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女孩遇害后被抛尸离家43公里的灌木丛中，发现时下半身赤裸。凶手是她好心收留的19岁中国男孩，住进来还不到三周。
2018年6月8日晚上7点16分，悉尼肯斯区，25岁中国女孩俞琪正在跟远在上海的妈妈微信通话。电话里她跟妈妈说，家里停电了，但看别人家还有电。说完这句，通话断了。
俞妈妈回拨，不通。再拨，还是不通。
一种母亲的本能让她慌了神。她联系上女儿的邻居陈先生，拜托他立刻去家里看看。陈先生过去敲门，开门的是住在一楼的男租客，屋里漆黑一片。
陈先生检查发现，原来电闸被人拉了下来。他把电闸推上去，灯光重新亮了起来，但俞琪不在。男租客说她出去吃饭了，晚点才回来。
陈先生将信将疑地走了，把情况告诉了俞妈妈。
晚上8点半，二楼的女室友吴佳宁回到家。上楼时她注意到楼梯地毯上有一块红色印记，地板也比平时干净很多，甚至干净得有点反常。她去敲俞琪的门，没人应，轻轻一推，门开了，里面空无一人。
吴佳宁太了解俞琪了。这个姑娘晚上9点以后绝不出门，作息稳定得像瑞士钟表。她心里有些不安，却也不能做什么。
第二天早上8点，彻夜未眠的俞妈妈再次恳求陈先生上门查看。这次是吴佳宁开的门，两人一合计——俞琪彻夜未归，又一直联系不上，大概是出事了。吴佳宁没再犹豫，直接报了警。她跟警方说：我强烈怀疑她出事了。
警方很快赶到，对公寓进行检查。
在俞琪卧室里，警方找到一条带血的内裤。经过检验，发现楼梯地毯上那块红色印记和楼梯口残留的红色斑点，都是人血，俞琪的手机、手提包、她的白色丰田卡罗拉小汽车，也全都不见了。
早上9点25分，别墅的男租客开着朋友的车回来了。他叫董硕，19岁，也来自中国。他付给俞琪882澳元租金，5月20号才搬进来，刚住不到三周。
他说因为租金太高，打算6月9号搬走，提前一周跟俞琪说了要退租，俞琪也答应了，答应退一半租金给他。两人没发生争执。
他说俞琪失踪的6月8号晚上，自己6点半就回到家，俞琪当时也在家，后来出去了。他一直和女朋友在房间里看电视，8点半出门吃饭，11点多回来。没上过二楼，并不知道俞琪失踪。
他的说辞看似无懈可击，但警方调查发现，董硕所说的女朋友，早在当年2月就已离开澳洲，根本没和他在一起。
更关键的是，警方在他一楼的卧室和浴室里都检测出了俞琪的血迹。
证据面前，董硕飙起了演技，直接躺在地上抽搐起来——癫痫发作了。警方只能先送他去医院。
晚上8点半，警方在距离别墅4公里外的伯德区找到了俞琪的白色丰田卡罗拉，车子正停在董硕朋友家旁边。后座有大量血迹，车里多处检测出董硕的指纹和DNA。在董硕朋友那辆车的驾驶座脚垫下面，则找到了俞琪的车钥匙。
此时，医院也传来消息，医生给董硕做了全面检查后，发现他什么毛病没有，所谓癫痫发作，纯粹是装的。
6月12日，董硕被逮捕，被起诉谋杀。可是此时，他却换了另一副嘴脸。
之前那个主动配合、对答如流的年轻人消失了。警方问什么，他只说两句话：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警方让他戴上塑料袋，保护指甲缝里可能残留的DNA证据。他直接拒绝，拼命想把袋子摘掉，还试图咬掉自己的指甲，毁灭证据。
很显然，他杀害了俞琪，却又敢做不敢当，开始怕了。那么他和俞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非要下此毒手呢？
俞琪的人生，原本是一条坚定的上行曲线。
2009年，18岁的俞琪从上海来到澳洲留学，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拿下电子工程学士和电信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一家高科技电子公司，一年内升为客户经理和总经理助理。
十年打拼，加上父母资助，她花95万澳元买下肯斯区的这栋别墅，定居下来。她跟父母说，澳洲这挺好，人友善，空气好，吃的也不错。她正积极准备申请父母移民，一家人眼看就要团圆。
她把房间分租给董硕的时候，一点没犹豫。都是同胞，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出事前几天，她还用创可贴帮董硕处理过手上的伤口。
董硕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农村长大，小学六年级辍学，上面两个姐姐。2017年9月拿旅游签证来澳洲，在建筑工地装窗户。同年11月申请难民签证，2018年3月被拒。到案发时，他是个随时可能被遣返的非法移民。
警方调查他的手机搜索记录，发现案发前两天，他就搜过“澳洲谋杀罪量刑标准”、“故意杀人后需要赔偿哪些费用”等等。
案发当晚从9点半开始，他连续搜了悉尼周边18个全是深山、灌木丛和湖边等很少有人去的地方。
他要抛尸。
再还原他的谷歌地图使用记录，发现他当晚沿着M1高速公路去了古林盖火车站附近，晚上10点半又搜了返回肯斯区别墅的路线，11点42分和次日早上6点46分，两次搜了他朋友家的地址。
按照这些记录，警方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他杀害俞琪后，开着俞琪的车去偏僻地点抛尸，然后把车扔在朋友家附近，又借了朋友的车开回家。
由于董硕拒不交代抛尸地点，警方只得出动了搜救犬、骑警队、水上部队和直升机，对古林盖附近的山林和水道进行地毯式搜索。可是植被太茂密了，警方连续寻找几天，什么都没找到。
俞琪失踪的消息传开后，大量华人自发组织起来帮忙寻找。她的同事、球友、驴友，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才最大关注她的下落，没人说多余的话，大家只有一个目的——把人找到。
6月26日，俞琪失踪第18天。警方知道生还希望已经没多少了，但俞琪的父母不肯放弃。没见到尸体，就还有可能活着。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俞妈妈泣不成声，俞爸爸强撑着用普通话恳求大家提供线索。
7月25日，案件终于迎来突破。
当天早上8点多，有人路过M1高速公路库林盖火车站附近的一个紧急停车点，在旁边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俞琪的遗体。这片灌木丛夹在高速公路和铁路之间，距离她家大约43公里。150米之外的库林盖火车站墙上，还贴着她的寻人启事。
发现时，俞琪的遗体已经严重腐烂，下半身赤裸，脖子上系着一件长袖衬衫，泡衣的碎片散布四周，手机也碎在旁边。在那件衬衫上，警方检测出董硕的DNA。但由于尸体腐烂程度太重，没能确定直接死因。
让人气愤的是，从逮捕到庭审整整一年多，董硕一直没有说出他到底对俞琪做了什么。
2019年12月4日，董硕通过视频连线出庭。法官宣读了罪名，他表情平淡，时不时咬手指上的倒刺。法官问他是否认罪，他说了两个字：认罪。旁听席上，俞爸爸无声地擦掉脸上的泪水。
2020年1月，一次心理诊断中，董硕终于说出了一些东西。他说当晚因为退租的事跟俞琪发生冲突，俞琪对他说了些话让他很不舒服，而且拒绝当场退钱，说要等新租客来了才能走。情绪失控下，他起了杀心。他对心理医生说，俞琪对他很好，他感到内疚和惭愧。
但他坚持说这是激情犯罪，不是预谋。
真是激情杀人吗？那为何会提前两天搜索谋杀罪量刑标准？为何会提前搜索抛尸地点？作案当晚又为何故意拉掉电闸呢？
面对质问，董硕无以应答。
俞琪有随手关房门的习惯。那天电闸被人拉掉，屋内停电，她只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不会知道，踏出房门后，她就再也没能走回去。
2020年2月提审中，俞琪父母向法庭提交了一封三页长的信。信里说，女儿遇害之后，这个家就散了。他们觉得董硕下毒手，是怕俞琪举报他非法移民的身份，怕被遣返。他查到澳洲没有死刑，宁愿坐牢也不愿意回去。
但这个解释不够。
警方在董硕手机里发现了另一类内容：大量成人视频和图片，里面的女性都有同一个特征——外形跟俞琪相似的亚洲女子。他还反复用女性器官和与性有关的关键词，搜索会引发他性刺激内容。
另外，他还曾经和朋友说过，自己喜欢上了俞琪，要追她。他信心满满，觉得一定能追到手。
在他眼里，俞琪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有房有车，有永居身份，把她追到手，自己就什么都有了。
他甚至认为俞琪也喜欢自己，尤其是俞琪用创可贴帮他处理作品后，更让他坚定了这种想法。
可俞琪对他的好，纯粹是出于同胞间的照顾，拿他当弟弟看。两人年龄、阅历、教育、家庭背景，各方面都差得太远，他再怎么示好，俞琪都无动于衷。
但他放不下，幻想越来越深。
俞琪卧室里那条带血的内裤，没法不让人往更黑暗的方向想。
担心被举报非法移民是事实；追求无果之后的东西，是另一个事实。种种因素堆叠在一起，把他推向了那条路。对他来说，杀人既能发泄被拒绝的某种感受，又能避免被遣返。在他看来，坐牢比打黑工好得多，至少不用东躲西藏。
但俞琪既然收留了他，怎么可能再举报他？对俞琪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庭审中，董硕的母亲也向法庭提交了一封信。
她说自己生董硕时打了催产素，孩子从小就不太一样，5岁才只能讲几句话。后来送去寄宿学校，被人霸凌，被两个同学打得重伤，性格彻底缩进壳里。
他六年级辍学，成年后当过一段时间厨师，被雇主认为“跟正常人不一样”给解雇了。来澳洲前一年，他又被人认错，遭到严重殴打，胸、眼睛、大脑都受了伤，严重脑震荡，住院一个多月才恢复。
再后来，因为一件小事跟父亲发生矛盾，他拿起菜刀弄伤了父亲。事后他自己也吓到了，说自己当时控制不住。
董硕的律师则提交了一份精神鉴定报告。报告里说董硕告诉心理专家，13岁就有厌世倾向，控制不住情绪。14岁被诊断抑郁症。他能听到脑子里有不同的声音，有时觉得自己身处电视节目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报告建议进一步观察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
法官同意了，延期量刑听证，进行第二次精神评估。
但这些说法，他身边的人不认。
借车给他的朋友、一起干活的工友、他的雇主，都说他学习能力强，挺会跟人交际，尤其爱跟中国工人来往。只是工作最后那段时间老喊累，要求早下班。
审问过他的警员也说他表现得特别机警，没有任何情绪激动或困惑的迹象。
心理专家分析了他的表现和检测数据后，给出的结论是：他在医院里的表现大概率是装出来的，跟真正的精神病人完全不一样。
2020年9月18日，法官作出最终判决。
董硕在俞琪家中犯下的罪行，还有事后抛尸的行为，都显示出冷酷无情。他始终拒绝透露作案细节和动机，说明他毫无悔意。即便存在精神分裂症的可能，也不能成为谋杀的借口。
他被捕时跟警方周旋的方式、作案的手法、事前调查抛尸地点和量刑标准的行为，都表明他是在精神正常的状态下犯案的。
综合考量他的年龄、非法移民身份、可能存在的精神障碍，加上主动认罪带来的25%减刑，法庭最终判处他18年有期徒刑，服刑13年零6个月后方可申请假释。
宣判刚结束，法庭里响起一连串凄惨的哭喊声，那是俞妈妈。
俞爸爸用普通话大声喊着：这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我们的女儿没了，凶手可能过十几年就能出来，而我们什么答案都没得到！
俞琪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被发现时下半身赤裸？董硕始终没有说。他的认罪，在俞琪父母看来，只是一个利用司法系统给自己减刑的手段。
女儿离开后的几年，俞琪父母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女儿在悉尼的那栋别墅，他们不忍心再踏入一步。每一个角落都是女儿的气息。他们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租了房子，搬进去，试着换个环境，试着活下去。
俞琪的生命停止在2018年6月8日，28岁。那个阳光、自律、对世界没任何防备的女孩，再也等不到她和父母团聚的那一天。
可是董硕再过几年，三十出头，还有大把人生。
这个案子最值得琢磨的，不是凶手的残忍，也不是受害者的无辜。这两个都在明面上，不需要多说什么。
真正让人沉默的，是动机这个东西的不可穷尽性。
法庭没有给出行凶的“最终答案”。警方没有，心理专家没有，董硕一直不交代。
他咬死不说，也许是编不圆，也许是怕一旦说出来，那种残忍连他自己都不敢多想，更有可能加重法官对他的判罚。
我们习惯给每件事找一个原因。他杀人，是因为他是非法移民，是被拒难民签，是怕被举报。或者因为他爱而不得，心理扭曲？
这些都有可能。但最有可能的是，案发当晚，他拉掉电闸，在黑暗中突然扑向俞琪，要侵犯她。由于俞琪的强烈反抗，他将其杀害后强奸了她。
可这只是笔者的想象，具体作案细节，董硕一直没有说。
反过来想俞琪。她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对人性太信任？防范心太低？这些词放在事后说，都太轻巧了。
她只是做了绝大多数人都可能会做的事：对身边的人好一点，相信同胞之间可以彼此照应。
这不是她的问题。把一个人的善意说成她的致命弱点，这种叙事本身就是荒谬的。
很多人说俞琪缺乏防备心。这话对，也不全对。
一个在异国独自打拼十年的女孩，从留学生到跨国公司经理，从租房到买房，她搞定过的事情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多。她不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人，她只是没有把这种辨别力，用在同胞身上，没有把对外部世界的警惕，带进自己家的大门。
善意这个东西，平时是美德，只有在遇人不淑的时候才变成代价。
俞琪没做错任何事，对熟人友善、信任同胞、帮人一把，这些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应该是基本素养，不该是致命弱点。问题从来不出在善意本身——出在善意没有被对方当成善意。
我们没法事先知道，今天伸手帮的人，他脑子里在转什么念头。我们能做到的，大概就是在善意和边界之间留一个缓冲区。
把租约书面签清楚是边界，不让男性租客随意进入女生楼层是边界，发现对方行为异常立刻止损也是边界。这些边界不叫冷漠，叫对自己负责。
俞琪的故事如果有一句话可以带走，可能是这句：
保持善意，但永远不要用善意替代判断。
判断一个人靠不靠得住，看的不是他跟你是不是同胞，不是他年纪小不小，不是他看起来需不需要帮助——看的是他做过什么事，在什么处境下，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信源
1.环球网：《中国女子在澳被杀，舍友认罪，犯案前曾网上搜"谋杀处罚"》2019.12.04
2.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对董硕（Shuo Dong）一案的判决文书（R v Dong [2020] NSWSC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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