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男子携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的过激行为，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却是中国的胜利。
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吟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出发刺秦。
面对“满座衣冠似雪”的悲壮，其实背后是燕国的无奈与绝境，是太子丹的绝望。
军事上，名将王翦破赵，大军直抵燕国边境——易水。用太子丹自己的话说，是“举国不足以当秦”。
外交上，合纵无望。韩国已灭，赵国和魏国名存实亡，楚国自顾不暇，齐国则事不关己。
这是弱国的无奈和孤注一掷，也叫病急乱投医。
纵观古今历史，抛开私人恩怨的因素，刺杀的本质是一种绝望。
清朝末年，最典型的刺杀事件有：以命搏命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写下“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刺杀满清五大臣的吴樾。他们都是抱着“以死唤醒天下”的信念。
这种策略背后的背景是：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屡遭失败，革命党人在屡次受挫后迷茫、失望，甚至绝望，继而不少人转向“以小搏大”，把刺杀当作主要的革命手段，认为这是一个“刺杀的时代”。
这名日本男子的举动，同样说明其绝望和迷茫。
曾几何时，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心情。
多年前，在《参考消息》报道日本右翼分子频频挑衅后，沈阳一名25岁的爱国青年马臣怒火中烧，写下战帖，买了两把长刀，去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下战书，要求和日本驻华大使决斗。
挑战书内容是：双方各持一把刀进行决斗，互相对砍，谁死了就进火葬场，以此了断恩怨。信的末尾说：“如果日方不敢应战，就是懦夫。”
马臣把信交进去后，拿着刀就在领事馆外抽烟，等待决斗。日本方面没有一人出现，而是通知了中国警方。
中国警方找到马臣，没有逮捕他，而是劝返，还请他吃了一顿饭。
为了避免外交纠纷，后来每到“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这类特殊纪念日，沈阳警方都会派人提酒买肉到马臣家，请他喝酒吃饭。
当时网上大赞警方的“人性化执法”。
20多年过去，如今时过境迁，我们活成了曾经令他人“讨厌”的模样。
曾经，日本的“八八舰队”“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春潮级潜艇”"90式主战坦克”“三菱F-15J/DJ战斗机”等装备雄霸亚洲，每一种都让我们仰望。
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051型驱逐舰，排水量仅3000多吨，只有简单的点防空或无防空，没有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潜艇是035型，噪音大，探测能力弱。
国产最先进的战机歼-8II还在改进中，缺乏可靠的雷达和中距弹，被西方戏称为“和平鸽”。
如此大的差距面前，中国军迷那时的绝望已经到了“如果中国有朝一日能有日本的装备，吾等虽死无憾”的地步。
如今中日实力逆转，我们成了被抗议和被羡慕的一方，日本却成了绝望和迷茫的一代。这才有了日本男子翻墙试图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幕。
男子的这个举动被中国大使馆“降维打击”：他刚刚出现就被摄像头锁定，发现他的异常举动后，我方人员立刻行动。
据传，男子翻墙时，大使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收到预警，很快前往拦截，在半道上守株待兔。男子被控制后一脸茫然，感觉自己的行动很隐秘，怎么一下子就被发现了。
因为在很多国家，出于所谓的隐私保护，更多是成本考虑，并没有大范围使用摄像头。
中国摄像头的普及，也曾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成本的制约。
在21世纪初，中国的监控市场几乎完全被美国的霍尼韦尔、泰科，日本的索尼、松下，以及韩国的三星所垄断。
一个分辨率很低的普通模拟摄像机，价格通常在2000元至5000元人民币，高清的就更贵，动辄上万。
搭建一套配有硬盘录像机和矩阵交换机的监控系统，成本往往需要几十万，只有银行、机场、政府核心部门才用得起。
后来国产崛起，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突破视频压缩算法，实现供应链国产化，2010年左右把普通高清摄像头的价格打到500元至800元的“白菜价”。现在更不用说了，具备夜视、双向语音、人形检测等功能的摄像头也才两三百块。
所以在2010年后，中国拉开了“天网工程”的大规模建设。
如今的中国人早已习惯摄像头的存在。想做坏事，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踩油门超速之前，一般都会看头顶有无摄像头；超速后，也会观察前方有无摄像头，以便提前降速。
国外没有这种环境，不会有这么高的警惕心和洞察力。
这名日本男子轻易被我方“瓮中捉鳖”。
男子被捕后，自称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
随后，日本警视厅通报称，男子是23岁的村田见大，隶属于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军衔为三等陆尉。
村田见大称“这么做是为了当面向中国大使表达意见”。警方据其交代，在使馆植被中发现了一把刃长约18厘米的刀具。
无论男子的借口如何变换，都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如今的日本已全面陷入深深的焦虑，面对中日绝对的实力差距，以及这种差距还将拉大的局面，只剩下苍白的背影和徒劳挣扎。
今天的日本青年只能用一把小刀，去挑战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国防的大国。
这对日本而言，本身就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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