、企业家的创造加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努力，相互交织促成的。而乡村产业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精神文化传承、村庄建设、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有的是老问题累积，有的是新问题不断冒出来。
相比解决温饱阶段，农村整体脱贫和实现全面小康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其实不少。这几年出现的经济波动，干部躺平、内卷，部分负责干部公信力下降，行政成本走高，基层负担加重，脱贫机制脆弱，数据失真等等，有的关乎体制机制，解决起来难度较大；有的涉及公平正义，化解有个长期过程。
以大历史观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在推进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动员农民群众改造底层社会，再造、完善基层治理上，进行了革命性探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市场经济改写着传统乡村发展轨迹和资源配置规则，乡村产业、文化的兴衰，呈现此消彼长态势。乡村发展在某个时段、某些方面出现波折甚至反复，放缓前行步伐，符合唯物辩证法。一些村落加速振兴，一些村落走向衰微，农村的差异发展，在暴风骤雨、激流勇进后，难以避免。乡村发展与整个经济走势、与国家涉农政策密切相关。湘西这四个村落近年发生的变化，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农村发展、变革的真实写照。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我采访过多位外出打工农民，他们在挣钱养家中，用青春年华和长达数年、离乡背井的辛劳与奔波，为国家现代化，作出了平凡而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这十年，我调查的镇村干部，有的换了几拨，他们中多数同志为村民服务、认真做事的印象，深刻在我心中。有的基层干部扛着不顺与委屈，埋头履职。经过多年革命、改革与建设的洗礼，人心向善仍然是乡村风气的主流。
我党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从农村起步，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解放区分给农民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建设基层民主，有过成功尝试。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关系几经变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多轮探索，党和政府谋求的是农村发展安宁，农民富裕幸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近些年对扶贫攻坚的巨大投入，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些客观事实，就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一直在不断改进、完善。地方党政领导重视“三农”工作的力度，不大可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全党大办农业时期。因为时代不同了，面临的任务不一样。推进城镇化，发展工商业，推动企业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参与国际经济市场化竞争，可以扩大国家以城带乡、以工补农能力，领导精力自然会跟随工作重点转移。随着城乡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要求县镇干部驻乡驻村开展工作，也应实际一些。但无论怎样与时俱进，坚持我党长期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和冷暖安乐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不能丢掉。为农村基层干部勇于担当、放手做事、服务农民，创造宽松环境的取向，不能改变。从基层和农民群众中吸取滋养，认真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决策制定、执行机制，尊重和照看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使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的理念，要继续坚持。这是我们党夺取政权，执政兴国的精神命脉，也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应该自觉践行、为之奋斗的初心使命。
从“四村”实践看，建设现代农业，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实现农民稳定和较高质量的就业，以及在城市打工就业的农民市民化，尚需国家持续发力。而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乡村基础设施的后续管理、维护、建设，公共服务的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任重道远，还靠久久为功。
村落调查引发我的思考。在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城乡融合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专家、学者面向“三农”的调查和学术研究，不仅要做宏大叙事的政策宣讲、解读，更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研究解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或提醒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建设公平、和谐社会，对农村基层行稳致远尤为重要。
这四个村落的调查，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唯物观教育。力求客观真实，向调查采集资料具有学术性、文献性的方向努力，使调查成果能反映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从而对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提供一些有益启示，这既是老一辈学者从事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也是支持“四村”十年调查的领导、基层干部和村民的期盼。由于本人学术涵养、理论水平、实践深度、拍摄技术都有诸多欠缺，整理汇集的这本《乡野寻根--湘西“四村”调查图文纪实》，与上下的要求，在思想深度、专业水准与学术支撑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较难反映“四村”近年发展、变革的全貌。因为路途较远和条件所限，作者真正驻村调查的时间不多，田野调查的标准不高，只能说是一场持续时间较久、较为深入、带有专题性质的影像调查。有的史实深入采访、核实不够。有些由于受访者存在顾虑或记忆不准，或有差误。一些拍摄图片质量不高，编辑文字说明不够精炼，采访记录与图片文字说明个别地方尚有重复，使以图片加文字说明纪实为主的成书，品位受到影响。作者留下一些遗憾，让专家、同仁和农业农村工作者去指导、评判。但愿此书出版，能为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变过程中，从事“三农”研究及关注农业农村发展的同志，提供一点思考、探索的空间，给世人留下中国乡村发展一个时代断面的记录，个人的努力和大家的帮助，算没有白费。
（2025年5月20日）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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