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的六根手指
《Psychology Today》是一本创办于1967年的老牌杂志，设有一个跨学科专栏“虚假信息部门”（Misinformation Desk），通常由像Alberto Fittarelli（公民实验室研究员）或者专门研究阴谋论、群体心理学的教授主持。他们最近的一篇文章关于此次美以伊朗战争中的虚假信息。
《Psychology Today》杂志封面
4月2日是第十个“国际事实核查日”（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Day）。这个日期的选择是有意为之的，就在愚人节之后的第一天。愚人节是对“谎言”的一场年度致敬，或者说至少是对那种有趣、无害的谎言的致敬。然而，考虑到AI生成的数字内容呈现出的爆炸式增长，仅用一天时间来进行事实核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美以对伊朗战争的语境下，情况尤为如此。在这场冲突中，人们利用AI生成了海量的虚假信息，通常以图像和视频的形式，旨在通过“虚假信息经济”牟利。不幸的是，这类影像往往是极具威力的说服工具。
在战争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领域，这尤其危险。包括BBC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将这次与美以伊朗战争相关的AI驱动虚假信息的爆发形容为“史无前例”。数字媒体专家Timothy Graham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过去需要专业视频制作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利用AI工具几分钟就能搞定。制作令人信服的合成冲突画面的门槛已基本消失。”
所谓的“战争迷雾”已不再仅仅是形容战场混乱的隐喻，而是对这个被“AI垃圾内容（AI slop）”所窒息的信息环境的字面描述。事实上，一项研究发现，YouTube上超过20%的内容都是由AI生成的。
Sofia Rubison是NewsGuard的高级编辑，该组织负责评估全球新闻来源的可信度。她对“史无前例”这一描述深表认同。除了发布新闻源可靠性报告外，NewsGuard还在其《现状核查》（Reality Check）简报中每周发布一条虚假声明，专门针对那些已经病毒式传播且极具危害性的言论。最近，他们调查了关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咖啡馆喝咖啡的视频是深度伪造（deepfake）”的说法。这段视频本是作为“生存证明”发布的，以回应对其死亡的虚假指控，但许多人（包括一些业余网络侦探）仍认为它是深度伪造的。由于这些说法被广泛传播并可能导致危害，因此符合NewsGuard的介入标准。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2日，以色列迪莫纳，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视察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受损区域。视觉中国 图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布了一段自己买咖啡的视频，显然是为了证明网络上关于他“已死亡”的传言被极大地夸大了。这些谣言源于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此前发布的一段视频。一些社交媒体用户称，视频中内塔尼亚胡的一只手长了六根手指，这被视为AI伪造内容的迹象，从而引发了对总理健康状况的猜测。
这是全球政治虚假信息在AI生成图像和视频时代如何传播的又一个典型案例。内塔尼亚胡的证明视频拍摄于耶路撒冷郊外一家咖啡馆中，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正在购买外带咖啡并与一名助手交谈。在从收银员手中接过咖啡后，他先后举起双手，展示每只手都只有五根手指。随后，他的助手询问他关于他被杀或受伤的传言。内塔尼亚胡用“死亡（dead）”一词进行了双关语回应——在希伯来语俚语中，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痴迷于”某人或某事。内塔尼亚胡告诉助手：“我爱死咖啡了。你知道吗？我还爱死我的人民了”。CBC新闻已通过该咖啡馆的在线图像独立核实了视频拍摄地点，并确认其内容真实有效。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一些工具来评估视频是真实的还是AI生成的，比如整合在X平台中的Grok。但这些工具并不总是准确。正如Rubison所言：“Grok这个AI账号实际上是该平台上虚假声明的最大传播者之一。”她补充道：“X平台本身并没有声称其模型能够准确核查虚假信息，或准确检测某物是否为AI生成。”尽管如此，Grok的回答往往给人一种“终极判决”的错觉。
一段声称显示伊朗导弹袭击特拉维夫的视频在X上的播放量达到数百万次。尽管Grok告诉用户该视频是真的，但CBC的事实核查团队判定它实际上是伪造的。
另一个由Hive公司开发的、性能更好的AI检测器会对视频进行测试。Hive比许多其他检测器更准确，但在内塔尼亚胡视频的案例中，它竟然判定视频有超过95%的概率是由AI生成的。Hive在这个案例中错了——视频是真实的。这表明即使是最好的AI检测器也并非无懈可击。Rubison表示，NewsGuard确实会使用Hive进行初步评估，但绝不会仅仅依赖单一平台来断定一段视频的真伪。
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视频，Rubison解释说，她的NewsGuard团队在在线工具之外进行了广泛的事实核查，最终确认其为真实。首先，她指出路透社查看了该咖啡馆的素材图片，与视频背景完全吻合。此外，咖啡馆本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该活动的现场照片和视频，同样对得上号。如果这是AI视频，那将需要极大量的人员协同作假，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
这种现象导致真实的苦难证据也可能被当作虚构模拟而遭到摒弃。例如，NBC新闻报道了一项艰难的调查，证实一段2025年5月饥饿的加沙民众等待食物的视频完全属实。然而，大批社交媒体用户却条件反射式地将其斥为深度伪造。当公众不再能分辨精密的伪造品与记录现实的档案时，真相便不再是基于经验的事实，而成了顺应党派偏好的权宜之计。
研究者Lexy Reid在《Modern Diplomacy》的文章认为，近期的内塔尼亚胡案例说明了现代媒体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弱点，以及源于政治性模糊处理的信任危机。这场危机正在重塑民主治理，使地缘政治信息动荡不安，并削弱了公众解读现实的能力。
关于领导人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的虚假声明会瞬间产生政治不确定性。这反过来会改变市场走势、外交权衡、军事态势和国内合法性。现代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超过了机构的反应能力，这造成了暂时的“真相真空”，传言在其中充当了事实上的现实。
关于内塔尼亚胡死讯的传闻最初源自Telegram帖子，随后蔓延到X，再通过配错字幕的视频传播到TikTok。这些谣言被以色列国内的反对者、亲伊朗或反以色列账号，以及利用不稳定局势的外国政府关联机器人网络所放大。在国内，这可能导致公众焦虑（因政府含糊其辞的声明而加剧）、被反对派政治利用，以及在活跃的安全危机期间引发对指挥连续性的质疑。在国际上，盟友在发表声明前必须寻求确认，而他们的延迟可能会被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解读为“死讯属实”的证据。对手也可以利用技术放大的疑虑来评估领导层混乱是否提供了战略机遇。
利用虚假信息作为政治工具并不缺乏历史先例：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中央情报局（CIA）和军情六处（MI6）操纵过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健康状况的传闻。在2010年底到2012年底期间，关于穆巴拉克健康状况的虚假信息也屡见不鲜。信息一直是政治资源，但先进技术将这一工具交到了所有人手中，在政治精神领域制造了一道难以找回真相的鸿沟。虽然虚假信息是老套路，但AI改变了虚假叙事的速度、可信度和规模。
可以说，AI已经实现了宣传的工业化。以前需要情报机构和国家力量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个人或小团体只需极低成本即可完成，这改变了信息战场。深度伪造技术包括生成对抗网络（GANs）、扩散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其主要特征是检测难度日益增加，因为视觉手段被用来诬称真实视频为假，反之亦然。这种武器化在近期的许多冲突中可见一斑，例如：2022年伪造的泽连斯基投降视频（旨在瓦解民心）；影响美国股市的2023年伪造五角大楼爆炸图像；以及伊朗和俄罗斯机器人网络在叙利亚、乌克兰和巴以冲突中生成的AI战场影像。
算法放大机制优先推送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内容，而发布前验证或摩擦机制的缺失，使得内容在检测团队响应前就已大规模扩散。平台的应对措施（标注、降权、检测工具）仍然不一致且具有滞后性，X的政策日益允许虚假信息在没有任何妥善缓解的情况下传播。这与鲍德里亚（Baudrillard）关于“拟像”和“超真实”的概念产生了有趣的关联：人们不再能区分真相与模仿，而我们交互的算法正越来越多地向我们展示幻象而非真相。
在政策层面，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提出了对合成媒体的透明度要求，但深度伪造的制作者只需在欧洲以外运作即可规避监管。要有效防止虚假信息，需要更具侵入性和更强力的监管，但当这种干预手段介入时，无疑会引发关于言论自由和免受审查自由的质疑。快速的技术创新超前于监管框架，且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就水印或溯源追踪达成可强制执行的协议。
权威的视频证据被斥为“伪造”（使政治人物得以逃避追责），而真正的伪造视频却在公共领域被奉为证据。在内塔尼亚胡的案例中，政治对手和阴谋论社区通过指出微小的视觉瑕疵，质疑真实的“生存证明”片段。这些捏造的丑闻通常还被选择在政治动荡最剧烈的时机（如选举期间）发布。选民的困惑和愤世嫉俗情绪可能会抑制投票率，让边缘观点在选举中获得更多影响力。
当个人无法信任任何信息时，他们就会退出参与，“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可信的”成为了一种默认立场。对于政治极端的群体，中间派选民会选择退出信息战场，而更激进的人可能只愿意接受符合其观点的材料，无论真假。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日益根据意识形态界限而分裂，选择性接触加强了预先存在的怀疑。
美国退休制度的危机
眼下，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提议将全面退休年龄提高到六十九岁并修改福利计算公式，社会保障办公室遭到裁并、人员大幅削减，整个体系正被特朗普政府当作推行其政治议程的工具。加州大学历史学家特雷弗·杰克逊（Trevor Jackson）在4月23日即将出版的《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题为《老龄阶层》（The Aging Class）的书评。文章开宗明义：退休制度，一如美国经济的诸多领域，早已沦为一套让私人资本获利、令弱势群体受害的破碎体系。
文章评论了两本关于美国退休问题的著作。
詹姆斯·查佩尔著《黄金岁月：美国人如何发明与重塑老年》
第一本是杜克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查佩尔（James Chappel）所著《黄金岁月：美国人如何发明与重塑老年》（Golden Years: How Americans Invented and Reinvented Old Age），2024年出版。查佩尔长期从事宗教、性别和家庭的现代欧美思想史研究，同时隶属于杜克老龄研究中心——全美持续获得资助时间最长的老龄研究机构。他走的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路子，试图说明“老年”作为人生阶段这一概念，是如何在美国被一步步发明和重塑的。
特蕾莎·吉拉尔杜奇著《工作、退休、再循环：新经济中退休的不确定性》
第二本是新社会研究学院劳动经济学家特蕾莎·吉拉尔杜奇（Teresa Ghilarducci）所著《工作、退休、再循环：新经济中退休的不确定性》（Work, Retire, Repeat: The Uncertainty of Retirement in the New Economy），2026年5月即将出版。吉拉尔杜奇此前已出版五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多年深耕退休经济学与政策领域。她走的是实证经济学和政策倡导的路子，意在揭示退休危机的严峻程度，并提出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杰克逊在书评开头抛出了一个贯穿全文的问题：如果美国现代退休制度诞生于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迄今已走过近九十年，那么它究竟是更接近终点，还是更接近新的起点？两位作者给出了路径迥异却彼此互补的回答。
查佩尔的核心观点是：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老年问题始终是美国国家政治中的热门议题；但此后长达半个世纪，尽管老年人在政治参与度、联邦支出占比乃至国家领导层中都占据压倒性地位，却再没有通过任何重大老龄立法。他们真正经历的，只有退休能力与退休后生活水平的持续滑坡。
查佩尔从十九世纪末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年照护设想讲起，随后追溯了内战退伍军人养老金制度、大萧条时期汤森运动的兴衰——该运动主张以一般税收为每位六十岁以上美国人提供慷慨的月度补贴，到1936年已拥有约两百万会员——最终落脚于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在查佩尔看来，社会保障堪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减贫项目”，2022年使两千一百七十万人免于贫困，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个国家发明了老年”——在1935年之前，美国人几乎没有把老年视为一个拥有独立制度和福利安排的完整人生阶段。
战后二三十年是美国老龄政策的黄金时代。1950年至1975年间，白宫多次召开全国老龄会议，全国老年公民委员会应运而生以推动Medicare立法，拥有雇主养老金的美国人从数百万增至三千三百万。Medicare和Medicaid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就，但Medicare仅覆盖急诊住院，不涉及残疾、长期护理或处方药；Medicaid则通过各州福利系统运作，始终面临资金匮乏和社会污名的双重困境。
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此后针对退休福利的削减攻势几乎从未停歇。1974年至1978年间的税法改革催生了个人退休账户（IRA）和401(k)计划，推动了从确定给付型养老金向确定缴款型养老金的急速转变——风险从雇主转嫁到了个人头上。与此同时，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引发了一场老年照护危机，因为此前承担这项工作的正是家庭中的无偿女性劳动。查佩尔甚至找到了“退休”一词使用频率逐渐下降的证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崛起，则象征着老年问题从公共议题向私人事务的蜕变——它并非政治压力团体，而是一个面向五十岁以上人群的生活方式平台，致力于把老年人和营利性企业撮合到一起。查佩尔直言，从卡特到拜登，民主党人再未拿出任何称得上老龄政策创新的东西。1997年增设的Medicare C部分和2003年的D部分，不过是进一步加深了老年人对私营企业的依赖，把他们从“受益者”变成了“被赋权却无力自主的消费者”。
吉拉尔杜奇这边，核心发现同样触目惊心：在62至70岁的美国人中，仅有10%已退休且财务稳定；另有11%具备退休条件但选择继续工作；多达51%虽已退休，生活水平却急剧下滑；还有28%仍在工作，想停也停不下来。也就是说，近八成老年美国人无法体面地安度晚年。
她写这本书，就是要打破美国政策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延长工作共识”——一种认为退休危机的出路在于让人们干得更久、退得更晚的主张。吉拉尔杜奇的判断毫不含糊：这种共识的实质就是阶级博弈。延长工作对雇主百利而无一害——劳动力供给膨胀，工资和工作条件随之承压，退休年限被压缩，雇主利润因而最大化。年长工人的谈判地位天然弱于其他劳动者，而大批不稳定就业的老年劳动力后备军，又进一步削弱了整个劳动阶层的议价能力。数据显示，拥有确定给付型养老金的美国男性，平均比只有401(k)的男性多享受2.7年退休时光。而最根本的不平等在于生命本身：富人更长寿，逼穷人延长工作年限，实质上是用压缩穷人不工作的存活时间来“化解”退休难题。“富人拥有更多的一切，”她写道，“包括寿命。”
在此基础上，吉拉尔杜奇提出了“保障退休账户最大化方案”：要求所有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缴纳工资的3%，汇入经过风险调整的高回报投资组合，保证本金安全，退休后以年金形式领取，并辅以税收抵免。她还开列了八项政策目标，包括降低Medicare的准入年龄和提高最低工资。
杰克逊对两本书既有肯定，也有犀利的批评，而且他的批评指向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
他指出，查佩尔《黄金岁月》通篇的基调是乐观的，老年人口更多、寿命更长、贫困率更低，在查佩尔看来不是危机而是机遇。但杰克逊认为，吉拉尔杜奇有力地证明了，依靠社会保障收入度日远没有查佩尔描绘的那么从容。查佩尔从历史中提炼出的教训——我们需要大规模社会运动、需要包容与多元、需要老年人重新把自己视为一个共同体（用另一种话语来说，就是阶级意识）——在杰克逊看来恰恰与现实背道而驰：美国的老年群体，恰恰是在投票中最坚定地反对上述一切的人群；而且，正如查佩尔自己所揭示的个体化逻辑所致，他们已是美国公民社会废墟中最原子化、最疏离的一盘散沙。
至于吉拉尔杜奇的《工作、退休、再循环》，杰克逊认为它染上了一种政策类著作的通病，他称之为“技术官僚的幻觉”。全书用大量篇幅细致剖析了大规模的系统性问题，逐一拆解了各种浮于表面的流行药方，在最后一章才端出自己的政策处方时，对如何落地几乎只字不提。吉拉尔杜奇自己明明已经点出了问题的政治与权力本质：“薪酬和时间的分配，并非人们所期望的样子，而是他们被迫接受的结果”。但她缺少一套政治变革的理论。她开出的方案，即便已远远超出当下美国政治想象力的边界，也仍然够不上员工所有制、公民社会财富基金或普遍权利主张的门槛。要落实这些政策，前提是一整套政治条件的成熟，而那些条件本身有赖于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敢于斗争的工人阶级去正面对抗资本与雇主。但没有哪位政策专家会发出这样的号召。
杰克逊最尖锐的一击留在了结尾。他指出，两本书都没有触及近年来美国老年照护领域最迅猛、最深刻的变局——私募股权的大举进入。2000年代中期以来，黑石、贝恩资本、KKR等私募股权巨头持续重金布局美国养老院、辅助生活设施、临终关怀机构、退休社区和医院。后果一目了然：养老院被私募股权收购后两到三年内，人手减少、设备缩水，短期死亡率上升约10%。有研究估计，2005年至2016年间至少有两万两千例超额死亡可归咎于私募股权对养老院的所有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养老基金自身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私募股权的游戏：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向黑石投入了15亿美元，加州大学系统（杰克逊本人的工作单位）的投资部门则购入了40亿美元的黑石房地产收入信托份额——养老基金向资产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后者靠裁减旗下养老院和医院的员工来兑现高回报承诺。杰克逊在文末写道：“关于老龄化的文化叙事固然重要，但在黑石房地产收入信托的季度利润指标面前，它们不堪一击。”
杰克逊还提出了一个更宏观的判断：美国退休制度走过的轨迹——从战后新政共识到1970年代危机，再到全面私有化，风险和成本甩给个人，私营资本赚得盆满钵满——同样适用于托幼、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失败，而是美国整体政治经济模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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