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民国史》、《谭延闿日记》、《国民党党史》、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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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南京,秋风乍起,梧桐叶落。

紫金山麓,灵谷寺旁,一支规模庞大的送葬队伍,沿着石板路缓缓向前行进。

棺椁所过之处,两侧站满了肃立默哀的人群。

蒋介石亲自扶棺,步履沉重,神色凝重。宋庆龄、宋美龄并肩而行,衣素容哀。

国民政府文武官员几乎倾巢而出,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发来唁电与挽联,整个南京城,在这一天沉浸于一片肃穆的氛围之中。

这样的送葬规格,整个民国史上,寥寥可数。

能够安葬于中山陵旁的人,除孙中山本人之外,这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以非开国领袖身份享此殊荣的政治人物。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的是国葬,安葬地点是南京紫金山灵谷寺,紧邻中山陵,葬礼规格仅次于孙中山。

这个人,叫谭延闿。

湖南茶陵人,字组庵,生于1880年1月,卒于1930年9月,年仅五十岁。

他是清末最后一位会试会元,是民国政坛上三度主政湖南的地方大员,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是民国公认的颜体书法第一人,是"组庵湘菜"的开创者,是蒋宋联姻背后那个关键的促成者,是伟人早年革命活动中一位有史可查的重要支持者。

这样一个人,集翰林功名、军政要职、书法造诣、饮食文化于一身,在立宪派、革命党、北洋、国共之间的乱局里始终岿然不倒。

历经五段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历史变局,始终处于每一个时代转折的核心现场,最终以国葬之礼长眠于孙中山陵寝之侧。

他的名字,与民国史上最重要的几个历史节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深深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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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04年,北京,清末最后一位会元诞生

1880年1月,谭延闿出生于浙江杭州。

父亲谭钟麟,历任陕西巡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官至正一品,是清朝晚期重要的封疆大吏。

这样的家世背景,给了谭延闿一个极为优越的成长环境。

他自幼跟随父亲辗转各地,接受了最为严格的传统经学教育,四书五经烂熟于心,文章诗赋均有相当根底。

除了经学之外,谭延闿自幼对书法极为用功。

他师法颜真卿,每日临帖不辍,数十年如一日。

颜真卿的书法以宽博浑厚、气势磅礴见称,对习字者的腕力和耐性都有极高要求。

谭延闿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

1902年,谭延闿参加湖南乡试,一举中举,年仅二十二岁。

1904年,谭延闿进京参加会试。

会试是科举制度中难度最高的一关,全国各省举人齐聚京城,竞争之激烈远超今日任何选拔考试。

那一年,谭延闿在数千名举人的角逐中,考取了第一名——会元。

这个成绩,在湖南科举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历史意义。

湖南自清代建省以来,历经两百余年,从未有人在会试中夺得第一名。

谭延闿,在1904年这一年,终结了这段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空白。

随后的殿试,谭延闿列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是清朝官僚体系里最顶端的储备序列。

进士里能入翰林的,本就已是万中选一;而在会试中夺得会元者,更是代代相传的科举佳话。

谭延闿在二十四岁时便走到了这一步,在同龄人中属于凤毛麟角。

翰林出身,意味着必须有一手过硬的楷书功底。

谭延闿在翰林院期间,书法进一步精进,最终练就了一手公认为民国第一的颜体书法。

他的书法作品,后来遍布民国最重要的历史场合。

中山陵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十四个大字,是谭延闿手书;黄埔军校的校名题字,同样出自他的笔下。

这两处题字,一处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陵寝,一处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军事学校门楣之上。

时人将谭延闿与谭嗣同、谭泽闿并称为"湖南三谭",在民国四大书法家的评定中,谭延闿名列其中。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

谭延闿以会元身份入翰林,成为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终结前最后一批翰林学士之一。

废科举的诏令颁布之时,他二十五岁,手握那个时代读书人所能企及的最高文凭,站在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点之上。

而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他的身边悄然成形。

【二】三度主政湖南,修路办学建医院

科举废除之后,谭延闿没有守着翰林的名头在旧体制里虚度时日。

他迅速调整方向,开始接触宪政思想,参与湖南新政事务。

1909年,清廷推行"预备立宪",湖南咨议局随之成立。谭延闿当选为咨议局议长。

咨议局相当于省级议会的前身,是清廷在地方层面试行立宪政治的重要机构。

谭延闿出任议长,意味着他在湖南政界已经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翰林的名望与新式宪政机构议长的身份,在他身上合二为一,使他成为湖南政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担任咨议局议长期间,谭延闿积极推动湖南地方事务改革,在省内新式教育、实业建设等方面发起了多项倡议,逐渐在湖南政界建立起广泛的人脉网络与政治声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消息传至湖南,省城长沙随即发生响应。

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脱离清廷。

在这场剧烈的政治地震里,谭延闿以咨议局议长的身份,积极参与了湖南独立的推动进程。

1912年,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正式踏上了他三度主政湖南的历史轨迹上的第一站。

此后数年,随着全国政局的持续震荡,谭延闿在湖南的地位经历了多次起伏。

袁世凯当政期间,谭延闿受到压制,一度被迫离开湖南。

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后,谭延闿返湘,重掌湖南大局,前后共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等职,在湖南政坛上留下了深刻而持续的历史印记。

谭延闿主政湖南期间,在地方建设方面留下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实事。

在基础设施方面,谭延闿主持推动了湖南省内公路网络的建设工作,着力改善境内的陆路交通条件。

这在当时的内陆省份,属于相当超前的施政举措,对湖南此后的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产生了持久影响。

在教育方面,谭延闿大力扶持新式学堂,推动湖南教育事业向近代化方向转型。

他在任期间,多所新式学校得到官方支持,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均有所推进。

在医疗方面,谭延闿参与创立了湘雅医院。

湘雅医院由中美双方合作创办,于1906年正式筹建,谭延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所医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医学机构之一,湘雅医学院的毕业生遍布全国,至今仍是湖南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支柱。

与此同时,谭延闿主政湖南期间大力倡导"湘人治湘",主张湖南事务由湖南人自主处理,减少外省势力的介入与干扰。

这一主张,在当时的湖南政界和知识界引发了广泛共鸣,也使谭延闿在湘籍政界人士中积累了极高的人望和政治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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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20年,长沙,400块大洋与一块题匾

谭延闿主政湖南期间,与湖南本土新兴知识力量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

1920年,伟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

文化书社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销售新文化书籍和刊物,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为湖南青年知识界提供接触新文化的渠道。

文化书社在创办之初,面临极大的资金困境。

伟人四处奔走,寻求各方支持。

谭延闿在这个时候,给予了切实的帮助。

他亲笔为文化书社书写匾额,同时捐助了400块大洋,为书社的创办提供了关键的启动资金。

400块大洋,在1920年的湖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

有了这笔资金,文化书社得以正常运转,顺利度过了创办初期最艰难的阶段。

根据株洲日报电子报的相关史料记载,谭延闿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亲笔题写的匾额,也为文化书社在社会上树立了重要的公信形象。

在当时的湖南,一位翰林出身、三度主政一省的政治人物为一家新式书社题匾,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背书效应。

文化书社成立后,成为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窗口,在当时湖南的青年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伟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曾称谭延闿为"乡邦英俊",对其在湖南推行的各项新政持正面评价,两人之间在这一时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互动。

1920年11月,湖南赵恒惕等人发动兵变,谭延闿被驱逐出湖南,率部南下,辗转进入广东。在湖南经营多年的政治根基,就此被迫中断。

失去了湖南这片立足之地,谭延闿面临着政治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在经历了短暂的困顿之后,他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政治选择。

【四】1922年,广州,南下投孙中山

1922年,谭延闿带着湘军余部,正式进入广州,投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

彼时孙中山正在广州主持护法运动的后续工作,极需可以倚重的军政力量支撑。

谭延闿带着湘军到来,对广州国民政府而言,具有双重价值:其一是实际可用的军事力量;

其二是具有湖南政界背景的政治人物公开南下支持孙中山,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信号。

孙中山接纳了谭延闿。

谭延闿先后出任湘军总司令、广州国民政府大本营内政部长等职,正式成为孙中山体系里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3年,孙中山决定推进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党务工作。

这是一个在党内引发强烈争议的决策。

老党员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认为引入共产党人将动摇国民党的政治根基。

谭延闿的态度,是支持改组的。

他参与了改组工作的全程推进,是这一历史性政策转变的重要执行者之一。

1923年冬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各项筹备工作紧张推进。

参与名单的审核、议程的安排、代表资格的确认——这一系列工作,谭延闿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深度参与其中。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

这次大会,将把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推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而谭延闿与伟人之间的历史交汇,也将在这次大会上,以一种更为正式的方式,留存于历史记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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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的广州,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紧绷。

国民党一大开幕在即,围绕"容共"政策走向、代表名单构成、中央委员候选人选等问题的争议,从幕后一直延伸到台前,始终没有平息。

旧派人士对引入共产党人的抵触情绪,在大会开幕前的最后几天里,达到了新的高峰。

就在这个关口,谭延闿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与推进了大会关键事务的最终确认工作。

那份关乎大会走向的人员名单,在经历了多轮反复的讨论与博弈之后,终于在他参与其中的那次会议上,走向了定局。

伟人以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登上了全国政治舞台,北伐军校门楣上即将出现谭延闿手书的校名,宁汉合流的棋局尚未落子,蒋宋联姻的红线还握在谭延闿手中。

这一切,在1924年1月那个冬日的广州,全部都还只是一粒尚未发芽的种子。

而将这些种子一粒一粒播下去的那只手,从那份名单最终落定的那一刻起,已经悄悄开始了它接下来长达六年、改写无数人命运的全部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