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之死：诗佛的人生污点|唐玄宗|唐肃宗|安禄山|张九龄|李林甫|王维之死|诗佛|陶渊明

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王维成为了叛军的俘虏。

根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安）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

这是说，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唐玄宗带着亲近的人马跑了，王维并不在其列，所以在叛军的大搜捕中被抓。成为俘虏后，王维想通过自残来进行抵抗，包括吃泻药、假装失声不能说话等，但叛军仍然把他押送到洛阳。

此前，临汝太守韦斌也被叛军俘虏，并在安禄山手下担任黄门侍郎一职。得知王维被抓到洛阳，韦斌便去探望他，但此时王维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据王维后来给韦斌所作的墓志铭回忆：

“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实赖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贼恫瘝在身，无暇戮人，自忧为厉。公（韦斌）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

由此可知，当时的王维已十天勺饮不入，长时间与尿屎为伴，且被重兵严加看守，好在韦斌颇为照顾，这才免于一死。

王维最终接受了安史叛军的伪职，出任给事中。尽管他内心并不情愿，但韦斌的经历显然启发了他：柔性抗争也可以“曲线救国”。

韦斌之所以接受伪职，是因为叛军拿他的妻儿进行胁迫，无奈之下，只好佯装投靠，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义覆元恶，以雪大耻”。只是韦斌一直等不到雪耻的机会，便吞药自裁，呕血而死。

王维则始终记得韦斌的救命之恩，隐忍着活下去。

某次，安禄山宴请群臣于凝碧池，大唐的梨园弟子被刀刃胁迫着，在现场奏乐。一个名叫雷海清的乐工死活不愿配合，将乐器掷于地上，面朝西方恸哭。安禄山大怒，命人把雷海清绑起来，当场肢解。王维可能在现场见证了这残忍的一幕，于是打下了一首诗的腹稿。数日后，好友裴迪冒险来探望王维，王维便将这首诗朗诵给裴迪听。

诗题很长，叫做《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内容如下：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很明显，这是一首表达忠君爱国的诗。尽管王维被迫接受了大燕政权的伪职，但他心里想的是，百官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朝见大唐的天子。正是这首诗，后来救了他自己一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王维一生写诗并受惠于诗，这恰是命运最好的回报。

早年，王维便是凭借诗才而暴得大名。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王维是家中长子，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遗下几个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担起家族重担。15岁，他带着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到帝都闯荡。17岁，他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样的教科书级别的名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凭借一身才华，他很快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一个热心的文艺赞助人，很欣赏王维。

唐代科举制，试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仅评阅试卷，主要还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和声誉来决定弃取。所以，准备应试的士人提前结交、干谒名人显贵，向他们投献作品，争取他们的推荐和奖誉，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王维不能免俗。据说正是岐王的推荐，王维21岁就中了进士。这时的王维意气风发，颇有功名事业心，不过很快就遭到痛击。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黄狮子活动。

史载，时任太乐丞的王维在别人的唆使下，让属下的伶人舞黄狮子。黄狮子是一种“御舞”，非天子不舞。结果，王维和他的上级、太乐令刘贶都遭到严重处理。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替儿子求情，也遭到了贬谪。

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更为致命的是，这次事件使得王维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单。整个玄宗朝，王维的官运都很黑，这几乎摧毁了他在官场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为何下手这么重？根据陈铁民等学者的分析，这跟唐玄宗与诸王的权力斗争有关，王维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政治牺牲品。唐玄宗为了巩固皇权与皇位，担心他的兄弟们形成有威胁的势力，颁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诸王的座上宾，又犯了黄狮子案，刚好戳到唐玄宗的隐痛，此后都得不到这个皇帝的好感。

承受着与理想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

开元十五年（727），王维在结束了济州的五年贬谪生活之后，到了淇上当小官。此时，才26岁的他已萌生了归隐心志。但经过一番衡量，他认定陶渊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说到底，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的重负。他在诗中说，“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所以“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不敢抛开这个包袱，自己一个人逍遥去隐居。他还批评陶渊明，认为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却把眷属带入了生活极度清苦的境地，实际上是一种纯粹为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这碗饭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维也不敢效仿陶渊明的活法，拂袖而去。他很现实地明白，隐居是要花钱的，为了隐居得起，他不得不为官。

此后的二十年间，王维基本是帝国政坛的一个零余人。他长期在诗中自称“微官”，这不是自谦，是事实。

尽管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他膜拜张的人品，跟张写诗“跑官”，得了个右拾遗的官职，很是振奋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李林甫的上台，张九龄的被贬，把他的这点火苗也扑灭了。他是一个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开对抗的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挤出朝廷，王维还给张写诗，倾诉知遇之恩。与此同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几年间，王维仍做着他那可有可无的“微官”。

他并非没有擢升的机会，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曾言及王维久未升迁，言外之意，王维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帮忙操作。

不过，王维以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他在回赠苑咸的诗里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表面是称颂李林甫大公无私，禁绝走后门，实质是表明他与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浑水。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维的底线。

王维早已无意仕途，纯粹为了俸禄和家族责任而在官场待着。身在朝廷，心在田园，过起了时人称为“吏隐”，即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退而其次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