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天，母亲节时，OPPO的一段营销文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多数人都有看这样段文案：“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
这段文案的愿意，应该是想玩梗，自以为幽默，想描述她妈妈跟人们通常印象里的母亲，通常赞赏的母亲形象不太一样。人们赞赏并感激母亲，通常是因为她付出，因为她温柔，有爱心，给了我们许多呵护和帮助。
这段文案的作者（应该说，它们作者其实是一个团队，包括审核人员与责任人），也许觉得这太老套了，没有意思，决定玩一点新的。作者觉得，描述一名母亲作为追星族的一面，显得更有个性。
表现母亲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换一个角度来关怀母亲，当然也是可以的，尽管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跟新颖或老套没有什么关系。真正能够获得赞赏与尊重，真正让人喜爱的，永远是那些给人带来积极影响与帮助的好品质。
不过这段文案还是蠢透了，它挑战了公序良俗，挑战了公共伦理。
追星，管自己喜欢的明星叫“老公”，在私底下的场合，只是有点傻有点尴尬。真把人当老公，穿着婚纱去看演唱会，全心全意投入到明星身上，那就是有一些蠢，不太好救了。在公开的宣传文案上采用这种调调，情况要更严重些，有可能是又蠢又坏。
“巧合”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段文案的执笔者，又一次来自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迅速发布公告，划清了界线，表示“两个老公”这种事并不符合武汉大学的价值观。但是，人们并不太愿意买账，因为武汉大学近些年持续输出了太多的奇葩事件，多得很难让人相信这只是偶然。
比如2023年，武汉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杨景媛同学诬告肖同学性骚扰案。杨景媛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印生育行为影响家庭暴力的经济学分析》随后被发现存在学术不端，学术不规范。
比如他们开学典礼上的这些椅子。
比如该校的张思齐教授发表的大作：《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去，这事教皇怎么不知，李白怎么不知道？
又比如仇视中国，跑到日本祈祷中国“被核平”，希望中国将来“饿殍遍地”，最后自己却在日本活活被饿死的媒体人王懿，正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
再比如这一次出事的OPPO宣传文案的负责人余同学，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安徒生童话研究》，也是一篇惊人的作品。余同学这篇论文，想表达的是，以往大家批评《海的女儿》这种童话，只批评了它“矮化海洋女性物种，跪舔人类男性”，这样的力度和广度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矮化海洋生物，跪舔人类”的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批斗。
简单地说，光打女拳已经不能够满足了，现在要打的是动物拳。
武汉大学的价值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从老师到学生，到学校的组织的活动，接连出现这样多的奇葩？
武汉大学应该做的切割，可能不只是与余同学切割这样简单，也许还有更深层得多的东西，需要切切实实地反思一下。这些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整个文科系统共同面对的，只是武汉大学表现得异常突出与奇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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