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苏北平原那片密如蛛网的河道里，出了一桩透着邪气的失踪案。
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领着个翻译官，在众目睽睽之下进了静悄悄的河湾，紧接着就彻底没影了，连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在日军当年的账本里，这顶多算是一次“走丢了”；可要在当地乡亲们口中，这却是一场靠着胆识与冷静拼出来的“生死局”。
整件事的主角叫徐志朝，是个在东湾河靠摆渡养家糊口的苦力人。
要是咱们顺着“做买卖”的思路去回看那个午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划船人，在短短半个钟头里，连续拿出了三次足以写进兵书的决断。
这绝不仅仅是那种头脑发热的杀敌故事，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死胡同里，通过计算风险和本钱，完成的一场以小博大的翻身仗。
就在那天下午，当鬼子和翻译在对岸扯着嗓子喊渡船时，徐志朝碰到了头一个坎：载还是不载？
不载，理由多的是。
鬼子是血仇，去年隔壁村的惨案还历历在目。
可要是硬着脖子拒绝，对岸那杆黑漆漆的枪子儿可不长眼，在没遮没挡的水面上，木船哪跑得过子弹？
到头来，不光自己得交待，身后的村子恐怕也得被血洗。
顺着对方的意思把人送过去？
那是绝大多数人的活法，拿两个赏钱，受一肚子气，继续当个受憋屈的顺民。
可徐志朝拿定了第三个主意：把人接上来，然后再找机会下手。
他心里有本账：在岸上，人家有快枪，那是人家的天下；可一旦进了水里，那就是他这个渡夫的主场了。
小船一离岸，谁说了算就开始变了。
他脸上没露半点不痛快，甚至在那翻译吆喝着去陈家沟办差时，他也只是闷着头调转船头。
这种“怂包”的样子，成了他最好的伪装。
等船划到河心，真正的火药桶点燃了。
那个鬼子冷不丁问了句极其下流的话：“哪儿有‘花姑娘’？”
这话就像一根通红的火钎子捅进了耳朵，徐志朝气得指节发白，恨不得一橹把对方扫进河里。
可他一搭眼，瞧见鬼子的手正不紧不慢地搭在腿上的步枪上。
这就是硬实力的差距。
在巴掌大的船舱里，木桨挥动太费劲，可人家扣下扳机只要一眨眼。
真要硬拼，自己胸口准保多出几个窟窿。
于是，徐志朝使出了最毒的一招“局”。
他不仅没发火，反而挤出一脸为难又巴结的笑，凑过去小声说：“我们村早没人了，不过陈家沟那边，听说倒是藏着几个俊的…
这法子绝了，他直接抓住了对方的贪欲和自大。
在鬼子眼里，这个点头哈腰的船夫已经被吓破了胆，甚至不惜卖邻居来讨好。
就这么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兵犯了兵家大忌——他撤了防，甚至合上眼皮开始打盹。
徐志朝算得准：要弄死一个带响火的敌人，最好的法子不是让他怕，而是让他觉得自个儿稳如泰山。
等对方一闭眼，徐志朝就开始挑“坑”了。
他稳稳地摇着橹，直到把船送进了凤凰河与支流汇合的河心。
选这儿有讲究：头一个，这儿水深得没底，鬼子穿着厚军大衣，掉进去就是个秤砣。
再一个，这儿有暗流，只要落了水，那身行头就能把人活活累死。
最后一个，这儿离岸最远，就算对方临死前搂一火，空旷的水面上也打不准，枪声传到村里也早变了调。
紧接着，就是利落的杀招。
徐志朝没用木桨，而是使出了船夫的一把子腰腿劲。
他像个黑豹子一样蹿过去，死死掐住鬼子的脚脖子。
他没去抢那杆枪，而是直接把人拽进了水里。
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抢东西不稳当，可把人拖进水里，那就是进了他这个“浪里白条”的地盘。
在二月天冰凉的河水里，这仗就没悬念了。
一个是常年在水里讨生活的，一个是穿着几十斤重衣服的陆军。
徐志朝一次次把对方的脑袋往水里摁，直到那一串罪恶的气泡彻底断了。
等他湿漉漉地爬回船上，捡起那杆步枪时，最后一道难题来了：船上还有个翻译。
为了灭口，最干脆的法子就是顺手把他也推下去。
可老徐没动。
杀鬼子那是除害，杀同胞那是另一回事。
况且这翻译有名有姓，要是他也丢了，鬼子的报复会来得更凶。
老徐使了个更狠的法子。
他提着枪，眼神像刀子一样盯着瘫在地上的翻译，撂下几句狠话。
大意是说：我走了，可你家住哪儿我门儿清。
你要是敢告发，我非把你全家老小一锅端了。
这就是典型的“非对称威胁”。
对这种求财的人来说，日本人的威胁在远处，可老徐这个豁出命的孤狼就站在跟前。
他算准了，这翻译不敢拿全家的命去赌。
果然，那翻译连爬带滚地跑了，打那起再没提过一个字。
而老徐也极其果决，他没回家，直接背上枪，一头扎进了望不到头的芦苇荡。
回头再看，徐志朝的每个动作都透着庄稼人的智慧。
他虽然弄丢了一条船，也没了那个穷窝，但他保住了全村的安宁，除掉了祸害，还给队伍送去了一杆顶用的家伙。
这笔账，他算得既深又远。
很多年后，大家还在传那个消失在夕阳里的背影。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够勇，更是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当一个老实人被逼到绝路上，他爆发出来的脑子和力气，足以成为入侵者这辈子都醒不过来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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