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看不见路，而是眼睛睁得老大，该看的东西一样也没看见。
都说出租车司机见多识广，什么样的人没拉过？可我跑了二十多年的车，唯独有一个乘客，到今天还刻在我脑子里，想一回，心就疼一回。
今天我就讲讲这个事，不为别的，就想让大伙听听，一个瞎子，怎么就比我这个睁眼的人看得透。
2013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一个人坐在出租车里，车停在殡仪馆外面那条路上，没熄火。暖风呼呼吹着，可我浑身发冷。
十分钟前，我从灵堂里被人架出来的。
秀兰的妈，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指着我的鼻子骂："周建国，你还有脸来？秀兰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她，她死了你来哭什么？你给我滚！"
我跪在灵堂门口，膝盖磕在水泥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秀兰的遗像摆在正中间，照片上的她还是三十出头的样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跟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可她今年才四十二，怎么就没了呢？
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了。
秀兰的姐姐出来，把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到我手里，说："这是秀兰走之前让我转交给你的，她说你看了就明白了。"
我在车里把信封拆开，手抖得像筛糠。
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上面的字歪歪扭扭的，看得出写的时候手已经没什么力气了。纸条上只有一句话——
"建国，那个盲人说得对，你松手了。"
我盯着那行字，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十二年。整整十二年。
2001年那个秋天的夜晚，那个瞎子下车时说的那三个字，"别松手"——我当了十二年的耳旁风，到今天，到秀兰躺在里面再也不会跟我说话的今天，我才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似的，彻底醒了。
可我醒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点了一根烟，手还在抖。烟雾模糊了挡风玻璃，模糊了那张遗像在我脑海里的轮廓。
可2001年那个夜晚的每一个细节，却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往我心窝子里扎。
那年我二十九岁，开了三年出租，觉得自己见过大世面，其实什么也不懂。
2001年的秋天，我跟秀兰结婚刚满四年。
说实话，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白天黑夜地跑车，秀兰在一家纺织厂上班，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刚够交房租和日常开销。我们住在城南一个老小区的顶楼，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
秀兰从来不跟我抱怨。
每天不管我多晚回来，灶台上永远给我留着一碗热饭。冬天怕饭凉了，她就拿棉被捂着。有时候我凌晨两三点才到家，她听见开门的声音，迷迷糊糊就起来给我热汤。
我那时候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老婆嘛，不就该这样？
转折是从那年九月开始的。
有天晚上十点多，我在老城区的酒吧街趴活。一个女人拉开后车门坐了进来，一股好闻的香水味立刻充满了整个车厢。
"师傅，去江边的翠苑小区。"
我从后视镜看了一眼——烫着大波浪卷发，红嘴唇，眼线拉得很长，身上穿着一件低领的黑色连衣裙。
她叫苏雁，在酒吧街的一家歌厅驻唱。
那天是我第一次拉她。一路上她靠在后座，闭着眼睛哼歌，声音低低的，像猫叫一样。
到了翠苑小区门口，她给了车费，多给了五块钱小费，说了句"谢谢师傅"就下了车。
五块钱小费，在那个年头可不少了。
我没当回事。可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在酒吧街接到她的活。巧得不能再巧。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巧。是她记住了我的车牌号，每次专门打我的车。
"你车干净，开得也稳，别的司机老是话多，你不一样。"她笑着跟我解释，红嘴唇在后视镜里一张一合。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
苏雁二十五岁，没结婚，老家在北方。她跟我讲她的故事——十八岁出来闯荡，在歌厅唱歌，什么苦都吃过。她讲话的时候喜欢往前探身，胳膊搭在副驾驶的靠背上，我能闻到她头发里洗发水的味道，混着酒吧里沾上的淡淡烟味。
我知道自己不该有那种感觉，可心里就是控制不住地发慌。
秀兰是温开水，苏雁是烈酒。一个让你踏实，一个让你上头。
十月的一天晚上，下大雨。苏雁唱完最后一场，上了我的车，浑身淋透了。
她坐在后排，把外套脱了，裙子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我递了一条毛巾过去，手碰到她的手指，冰凉的。
"建国哥，"她抬头看着我，睫毛上挂着水珠，"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能不能别送我回家，就这么开着，随便往哪开。"
我应该拒绝的。
可我没有。
车在雨夜里漫无目的地开着，雨刮器刷刷地响，车里的暖气把车窗蒙上了一层雾。苏雁从后排换到了副驾驶，蜷着腿，靠着车窗，跟我讲她以前被人骗的事，讲着讲着就哭了。
她哭起来不出声，就是眼泪一直流。我伸手递纸巾，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攥得紧紧的，带着哭腔说了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正经？"
我说不是。
她就这么攥着我的手没松开。
那天晚上我到家已经凌晨三点了。秀兰照例起来给我热汤，我坐在饭桌前喝着汤，心里全是苏雁靠在车窗上哭的样子。
秀兰在旁边打哈欠，随口问了句："今天跑到这么晚？"
"嗯，活多。"
这是我跟秀兰说的第一个谎。
从那个雨夜之后，我跟苏雁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味。
她坐我的车越来越频繁，不光是下班的时候，有时候白天也给我打电话，让我拉她去这去那。她管我叫"建国哥"，声音又甜又软。
有一回她说新租的房子水管漏了，让我帮忙看看。我上去了，水管确实在漏，我蹲在地上修了半天。修好了起来，她端了杯热茶递给我，站得很近。
那个房间很小，她身上那股好闻的味道把我整个人都笼住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东西在流动。
那一刻空气都是黏稠的。
我说我该走了，她"嗯"了一声，可手指却勾住了我的袖口。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想细说。总之，我从那个房间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外面的风吹在脸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我坐在车里，点了根烟，手机上有秀兰凌晨一点发的短信："汤在锅里，我先睡了，你注意安全。"
我把烟头摁灭了，骂了自己一句畜生。
可骂完又能怎样？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白天跑车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苏雁。晚上送她回去，总是在她楼下多停一会儿，有时候她会回头看我一眼，那一眼就够我琢磨一整天。
秀兰看出了异样。
"建国，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她在饭桌上小心翼翼地问，筷子停在半空中。
"没有，就是累。"我连头都没抬。
那个把我从浑浑噩噩里拉出来的盲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
2001年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天冷得邪乎。我把苏雁送回家之后，在街上空跑了一圈，准备收车回家。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服，手里拄着一根竹竿，在路灯下站着，脸朝着来车的方向。
一看就是个盲人。
大冷天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也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了。
我把车靠过去，摇下车窗："大哥，去哪儿？上车吧。"
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下，慢慢摸到车门边，拉开门坐了进来。
"师傅，去城北的福安巷。"
"行。"我打了表，开始走。
从后视镜看他，五十来岁的样子，脸上皱纹很深，眼窝深陷，两只眼睛微微闭着。他坐得很直，竹竿竖在两腿之间，双手叠放在竹竿顶端。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快到福安巷的时候，他突然开口了。
"师傅，你车里有两种味道。"
我愣了一下："什么味道？"
"一种是家里的味道，衣服上的洗衣粉味儿，带着做饭的油烟气。另一种——"
他停了一下。
"另一种是香水味儿，女人的，不是你媳妇的。"
我的手猛地握紧了方向盘。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干笑了一声，"我拉了一天客人，什么味儿没有？"
他没接我的话，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师傅，我眼睛看不见，可有些东西，不用看就知道。"
车到了福安巷口。他掏出钱包，摸索着抽出一张纸币递给我。我一看，十块的，车费才六块。
"大哥，多了。"
"不多。"他推开车门，一条腿迈了出去。
然后他停住了，半个身子还在车里，偏过头来，对着我的方向说了三个字——
"别松手。"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下了车，竹竿在地上点着，一步一步走进了巷子里的黑暗中。
我坐在车里，愣了好半天。
别松手？别松什么手？
我摇摇头，觉得这瞎子莫名其妙，挂上挡，一脚油门开走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三个字会像一根刺一样，在我身体里扎了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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