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汗青
出品/科技深报
东方甄选主播的离职总能引发风波。
4月24日，东方甄选发布公告称主播明明和天权即将告别东方甄选。
粉丝们曾把董宇辉、顿顿、明明与天权合称为东方甄选的“F4”，其中董宇辉在2024年7月带着“与辉同行”离开；去年618大促期间顿顿也选择了急流勇退。
除了明明和天权，中灿和林林也在近期离开，4月25日，明明、天权、中灿、林林在个人社交平台发长文回应离职，在小作文中四名离职主播不约而同的指向同一个词：管理层。
这个管理层刚刚上任四个月，去年12月，孙进正式接任东方甄选CEO，全面负责公司运营。
在离职风波发生前，俞敏洪对孙进的评价是“解决问题的高手”；风波发生后，俞敏洪直播公开道歉时则说：“管理层调整后公司管理方式出现偏差，过度侧重制度管控、忽视团队人文关怀，导致团队氛围出现问题。”
事实上，道歉之后的俞敏洪并不会停下脚步，“去主播化”从来不是孙进的选择，而是俞敏洪在董宇辉事件后的战略底线。俞敏洪曾公开表示：“以后在可见范围内，东方甄选不可能再出现某个主播独立成立一个平台。”
换言之，主播离职并不是一个需要避免的错误，而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唯一的问题是孙进把“去主播化”做的太急了。
公开资料显示，孙进2006年加入新东方，从一线教师一路做到集团副总裁，在管理风格上其追求效率与标准化，入主东方甄选后孙进做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扩充主播团队、标准化产品讲解、削减资源、调离黄金时段主播等，这些改革措施成了头部主播离职的导火索。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俞敏洪尽管嘴上道歉，但心里仍支持孙进，道歉和公开挽留只是面对公众的情感管理手段，并不代表战略方向会调整。
东方甄选的战略方向是要解决直播带货的悖论，既流量的来源是个人，但流量的归属是平台。
简单地说，主播提供的是人格化信任和转化率，这是流量来源，应该拿流量来源的回报；平台提供的是供应链、选品、分发，这些是基础设施，应该拿基础设施的回报。
现实却是平台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主播只能靠规模换收入，当主播流量贡献大到足以让观众“只认人不认平台”时矛盾便会爆发，要么平台接受主播的高额分成要求，要么用资源扶持新主播来制衡。
这样的剧本出现过很多次，造神、依赖、博弈、出走、再造神的路径在每一家平台接连上演。而俞敏洪和东方甄选则想和行业规律对抗，用供应链和会员体系代替主播成为流量来源，这种方式最笨、最慢，但也最可控。
不过这一路径成功的前提是供应链和会员体系能产生足够的自然流量，弥补主播人格化信任的缺失。
从数据来看，东方甄选2026财年中期财报显示，东方甄选自营产品占GMV比例提升至43.8%，来自东方甄选App的GMV的占比也提升至15.7%。
这些数字发生在离职潮以前，今年下半年的数据才是对东方甄选路径的真正验证，在没有明星主播之后，东方甄选货架上那些自营产品还卖不卖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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