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的保险柜里依然只放着两样东西：几本厚厚的房产证，以及一块用旧红绸包裹着的、毫无光泽的半圆形碎玉。曾有做古董生意的朋友偶然瞥见，笑着说这块玉顶多值五十块钱。我没有反驳，只是静静地将红绸重新包好。他不知道，哪怕有人拿一座金山来换，我也绝不会点头。因为每当看到这块玉，我总能闻到1998年那个夏天发馊的泥水味，以及那口救了别人、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冷馒头。
那年我十九岁，像无数个想要改写命运的农村毛头小子一样，揣着东拼西凑的五十块钱，扒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可我的运气实在太差，那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大水冲断了铁路，火车被迫在一个不知名的县城小站停了下来。乘客们被疏散到附近地势较高的防空洞和废弃仓库里。连绵的暴雨像是在天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一连下了半个月。外面的水势越来越大，物资却越来越少。起初，大家还能买到高价的方便面，后来，连一瓶浑浊的矿泉水都成了奢侈品。
饥饿，是一种能把人逼疯的感觉。它先是让你的胃像被火烧一样痉挛，接着你的手脚会开始发软，最后，你的脑子里会只剩下一个念头：吃。
那天傍晚，我缩在仓库的角落里，浑身发冷。我的贴身口袋里，还剩下最后一个干瘪发硬的白面馒头。那是我在火车停运的第一天，从站台小贩那里抢买到的。我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原本打算把这个馒头留到第二天早上，如果再没有救援，这就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就在我饿得昏昏沉沉的时候，仓库门口传来了一阵骚动。几个逃荒的人被外面的灾民挤了进来，其中一个老头格外引人注目。他浑身上下裹着厚厚的泥浆，看不出衣服原本的颜色，脚上只剩下一只破布鞋，灰白的头发像枯草一样贴在头皮上。最可怕的是他的眼神，那是一种生命即将枯竭的涣散。
他进门后，腿一软，重重地跌倒在我旁边。周围的人纷纷避让，生怕沾染上什么晦气。老头躺在地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干裂的嘴唇微张，发出极其微弱的嘶哑声：“水……吃的……”
没有人动。在那种绝望的境地下，每个人都在死死捂着自己仅剩的救命口粮。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那个馒头，手心里全是冷汗。我的内心在剧烈地挣扎：给了他，我明天可能就会饿死在这异乡；不给他，这个老头绝对活不过今晚。
老头的手指在地上无力地抠挖着，指甲里全是黑泥，他浑浊的眼睛恰好对上了我的视线。那是一双充满求生欲却又极度绝望的眼睛。
我猛地闭上眼睛，咬了咬牙，在心里狠狠骂了自己一句“活该你穷”，然后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那个带着我体温的、硬邦邦的馒头。
我把馒头掰碎，小心翼翼地塞进老头的嘴里，又用雨水接了一点点水，润湿他的嘴唇。老头一开始连咀嚼的力气都没有，直到尝到了面食的甜味，他突然像疯了一样，不知道从哪生出一股力气，一把抓住我的手，连着馒头渣和泥水一起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
一个冷馒头，让他缓过了一口气。老头靠在墙根上，定定地看了我很久。他没有说谢谢，只是用颤抖的手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用塑料布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小物件，塞到了我手里。
“孩子，”老头的声音依然虚弱，但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沉稳，“我遭了难，身上的东西都丢光了，就剩这块玉。这东西不值钱，但是你记住，以后要是实在吃不上饭了，拿着它，去北京琉璃厂，找一个叫秦伯霖的人。”
我当时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一个逃荒快饿死的老头，能有什么天大的背景？我只当这是老人为了报答一个馒头的恩情，给我的一个心理安慰。我随手把那块半圆形的碎玉塞进贴身口袋，继续熬着漫长而绝望的雨夜。
幸运的是，两天后救援队到了，我们获救了。老头在混乱的转移中被送上了去往市医院的救护车，而我则随着打工的人流，继续踏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之后的三年，我吃尽了苦头。我在广东的工地上搬过砖，在江浙的服装厂里踩过缝纫机，也因为被黑中介骗光了钱，在街头露宿过。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磨盘，把我十九岁时的那些幻想碾得粉碎。那块半圆形的碎玉，一直被我缝在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不是因为觉得它多值钱，而是因为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它是我唯一一次证明自己还保留着善良的证据。
2001年那一年，我所在的建筑工地老板卷款跑路，我们大半年的血汗钱打了水漂。更糟糕的是，我因为在追讨工资时和人发生冲突，被打伤了左腿。老板跑了，医药费没人出，家里又传来母亲重病需要动手术的消息。那一刻，我觉得天塌了。拄着一副捡来的破拐杖，站在北方呼啸的寒风中，我摸到了胸口那块硬邦邦的碎玉。
“去北京琉璃厂，找秦伯霖。”
这句尘封了三年的话，像一道闪电劈进了我绝望的脑海。我不知道这个叫秦伯霖的人还在不在，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用身上最后一点饭钱，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硬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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