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三笔BD背后的同一信号
2026年初，中国小核酸赛道接连落下三笔重磅BD。
2月2日，圣因生物与罗氏旗下基因泰克达成全球研发合作与许可协议，圣因将一款基于其专有RNAi平台的药物全球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利授予基因泰克，获得2亿美元首付款，并有权收取后续最高15亿美元的开发和销售里程碑付款；
2月11日，瑞博生物与Madrigal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授权多款MASH领域单靶点及双靶点临床前siRNA资产的全球独家研发、生产与商业化权利，获得6000万美元首付款，潜在总金额最高可达44亿美元；
2月23日，前沿生物公告与GSK达成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将两款小核酸管线产品授予后者全球开发、生产及商业化，交易采用“首付款+里程碑付款+销售分成”的模式，首付款4000万美元，近期里程碑付款1300万美元，潜在总价值接近10亿美元。
三笔交易在不到一个月内密集出现，交易对手分别是基因泰克、Madrigal和GSK，已经足以说明，这并不是几家中国公司偶然完成了几笔license-out，而是全球药企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小核酸资产的战略价值。
如果只把这三笔交易理解为“中国创新药出海再下一城”，其实低估了它们的含义。过去中国药企的国际化，更多是license-in、仿制，或者围绕单一产品做区域性合作；而这一次，跨国药企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和潜在里程碑，本质上看中的并不只是某一个分子，而是这些分子背后的底层技术平台。
从Alnylam到中国公司
小核酸药物产业这个赛道真正竞争的并不是单一产品，而是技术平台。
与传统小分子药物或抗体药不同，小核酸药物的研发具有非常强的平台属性。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往往可以在同一框架下快速扩展到多个靶点，因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只体现在某一条具体管线上，而体现在其化学修饰体系、序列设计能力以及递送技术等底层能力上。
过去二十年，全球RNAi产业的发展路径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Alnylam为代表的先行者之所以能够在行业中长期保持领先，并不是依靠某一款产品，而是依托其持续迭代的技术平台，使RNAi疗法能够不断扩展到新的疾病领域。
从这个角度再回头看2026年初的三笔交易，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结构：授权标的虽然是具体分子，但真正的交易核心始终指向平台能力。
例如，在圣因生物与基因泰克的合作中，最吸引跨国药企的并不是某一条具体管线，而是其LEAD™肝外递送平台。当前RNAi药物的主流递送方式——以GalNAc为代表的肝靶向技术——已经在肝脏疾病领域得到充分验证，但许多重要疾病靶点位于肝脏之外，因此肝外递送能力被认为是小核酸产业下一阶段最关键的技术瓶颈。如果一种技术能够稳定地将siRNA递送到脂肪、肌肉、免疫细胞甚至中枢神经系统，那么它的价值就不仅局限于某一个药物，而是意味着小核酸疗法可以进入更广阔的适应症空间。基因泰克支付2亿美元首付款，本质上是在为进入这一技术方向提前锁定一张门票。
瑞博生物与Madrigal的合作则体现了平台逻辑的另一种形态。表面上看，Madrigal获得的是六款针对MASH的临床前siRNA资产，但这些项目的共同基础是瑞博生物的RiboGalSTAR™平台。对于Madrigal而言，这笔交易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获得几条潜在管线，而在于获得一个能够持续产生相关资产的技术体系。尤其是在MASH这一竞争迅速升温的领域，未来治疗很可能需要多机制联合疗法，而siRNA能够通过mRNA沉默机制直接调控多个代谢相关基因，为组合治疗提供新的工具。因此，瑞博平台的价值并不只体现在单个靶点，而体现在其在同一疾病领域持续拓展靶点的能力。
因此，这三笔交易真正反映的，并不是几家中国公司在BD市场上的偶然成功，而是小核酸产业的一种典型运行方式。技术平台负责不断产生新的分子资产，而跨国药企则通过合作将这些资产纳入其全球研发和商业化体系。在这种模式下，平台能力本身就成为最重要的价值来源，而具体药物反而更像是平台价值的一次次具象化体现。
小核酸平台定价的历史坐标
当跨国药企为中国公司的前期资产支付数千万乃至数亿美元首付款时，这个数字在小核酸产业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它到底是在为“尝试一项新技术”付费，还是在为已经被验证的平台能力付费。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最自然的参照系就是RNAi产业的早期发展。过去二十年，小核酸药物从基础科学走向产业化的过程中，Alnylam几乎是所有技术平台合作的核心节点。
2003年末，Alnylam与默克达成第一笔战略合作，获得200万美元预付款和500万美元股权投资；随后在2004年又获得约200万美元许可费及100万美元研发费用补偿。当时RNAi技术刚刚从学术研究进入产业化探索阶段，大型药企的态度仍然十分谨慎，因此交易规模相对有限，其意义更多在于对科学可行性的“首次验证”。
随着RNAi技术逐渐被证明具有药物开发潜力，交易规模开始迅速上升。
2005年，诺华支付5680万美元预付款，并收购Alnylam19.9%的股权，以获得针对30个靶点开发RNAi疗法的权利，这笔交易当时被视为大型制药公司首次对RNAi平台进行系统性押注。两年之后，罗氏又在2007年与Alnylam达成一项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合作，支付3.31亿美元的前期现金和股权投资，并获得其技术平台的非独家许可。
在RNAi产业最初的十年里，交易规模的扩大并不是因为某一款具体药物进入临床，而是因为大型药企逐渐意识到平台技术本身具有长期价值。
如果把这一历史背景与2026年中国小核酸BD交易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圣因生物与基因泰克合作的首付款达到2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接近当年罗氏支付给Alnylam的3.31亿美元前期现金规模；瑞博生物与Madrigal合作的首付款为6000万美元，处于与当年诺华投资Alnylam相近的量级；前沿生物与GSK的首付款为4000万美元，也明显高于RNAi技术刚进入产业化阶段时的早期交易水平。
考虑到这些中国资产仍处于临床前或早期研发阶段，这样的定价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RNAi平台在国际产业链中被高度认可时的交易区间。
但今天这些交易背后的产业逻辑已经与Alnylam早期时代明显不同。
二十年前，大型药企支付高额资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入RNAi赛道”，甚至是为了学习和掌握这一全新的技术体系。换句话说，当时的合作本质上是在为一种尚未被临床验证的科学理念买单。而在2026年的这些交易中，RNAi技术的可行性早已通过多款商业化产品得到证明，例如Alnylam自身多款RNAi药物的上市以及持续增长的商业表现，都已经证明这一技术路线具备真实的市场潜力。
跨国药企不再需要为“RNAi能否成为药物”这一问题付费，它们真正付费的对象，已经变成谁能够在这一技术框架下率先做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2026年的中国小核酸BD交易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演，而更像是一种“压缩式”的产业进化。
Alnylam等先行者用了十多年时间才让RNAi技术完成从科学概念到商业化产品的转变，而中国企业是在这一技术框架已经被验证的基础上，用更短时间把平台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当跨国药企愿意为这些资产支付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首付款时，本质上是在为其背后的技术确定性和稀缺性付费，这正是所谓“技术溢价”的真正来源。
谁在承担小核酸开发风险
在创新药BD交易中，首付款往往只是整个交易价值的一部分，而真正体现买方风险判断的，是里程碑付款如何在研发和商业化阶段之间分布。
如果大部分里程碑集中在早期研发节点，说明买方对技术成熟度仍然保持谨慎；而如果更多价值被放在临床后期甚至销售阶段，则意味着买方已经认可了早期技术数据的可靠性，愿意承担后续开发和市场化的主要风险。
从这一视角观察2026年的三笔交易，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特征：里程碑结构普遍呈现明显的后端加权。
以瑞博生物与Madrigal的合作为例，6000万美元首付款只是44亿美元潜在总额的一小部分。根据台湾《环球生技》的报道，该交易采用典型的后端加权结构，大部分付款将在临床开发、监管审批以及商业化销售等关键节点达成后才会支付。
对于Madrigal而言，这意味着其可以以相对可控的前期成本获得六款临床前siRNA资产的控制权，如果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失败，其主要损失也仅限于首付款；但如果这些资产成功推进至上市并获得商业化成功，Madrigal则愿意支付远高于首付款的后续里程碑。
这种结构本质上反映了一种风险分担机制，中国企业提供平台技术与早期创新能力，而跨国药企承担后续全球开发与商业化的不确定性。
圣因生物与基因泰克的交易则呈现出另一种信号。与瑞博不同，圣因生物获得的2亿美元首付款本身就已经处于行业较高水平，这在早期资产授权交易中并不常见。高额首付款通常意味着买方对技术成熟度和数据质量具有较高信心，因为一旦交易在后续开发阶段失败，这部分资金往往难以回收。
基因泰克之所以愿意在交易初期就支付如此规模的资金，核心原因在于LEAD™肝外递送平台的技术稀缺性。肝靶向递送技术已经在RNAi领域被广泛应用，但能够稳定实现肝外递送的技术体系仍然十分有限。对于基因泰克而言，这笔首付款并不仅仅是购买一条管线，而是提前锁定进入下一代递送技术赛道的机会。
如果一家跨国药企愿意在早期阶段接手临床开发并投入全球资源推进项目，实际上等同于认可了该技术平台的研发基础已经足够扎实。在这种情况下，首付款与里程碑的组合就不仅仅是财务安排，而成为一种对技术成熟度的定价方式。对于中国小核酸企业而言，这种结构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现金流改善，更重要的是其底层研发能力正在被全球药企体系所接受。
不是试探，而是布局
为什么这些跨国药企会在2026年初密集出手？
从表面上看，这三笔交易分别来自不同公司、针对不同适应症，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产业动机，就会发现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小核酸技术正在成为大型药企下一阶段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
以Madrigal为例，这家公司已经拥有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治疗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的药物Rezdiffra，并且预计该产品在2025年的销售额将突破10亿美元。但随着诺和诺德等巨头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市场竞争正在迅速升温。2025年，诺和诺德的GLP-1药物Wegovy获得FDA批准扩展MASH适应症，使得原本由少数企业主导的市场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Madrigal必须尽快建立新的技术护城河，而联合疗法被普遍认为是未来MASH治疗的重要方向。siRNA疗法能够通过抑制特定基因的mRNA表达，从源头调控疾病相关通路，因此成为构建组合治疗方案的关键工具。瑞博生物的六款siRNA资产，正是在这一逻辑下被纳入Madrigal的战略布局之中。
事实上，在与瑞博合作之前，Madrigal已经在2026年1月获得辉瑞DGAT2抑制剂ervogastat的开发权，并在2025年7月从石药集团获得一款临床前口服GLP-1受体激动剂的全球权益。连续的交易表明，其目标并不是单纯扩充管线，而是围绕Rezdiffra构建多机制联合治疗体系。
基因泰克的动机则体现了另一种战略考量。罗氏体系在RNAi领域的布局相对较晚，而小核酸药物的技术演进正在从肝脏靶向逐步向肝外组织扩展。过去十多年，GalNAc递送体系已经使肝脏相关疾病成为RNAi药物最成熟的应用场景，但大量重要靶点分布在肝脏之外，例如代谢疾病、免疫疾病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要进入这些领域，就必须突破肝外递送这一技术瓶颈。
圣因生物的LEAD™平台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设计，能够将siRNA递送至脂肪、肌肉、免疫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等组织。对于基因泰克而言，这种能力不仅能够补齐其在RNAi领域的技术短板，还可能打开多个新的治疗领域。因此，2亿美元首付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进入下一代小核酸技术赛道的成本。
GSK的合作同样体现出类似的战略意图。在官方声明中，GSK呼吸、免疫与炎症研发高级副总裁Kaivan Khavandi指出，这项合作将进一步强化公司在免疫学领域的研发管线，并新增两款具有潜在全球首创价值的寡核苷酸疗法。从表述上可以看出，这些资产并没有被视为区域性补充项目，而是被直接纳入其全球研发战略。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跨国药企通常会将新兴市场资产放在独立业务单元中进行探索，而当一项技术被直接整合进全球核心管线时，往往意味着其研发潜力已经得到充分认可。
综合来看，这三家跨国药企在2026年初的动作虽然各有侧重，但背后的逻辑却高度一致。与过去一些“试探性合作”不同，这些交易更像是围绕未来技术方向进行的战略性布局。
当小核酸技术逐渐成为多个疾病领域的重要工具时，能够提供关键平台能力的企业自然会成为大型药企争夺的对象。而中国小核酸企业在这些关键技术节点上的突破，也正是在这种全球竞争背景下逐渐被重新定价。
专利壁垒下的创新
如果进一步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跨国药企会选择来中国寻找小核酸技术，而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研发，或者只在欧美市场寻找合作对象？这一点实际上关系到中国小核酸平台“技术溢价”的可持续性。
从技术路径来看，小核酸药物的发展长期受到核心专利体系的约束。以Alnylam为代表的先行者，在化学修饰、递送结构以及siRNA设计等方面建立了大量基础专利，这些专利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形成了密集的技术壁垒。
例如部分核心专利覆盖了特定的核苷酸化学修饰方式和递送结构，使后来者在既有路径上进行开发时需要面对复杂的专利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家企业只是沿着既有技术路线做微调，很难在全球市场形成真正的竞争力，也很难吸引大型药企支付高额授权费用。
正因如此，小核酸赛道真正具有价值的平台，往往需要在技术路径上形成独立的知识产权体系。
在肝靶向领域，中国企业已经逐渐证明了这一点。以瑞博生物为例，其RiboGalSTAR™平台在全球主要司法管辖区域已经布局了473件专利及专利申请，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组合。同时，该平台产出的多条管线在全球研发进度中处于领先位置，例如RBD5044成为全球第二个进入临床阶段的ApoC3 siRNA疗法，RBD4059则是全球首个且临床进展最快的FXI siRNA药物之一。若仅仅是在Alnylam专利体系边缘进行微改良，这样的研发进度很难实现，因为专利壁垒本身就会限制竞争者进入关键靶点领域。瑞博能够在全球研发序列中占据前列位置，本身就说明其技术体系已经形成独立路径。
如果说肝靶向领域体现的是“绕开既有专利体系并实现并跑”，那么圣因生物所代表的肝外递送技术则更接近于“开辟新的技术赛道”。
当前RNAi疗法最成熟的应用集中在肝脏疾病，因为GalNAc递送体系可以高效进入肝细胞。然而，许多重要疾病靶点位于肝脏之外，例如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要进入这些领域，就必须突破肝外递送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难题。圣因生物的LEAD™平台通过新型配体与增效基团协同递送的方式，使siRNA能够进入脂肪、肌肉、免疫细胞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组织，这意味着其技术覆盖范围已经超出传统GalNAc体系所能触及的区域。从产业角度看，这不仅仅是对既有技术的改良，而是为小核酸疗法打开了新的适应症空间。
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跨国药企选择与中国公司合作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首先，从时间成本来看，如果大型药企选择完全自建肝外递送平台，往往需要3至5年的研发周期，而在代谢疾病、肥胖症以及免疫疾病等领域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等待技术成熟往往意味着失去市场窗口。其次，从专利角度来看，绕开既有专利体系并建立新的技术路径本身就需要长期积累，而中国企业已经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大量基础工作。与其从零开始进行技术突破，不如通过合作直接获得已经被验证的平台能力。最后，从产业竞争角度来看，当某一技术方向具有明显稀缺性时，跨国药企更关心的是能否尽快获得该能力，而不是技术的地域来源。
在一些关键技术节点上，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研发路径，并能够持续产出具有商业潜力的管线资产。在这种情况下，跨国药企与其花费数年时间重复探索同样的技术问题，不如通过合作直接进入这一技术体系。
结语：中国小核酸技术价值的“压缩式兑现”
中国企业进入小核酸药物赛道的时间虽然较晚，但技术价值兑现的速度却明显更快。2026年的这些交易看起来与Alnylam的早期合作具有可比性，但产业背景已经完全不同。
在RNAi技术刚刚进入产业化阶段的2000年代初期，整个行业仍然处于科学验证阶段。当时大型药企之所以与Alnylam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探索RNAi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种药物开发技术。那些交易背后的核心问题是“RNAi是否可行”。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合作的金额虽然在当时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整体结构仍然相对谨慎，跨国药企更像是在为一种潜在技术路线进行前瞻性投资。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被彻底回答。随着多款RNAi药物实现商业化，小核酸疗法不仅证明了自身的技术可行性，也逐渐在多个疾病领域展现出明确的治疗价值。产业竞争的焦点已经从“技术是否成立”转向“谁能够在这一技术框架下做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跨国药企今天在寻找合作对象时，更关注的是平台技术的差异化能力，例如递送体系是否能够突破新的组织靶点，化学修饰体系是否能够提升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是否能够在特定疾病领域形成持续的管线输出能力。
中国小核酸企业正是在这一阶段进入全球竞争格局。相比早期的RNAi先行者需要同时完成基础科学突破与产业化探索，中国企业所面对的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成熟。因此，它们可以将更多资源集中在具体技术环节的优化与突破上，例如递送系统的改进、序列设计效率的提升以及特定疾病靶点的系统化布局。这种“在成熟技术框架中快速迭代”的模式，使得部分中国平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体系。
从产业演进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技术价值的压缩式释放”。RNAi技术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从科学概念到商业化产品的完整周期，而中国企业是在这一技术周期后半段进入赛道，并在既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完成关键环节的突破。当跨国药企在2026年初为中国小核酸资产支付高额首付款时，本质上并不是在重复当年对Alnylam的投资，而是在为一种已经被验证的技术体系中出现的新一代平台能力定价。
中国小核酸企业逐渐从全球创新体系中的“跟随者”转变为重要的技术来源之一。无论是圣因生物在肝外递送领域的探索，瑞博生物在siRNA平台化开发上的积累，还是前沿生物在特定疾病方向上的布局，都表明中国企业已经能够在某些关键技术节点上提供具有差异化价值的解决方案。
当这些能力被跨国药企纳入其全球研发体系时，中国小核酸平台所体现的“技术溢价”，也就不仅仅是一笔交易中的价格差异，而成为全球创新药产业分工重新调整的一个信号。
责任编辑 |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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