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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健人物）
在中国医改的浪潮中，福建三明是一个绕不开的标杆。从2012年一个地级市的“自救式”改革，到成为全国推广的样板，从国家医保局的组建到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全面推开——这场始于三明的试验，深刻改变了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走向。
而提及三明医改，詹积富这个名字便必然与之绑定。作为这场影响全国医改进程的“操盘手”，他曾以“敢啃硬骨头”的担当，打破医药领域的利益藩篱，让“看病难、看病贵”的沉疴在三明得到有效缓解，成为医改领域的传奇人物。
有人说：“没有詹积富，就没有三明医改。”也有人说：“三明医改的带头人很强，其他地方学不来。”而詹积富自己始终只认一个身份：“施工队长。”
五一假期前最后一天，流传出的一则信息在医药圈备受关注。
詹积富成败的起点，是一个老工业城市濒临崩溃的医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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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求生
2011年8月，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詹积富，从福建省食药监局副局长任上，重返故乡三明担任副市长。彼时无人预料，这次调动将在中国医改史上留下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
等待他的，是一个即将崩溃的烂摊子。
三明是座老工业城市，退休人员多、年轻人口流失严重，社会抚养比在全福建省都属倒数。2010年，三明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缺口高达1.4亿元。2011年，亏损扩大到2亿元以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4.42%，这个数字已远远超过一个地级市所能承受的极限。与此同时，医保基金还拖欠全市22家公立医院医药费超过1700万元。
时任市长邓本元愁眉不展。他找到分管农林水的副市长詹积富想办法。詹积富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只有五个字：减少亏损5000万元。
但他要的，远不止这个数字。
在药监系统工作近十年的詹积富，亲历了中国第一轮医改折戟，对医药领域的痼疾了如指掌。他曾长期担任福建省药监局副局长，参与组织过全省药品招标采购，清楚每一片虚高药价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他甚至见过整包整包的现金送到办公室——“不肯收，也实在看不下去那些乌烟瘴气”。
他向市委书记和市长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条件：要求将医疗、医保、医药由不同副市长分管的局面打破，统一由他一人负责。三明医改的最终拍板权，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会移至市医改领导小组，组长詹积富说了算。
这在当时的中国行政体制中，近乎不可能。但三明已无路可退。
2012年春节刚过，詹积富召集发改委、卫生局、人社局、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分管领导和科长，召开了第一次医改动员会。现任三明市医保局局长徐志銮回忆那天的情景：“天气阴冷，每个人都面色凝重。”
他点名请时任医政科科长于修芹发言。于修芹讲了药价虚高和回扣问题，詹积富听完不置可否，却抛出了日后三明医改的核心理念——“三个回归”：公立机构回归公益性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此后的行动，证明他早已胸有成竹。
医改第一刀砍向了药品。2012年4月，三明推出药品重点监控目录，将129种历史上疑似产生过高额回扣的辅助性、营养性“大品种”纳入监控范围。医院使用这些药品必须实名登记，用量过大或用药不合理，就要批评教育并扣除医生奖金。
效果立竿见影。仅仅一个月，三明全市公立医院药费下降约1700万元，相当于当月用药总额的四分之一；若按全年计算，仅此一招节省下来的药费便几乎可以扭转医保基金亏损的局面。
初战告捷给了詹积富信心。但他清楚，这不过是在堵住一个正在喷水的龙头，而整栋房子的管道早已锈穿。他要做的，是把整栋房子拆了重盖。
❷
釜底抽薪
药费降下来了。但詹积富追问道：药价为什么虚高？
这是他比大多数医改推动者多出来的一重优势——十年药监系统的经历，让他对药品从生产、流通到医院终端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胸。他知道，药品出厂后经层层经销，每经过一个环节就加一次价，到患者手中时价格早已翻了几倍到十几倍。而这层层加价的空间，正是回扣的资金来源。
詹积富曾算过一笔账：销售价和出厂价之间的差额中，医药代表获得约20%的推销费，医生获得约30%的处方回扣费，而患者和医保最终为此买单。
他用四个字形容这一顽疾：“点菜不买单。”意思是患者不能自主选择药品，医生替患者“点菜”，却不用自己“买单”。而医生的工资、奖金又与药品收入直接挂钩——“医生被赋予了双重身份：既要救死扶伤，又要靠开方卖药来提高收入”。
这是“以药养医”最牢固的制度闭环。不打破它，一切改革都是隔靴搔痒。
于是，詹积富开出了他最为人所知的一张药方——“两票制”。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给医院再开一次发票。中间流转环节的层层加价被彻底切断，药价迅速回归真实。与此配套，三明还实行“一品两规”“黑名单制”和“药品采购院长负责制”，进一步挤压药品耗材流通环节的价格水分。
更大的手术紧随其后：三明在全国率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实行“招采合一”——既管医保基金，又管药品采购和结算，彻底切断了医院与药品供应商之间的直接资金往来。这是后来国家医保局制度设计的前身。
但这些制度设计触及的是最深层的利益格局。按照詹积富的说法，新医改本质上“就是反腐”。
当129个大品种被重点监控后，当“两票制”切断了层层过票的空间后，当统一采购中心收走了医院的自主采购权后——医药代表在三明失去了立足之地。“医药代表逃离三明者众，少数骨干医生成为阶下囚”。
反弹接踵而至。利益集团在网络上大量散布谣言：“三明医生跑光了”“三明无药可用”“三明没有好药了”。詹积富本人和医改团队成员也收到了大量举报信。压力之大，他一度“失眠症状越来越重”，好几次想“收摊”，但最终还是不甘心。
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提问，詹积富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改革者总是要有牺牲的。我把这个做了，得罪就得罪了。你是为人民，你不得罪这些少数人、既得利益者，那你就得罪人民——你选择哪一个？”
砍掉了虚高药价，詹积富的下一招更为关键——他把节省下来的钱，直接装进了医生的口袋。
2013年起，三明推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院长、总会计师的年薪由同级政府财政统一发放，彻底废除了绩效工资与药品耗材收入挂钩的旧制度。医生的收入不再取决于开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检查，而是看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和工作效率。
效果有多显著？以数字说话：医生的平均年薪从改革前2011年的5.65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19.56万元，增长了两倍以上；医疗服务性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从18%提升至46%。与之对应，药品耗材收入占比从改革前的60.08%下降到30.3%，被彻底逆转。
那些“医生跑光了”的谣言，也被事实击破。三明市第一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0年，医院整体新增医护人员达1183人。
❸
配方
詹积富做的，不只是在三明治结构上改一个配方。他做的，是把整条生产线换了个方向。
中国医改长期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三医”分割：发改部门管医药价格，卫生部门管医疗机构，人社部门管医保基金——三个部门各管一块，利益博弈之下，“任何一个医改文件都出不去”。2009年国家启动新一轮医改，12年间投入超10万亿，却始终没能触及“以药养医”的根基，“看病难、看病贵”痼疾依旧。
三明的解法截然不同。
詹积富从存量利益入手——先压虚高药价、堵浪费，把节省下来的大部分资金交给医务人员，以大幅增长的阳光年薪替代见不得光的回扣。
更关键的是制度设计：三明设置的医改领导小组不是议事协调机构，而是“领导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四位一体。改革初期出台的100多份文件全部以医改领导小组名义直接下发，不仅由詹积富统一分管医疗、医保、医药、人社等与医改相关部门，而且成功绕开了传统行政体系中的层层博弈和互相推诿，为这场突破部门壁垒的综合性改革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尤浩的评价一语中的：“三明切中肯綮，直指问题核心——医改的关键就在于斩断利益链条，重新分配利益，让利于民。要改变以赚钱为中心的制度激励，实现各方回归本位。”
但更深层的突破在于：当一个地级市把药价降下来、医生薪酬提上去时，周边的地市和市场体系是不会被动跟随的。三明的改革必须跳出三明本身。
詹积富采取了一个聪明的策略：组建跨地区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联盟，当三明联手周边城市共同议价时，采购体量的放大带来了更大的谈判筹码和降价空间。这一做法后续获得国家医保局借鉴，直接催生了全国范围的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他推动建立的“三保合一”医保管理模式，为国家医保局的组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制度参考。就连“两票制”这一核心举措，也先在三明试点验证，其后被写入国家级医改文件并向全国范围推广实施。
2014年除夕夜，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改变了三明医改的命运——要求他赴京汇报。汇报之后，这条在质疑与阻力中跌跌撞撞蹚出来的路，终于得到了高层的关注。
2016年至2017年间，中央深改组先后三次听取并肯定三明医改经验；2017年3月，更高层面明确表态：“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明显的，要注意推广。”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将“进一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列为年度深化医改重点工作任务的第一条。
事实上，此后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药品耗材集采常态化制度化、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多项全国性医疗改革举措和转型，都能或多或少地追溯到三明这座山区小城最初蹚出的路径。
现在回头看，从2012年一个“不得不改”的自救行动，到写入国家战略的“三明模式”，詹积富只做了一件最简单的事：把制度设计对准“人”——让医生不必靠卖药养活自己，让患者不必为虚高药价买单，让医保基金不必为浪费买单。
2023年，三明市人均年度医疗总费用仅为2336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患者满意度位居福建全省第一位。
坐在那块题有“敢为人先”的牌匾下，詹积富曾对来访的记者说：“医改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那句话：“让医生希望病人越来越少，才是对的。”
在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面前，有人绕着走，也有人硬着头皮上。詹积富属于后者。他用最朴素的办法撬动了最坚固的利益结构，在一个最不具备改革优势的山区小城，为中国医改点燃了一束星火。
而至于詹积富自己，功过是非，成败起落，自有后续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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