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共潮生·香港专场。非常高兴能在香港做这样一场演讲。
很多朋友都是通过《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钱从哪里来》，或者是“共潮生·香帅年度财富展望”认识我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我跟香港之间有些特殊的情愫。
这是1997年每天从长沙北站出发，途经香港的751列车，也是著名的保障香港民生的“三趟快车”之一。
90年代，我父亲在湖南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负责供港生猪的组织和保障工作。香港五丰行是他们最大的客户。那时候，我记得爸爸说，湖南粮油进出口公司每年向香港供应40多万头活大猪，占香港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很多香港家庭在街市买到的第一块鲜肉，可能就是前一天夜里从湖南发出去的。
所以，香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TVB，劲歌金曲，四大天王，而是一个跟我的生活有着真实连接的地方。
除了供港的冻肉和生猪，我们家还做罐头、服装、化工品的出口，大客户基本是香港人，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把这些货物卖到日本、美国、西班牙和瑞典。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这就是“转口贸易”，但在我眼里，香港就是那个连接世界的地方。
等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发现，香港连接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有“资金”。
这家公司叫“上海实业”，是90年代末2000年代初香港资本市场最具代表性的“窗口公司”，也叫“红筹平台” —— 公司在香港注册、融资，但背后则是内地资产和项目。比如，最早构成上海主要交通干道的三条高架路，内环高架、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都是上海实业在香港资本市场募资建设的。
那时候，我每次从上海的高架路上经过，就会意识到，上海和香港之间，被一条资本的线牢牢地连接着。
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城市像一个“接口”，连接着内地和世界。
但我没有想明白的是，为什么在百年的风云变幻中，始终是香港充当着“接口”的角色呢？为什么越是世界需要连接的时候，香港的影像就更加清晰？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直到我看到这张来自1892年的“代理任命书”。
1892年，是人类历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个节点。那一年，货币体系从金银复本位转向金本位；那时候也是工业革命的时期；地缘政治也处在激烈震荡之中。
这一年的香港发生了两件看似不相关的“小事”：
第一件，是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当年最大的本港银行发生了严重的兑付危机。
还有一件事，就更不起眼：一家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加拿大保险公司开始进入香港。这张代理任命书，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在那一年2月22日签下的。所谓代理任命书，不是一张普通的商业授权文件。它意味着，这家保险公司决定，要在这个东方的城市做长期承诺，履行长期契约。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 Sun Life永明。永明也是我们今天这场演讲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家年轻的保险公司，会在一个世界秩序动荡的节点上，把自己和一个异国的小城做这样的长期绑定呢？
我觉得，答案，在香港的名字里。
港，是港口。而港口代表着连接。
回头想，那一年的香港，已经是人流、贸易和金融的交汇点，正在成为世界进入中国和亚洲的枢纽节点。
更重要的是，香港还连接着不同的规则体系：一边是传统中国的产业，人口和市场；另一边，是全球资本熟悉的司法传统和信用语言，这，使得跨境契约更容易稳定落地。境契约更容易稳定落地。
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又和当年一样，身处在剧烈的震荡之中。
2021年底，73岁的瑞·达利欧说：“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完全不同。”
回头看，这句话千真万确：从2020年疫情开始，到2022年的俄乌战争后，那个低通胀、低利率的全球化时代就进入了尾声 ，地缘撕裂的“岛链化”结构形成，世界进入“技术封锁+产业迁移+资本避险”叠加的混乱时代。
2022 年我决定开始做“共潮生·香帅年度财富展望”，因为那种“世界真的变了”的感受特别强烈。我们这几代人熟悉的增长模式、游戏规则，都在被改写，所以当时我说：“未来面对的，是新世界、新秩序、新财富，我们需要在剧烈的变化中去寻找答案。”
从2022年到2025年，我看到答案的轮廓逐渐浮出水面——全球资金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由地追逐最高回报，而是开始重新计算安全和距离。产业链也不仅仅是问哪里效率最高，而是开始追问哪里更安全、哪里更可靠。
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叙事，都在重置过程中。
我想，这也是此刻我站在这里的原因，也是今天共潮生香港专场要讨论的问题。
当旧秩序开始松动的时候，资金和产业到底在发生怎样的重置？
在这场巨大的重置中，香港的角色到底会被怎样重新定义？
旧秩序松动，安全被重新计价
我们先来看资金，也就是钱，是怎么流动的？
英语里有句话叫money talks，钱最诚实。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价格就是信息本身。”因为，价格的波动是无数人的判断和认知被压缩在一个数字里。所以，市场真正的语言不是新闻，也不是报告，而是钱的流向。
那这两年钱的流向是什么样子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管理规模大概是两万亿美元。他们持有大概九千多家全球上市公司的股份。这家主权基金，是典型的全球化资产配置，就是尽可能把钱放到全世界最好的资产里面。
但是在2025年8月的时候，这家基金做了一件事。当时，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局势越来越恶化，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突然宣布先出售11家以色列公司，随后又排除卡特彼勒和5家以色列银行。
这个事儿特别耐人寻味。这些资产不是坏资产，几个以色列银行，还有卡特彼勒的股价，都是持续上涨的。
那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呢？原因很简单，不想在地缘政治的纷争里面站队。越是这种全球化的资金，越是需要在当下做到“地缘中立”。换句话说，这是大资金在说话——安全需要被重新定价。
当今资本市场最贵的东西不是增长，而是可退出性。
以前，大家关心的是这个资产赚多赚少；现在，大资金先问的是：一旦出事，我能不能安全退出，能不能顺利清算，能不能把钱拿回来？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说明：当旧秩序和规则开始松动的时候，资金最先重置的不是回报，而是安全。
岛链化配置：资金开始找锚
这件事也正好呼应我在2022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岛链化”。
“岛链化”，是我在俄乌战争以后提出来的。当时我的感受是，那个全球一体化的平坦大市场开始瓦解了。世界不再是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而是逐渐分裂成几个大岛。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两个岛，其余地方各成板块。岛和岛的距离虽然在被拉大，但是它们又不是隔绝的，仍然会通过贸易、技术、资金、人力，维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岛上的波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过，2022年我说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主要还是一个地缘格局的概念。当时更担心的是贸易环境、供应链安全。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发现，“岛链化”开始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资金流向上。
就像挪威主权基金的“换仓”所显示的那样，“岛链化”出现了好几个特征：
第一，多元化，也就是慢慢走出对美元体系的单一依赖。
第二，安全半径收缩，钱会更加偏好那些自己熟悉的本国资产，或者那些规则更清晰、清算更可靠的地方。
第三，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因素之一。
所以这三条特征——多元化、安全半径收缩、地缘政治风险被计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资金新流向：岛链化配置。
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再看这几年很多资产价格的变化，就会觉得更加清晰，比如黄金。回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黄金其实是最早反映“岛链化配置”的资产。
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奢侈品商城叫 SKP，里面名牌云集，包括宝格丽、蒂芙尼等品牌。去年，北京SKP 的全年营收242亿，其中有一个品牌单店一骑绝尘，单店营收30个亿。你们猜猜是哪个品牌？
是老铺黄金。
以前的黄金铺面大多在地下一层，现在就被 SKP 请到了一层的核心位置。
金铺为什么会这么爆火呢？金铺爆火的背后，是黄金价格自身的暴涨。从2022年到现在，黄金四年翻了两倍多，多次刷新历史高点。
为什么黄金这几年会涨得这么厉害呢？触发点就是俄乌战争。
在俄乌战争之前，大家普遍的共识是：美元不只是美国的美元，更是世界的美元。大家都觉得，货币体系应该是中立的、公共的。然而，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直接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俄罗斯全部外汇储备的一半。
那一刀砍下去以后，影响真的挺大的。当年我记得，我认识好几个研究货币的老先生说，这是受到了灵魂冲击。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忽然意识到，美元不是中立的公共品，美元是美国的美元。
在极端的地缘政治冲突里，任何国家、任何机构、任何个人的财富，都可能一夜归零。
那个时候开始，各个国家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跟美国交恶，我的美元资产会不会被冻结？
答案是，很有可能。
那么，大家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增加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资产。
按照岛链化的思路，这就是去寻找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岛的链上资产。像黄金这种不依赖任何政府信用，也不会因为某个国家货币政策而归零的资产，就是典型的链上资产。
所以，从2022年开始，全球央行的购金需求飙升。咱们中国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像波兰、印度、土耳其，还有伊朗，都是增持黄金的大户。截至2026年3月，黄金（25.22%）已经超过了美债（19.79%），成为外国央行国际储备中份额最大的头寸。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都会了然：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吗？现在这个时期，只有黄金最安全，是安全资产，咱们囤黄金就行了，是不是？
安全资产重新定义
黄金是安全资产吗？
从当前国家储备资产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安全，是储备安全、清算安全，所以，黄金是岛链化时代“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锚点。但对一个家庭来说，黄金却未必是真正的“安全资产”。
为啥？因为黄金是没有稳定现金流的。按照巴菲特的定义，这种不产生现金流、收益率完全取决于未来是不是有人会用更高的价格把它从你这里买走的，都是投机资产。所以巴菲特一直认为，黄金就是投机资产，价格波动很大。
2026年黄金的价格走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月28日，中东又发生了冲突。就当大家都在等着黄金继续暴涨的时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出现了：黄金从5419美元/盎司暴跌到最低4098美元/盎司，跌了25%。
很多人都懵了，不是乱世黄金吗？怎么发生了冲突，黄金却跌得鼻青脸肿呢？
答案其实就在这句话里：对的资产也会以错的方式下跌。
前期黄金涨得太多，交易过于拥挤，情绪过于亢奋，而且很多人在黄金仓位上都有浮盈。所以，一旦战争形势恶化，市场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最容易想到抛售什么？就是这种浮盈够厚、流动性又最好的资产。
咱们想一想也知道，市场恐慌的时候，自己最舍得抛的，不就是那些利润最丰厚、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吗？这其实也符合咱们厌恶损失的人性。
这就是所谓的，对的资产也会以错的方式下跌。
下跌一下不要紧，但如果你下了重注，甚至 all in 在黄金上，这么大幅度的下跌，就意味着家庭财富水平的巨大波动，绝不是稳稳的幸福。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到底什么是安全资产呢？
按照传统的大类资产分类，除了黄金以外，美国国债、现金，都是安全资产。
但是刚才我们说过，美元不够中立，所以美国国债的安全度下降了；黄金涨得太厉害，碰到流动性危机也不安全。那现金呢？高通胀时代，现金不是王，而是贼，它会把我们的购买力偷走。
这么看下来，所有的安全资产都不够安全。
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到底什么是“安全资产”呢？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很久。
几年前，我跟社科院张斌教授聊过这个问题，他反问我："你问过自己没有，你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安全？"
我想了想，回答："自己不返贫，娃上好学校，爹妈有保障。"
张斌回答说："没错，你说的是支出安全。”
他这句话一出来，我秒懂。
对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真正想要的，其实是未来的确定性。所以，安全资产不是由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和波动方差决定的，而是由未来家庭生活的现金流支出安全来定义的。
我强调一遍，一个家庭的安全资产，是由未来生活的支出安全来定义的。
在我们这些金融人士眼里，安全资产是一个投资学定义，是个资产类别，讲究的是风险收益比。
但对绝大多数个体和家庭来说，真正想要的安全是什么？是生活的安全，是生而能养、病有所治、老有所依，是在收入波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秩序不崩塌，生活质量不下降。
所以，安全资产不能只看它涨不涨、跌不跌，而是要以终为始，从未来支出安全的角度来思考：在不同的情形下，什么样的资产能把我生活的底托住？
底线思维，多元分散
所以，对于个体和家庭来说，真正的安全资产，是托底，是现金流稳定。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说，当下资产配置的第一条原则，叫做“底线思维，多元分散”。
什么叫“底线思维”呢？我跟你们讲两个小故事，我身边朋友的真事：
我有个朋友是作家，作家这个职业，大家都知道，就是靠创造力。但创造力这个事儿其实是有波动的。这个朋友自从到北京以后，就一直想着要不要在北京买房，给家里更多安全感。后来，北京这几年的房地产不景气，他想来想去，最后做了一个选择：给他老婆买了一份保险。
我当时问他：“你怎么想的？”
他说得特别朴素：“我也不懂你们这些金融名词，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出任何事儿，我老婆能有个保障，我就放心了。”
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医生朋友。他大概从2023年开始买黄金。但他只买实物黄金，还不是金条，是那种一个一个的金币。当时我笑话他：“你这不划算，实物黄金的磨损和携带都是成本，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是不划算的。”
他也很实在，当时跟我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这是保底，是应对最坏情况的一种预案。因此，我对它没有什么收益率的要求，它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十，还是负的百分之五、负的百分之十，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给我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我身上背着的火折子一样。大停电的时候，你不期望它可以照亮旅程，但是可以帮助你挨过最黑暗的时期。”
他还补充说，对他来说，这也是个心理安慰。时代的动荡不可怕，心理的动荡才是最大的敌人。你觉得心里有底，做人做事才能更好地往前冲。
你看，这两个例子都是典型的底线思维。
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不是在问这个资产能不能让我赚更多钱，而是在问：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谁能把我的人生、我的家人托住？
所以，托底是底线思维的第一个重要职能。
底线思维的另外一个表现，则是多元分散。
其实在过去，“梭哈趋势”经常是比多元分散更优的策略。
比如说，从2020年到2021年，美元资产一路强势，你梭哈美元资产，基本上就能享受到很高的趋势红利。
再比如说，在座的还有直播间里的很多朋友，都经历过2003年到2017年，这是中国城市化的高潮期。这个时间你不用想太多，梭哈中国核心城市的房子，往往就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配置策略。
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策略。当一个时代有清晰、稳定、持续的大趋势时，你押中一次，往往能享受很久的红利。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种很深的感受：今天这个世界，任何趋势都有可能被反复打碎。从关税，到委内瑞拉、伊朗事件，再到 AI Agent 这种技术突然横空出世，哪一件事情我们能提前看得准、看得稳？而且今天的问题是，即使一次押中了趋势，一个趋势也很难按照预期走完，中间会有很多波动。
一旦没有趋势，你就需要多元分散。因为任何今天看起来最稳妥的投资，明天都有可能因为一场流动性冲击、一次政策变化、一次地缘政治事件，变成最危险的投机。
不管是黄金还是AI产业链，我们以为最有确定性的趋势，都有可能短期被打碎。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和我们未来支出安全息息相关的策略。
但有一点要注意：今天的多元分散，跟原来非常不一样。
原来我们讲多元分散，一般都是讲股债对冲，讲高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的配比和对冲。这种策略，其实默认的是规则稳定，货币体系可信。所以多元分散主要是对价格波动做平滑，对收益风险做分散。
但今天不同。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市场波动、利率变化，也不仅仅是经济周期，而是制度裂缝、清算风险，还有地缘政治的冲击。这就让原来的那种对冲变得非常单薄。
我有一个朋友，是大湾区做制造的。之前他一直忙着在企业挣钱，前两年行业开始下行，才开始认真研究家庭资产配置。
我一直说赚钱只有两种模式：人挣钱和钱赚钱。行业上行的时候，人赚钱容易；到行业下行的时候，就发现需要钱生钱。
最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多元分散嘛，无非就是多买几样东西：买点黄金、房产、基金、国债，再配点美元，留点现金等等。但是到了真动手的时候，他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说，存量的钱和增量的钱怎么放、怎么持有、放在什么账户里？
另外，父母老了，子女还没长大，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账户需要隔离吗？
更重要的是，生意万一有问题的时候，家里要怎么保底？钱谁能取？怎么取？走哪条清算路径？
这些问题让他忙活了两年，才把这些事情理顺。
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见到我就跟我说：“2022年听你讲岛链化，你讲企业要岛上生存、链上发展。那时候我感觉是针对我们业务的。这两年我搞下来，发现家族的财富传承、资产配置也应该遵循这么一个大逻辑。”
我说：“那你到底怎么想的呢？”
他说，所谓岛上生存，就是要把家族的财富基本盘守住。像他们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内地，日常开支也在内地，这部分肯定要放在内地，放在收益稳定的账户里，保证家庭生活和企业周转。所谓链上发展，就是中长期的钱，要通过多元化的资产、币种、受益人，甚至多元化的路径来安排。
末了他总结说：“现在的多元分散，与之前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千万别把所有安全压在同一种规则里。”
这句话一说出来，真的一下子把我之前很多模糊的想法讲清楚了。
原来的多元分散，是在不同资产之间对冲，分散的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但今天的多元分散，需要加一层法律和清算体系之间的对冲，分散的是制度风险。
这不是抽象的推演，而是具体的数据和现实。
2025年，有一家机构访谈了一百个主权基金和央行，大家的结论非常一致。他们都认为，现在地缘政治割裂、政策不确定性，已经不是短期噪音，而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结构性变化。
所以大家都觉得，传统的股债关系不再稳定，那套默认的分散化原则需要重新考虑。
除了刚才说到的挪威主权基金之外，中东主权基金也在重新配置资金。而且亚洲和中国，正在成为它们重点倾斜的区域。
2024年6月，在一场香港的投资年会上，当时香港金管局的助理总裁许怀志说了一个数字：2023年流入大中华区的中东主权财富基金资金，大概是23亿美元，而202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是一亿美元。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全球资金确实在重配，而当这些钱进入中国和大中华区的时候，香港正在重新成为那个重要的接口。就像134年前，当加拿大永明决定要拓展东方世界之时，选择香港一样。
有时候我会觉得，历史和现实之间，其实可能只隔着薄薄的一张纸而已。134年前，香港是远东贸易和长期信用的早期接口；而今天，香港是全球资金重置时，一整套法律、契约和清算的接口。看上去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情：把分离的世界连接起来，把抽象的承诺变成落地的现实。
但钱不会仅仅停留在资产负债表上。它最终还是要跟着企业走，跟着产业走，跟着新的增长和新的生产网络走。 说到底，资金重置的底层力量，其实是产业重置。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在岛链化的格局下，全球产业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样的重置？以及，在这场重置里，香港是否又迎来了自己的“花样年华”？
DeepSeek时刻与全球生产网络卡位
谈到产业，最避不开的肯定是 AI 产业。
今年其实有好几个爆火的大模型，MiniMax、智谱，也都是在港股上市的。但是我想问一下，谁还记得2025年中国最红的大模型是哪个？
对，DeepSeek。
2025年2月，中国杭州跑出了 DeepSeek，一夜之间震动硅谷——原来硅谷默认的逻辑是，大模型要靠烧钱，堆更多卡，上更大算力。但是 DeepSeek 让大家意识到，除了烧钱外，还可以靠极强的工程能力，把大模型做得又便宜又有效率。
自此之后，一个词流行起来，叫“DeepSeek时刻”——意思是，一个产业原本被认为边缘弱小、大家不抱期待，突然有一天却冲进主流，把所有人的预期彻底翻转、重置。
过去几年，中国很多行业发生了这样的预期重置：
比如香港市场最熟悉的创新药行业，就是如此。十年前，中国每年获批的原研创新药占全球4%，美国占比54%。截至202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是38%和40%，中美两国已经平分秋色。
还有船舶制造行业。原来中国造船是落后于日韩的，主要做散货船这些中低端产品。而2025年之后，中国造船已经占据了全球70%的产能。即使是公认技术含量最高的大型 LNG 运输船，在2026年1月，中国也已经拿下了近60%的市场份额。
还有智能硬件，原来大家觉得是便宜、代工，现在拓竹的3D打印机、影石360的全景相机、云鲸的扫地机器人，都在欧美市场一骑绝尘，甚至已经凭一己之力拉高了行业标准。
还有真空泵、数控机床，这些原来长期依赖进口的中间品，也都已经快速完成了国产替代，跑到了全球前列。
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行业的共同点是什么？它们的共同点是，在没有人看好的时候，中国企业突然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人重新估值的答案——这就是中国产业的 DeepSeek 时刻。
不过，看着这么多行业，我觉得很自然就要问：为什么这么多中国行业，会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密集地跑出自己的 DeepSeek 时刻呢？
很明显，这么大规模的突破涌现，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也不可能是偶然事件。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底盘。
这个底盘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里面形成的卡位能力。
那么，到底什么叫卡位？什么叫全球生产网络呢？我觉得这张图特别形象。
一个苹果手机，大概上千道工序，涉及全球很多国家、几百家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中，富士康、立讯、蓝思、歌尔，这些名字我们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这些供应商之间，是一张彼此咬合、层层延伸的网。
富士康是总装，下面连着立讯做连接件；蓝思做玻璃盖板；歌尔做声学；舜宇做光学。这些核心供应商下面，又各自连着自己的上下游、工艺和配套；然后它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还各自有自己的生态系统。
所以你会看见，围绕着苹果，长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全球生产网络。所以我一直说，当年说“苹果链”企业，其实不准确，应该是“苹果网”企业。
在这个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有两个特点：占据最多节点，占据枢纽节点。节点越多，说明你嵌得越深；枢纽性越强，说明人家越绕不开你。这就是全球生产网络卡位。
但卡位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随着时间推移、市场扩大，中国这些密密麻麻的生产节点，慢慢演变成了一张跟消费电子相关的本地生产网络。
为什么中国会跑出 OPPO、vivo、华为、小米？为什么中国智能手机行业遍地开花，甚至后来涌现出那么多智能硬件企业？其实多少都得益于这一张又大、又密、又深的网络。
这种大道理讲起来总是很枯燥，我们说个小故事。
十年前，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上，有几十家企业在赛跑。其中头部的两家，一家是中国的大疆，另外一家是硅谷的 3D Robotics。
2015年，两家企业打了一架。3D Robotics 推出了一款野心勃勃的旗舰产品，当时定价差不多是1700美元。结果四个月之后，大疆推出了更好的竞品，首发价是799美元。几个月以后，799美元还直接降价到了499美元，严重压缩对手价格空间。
问题是，在这样的价格战之下，大疆还能保持特别惊人的产品迭代速度。那边对手的第一代产品还在生产，大疆已经在研发下一代产品。在大疆的碾压式打法下，一年之内，3D Robotics 就烧光了所有融资，退出了消费无人机市场。所以到2024年的时候，大疆已经占领了全球消费无人机85%的市场。
那大疆这种令人绝望的成本优势和迭代能力，从哪里来的呢？
来自隔壁华强北。
早期的高端无人机主要依赖日本Futaba（双叶电子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遥控器，价格高昂且功能受限。大疆向供应商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需求：一套更便宜、更稳定、能够传输图像的遥控系统。
深圳的工程师和创业团队迅速响应。依托华强北庞大的电子元器件生态，任何材料、零件或加工工艺，供应商都能在几天内给出反馈。
样品制作出来后，会立刻进入工厂进行测试，供应商再根据使用反馈快速进行下一轮产品改进。深圳方圆百里内，密布着成百上千家消费电子零部件企业，它们把研发、生产、测试、迭代都压缩在极短的周期内。几年内，本地供应商不仅成功做出了Futaba的平替产品，还进一步创新，开发出集成图传和数传功能的“图数控一体”遥控器，性能更强，成本更低。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这张消费电子的生产网络，培育出了像大疆这样的本地创新龙头，而且是全球的龙头。但大疆又反过来反哺了这个生态。因为它培养出来的供应商网络和人才体系，都可以被复用到其他智能硬件领域。
这里有一长串企业的名字：拓竹科技、正浩创新、松灵机器人、丰疆智能、合集智能，行业跨度巨大，从无人机、便携储能设备，到3D打印机、机器人，形形色色。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消费电子产品，创始人都在大疆工作过。
你看，这就是生产网络的优势。
按照现代复杂经济学的观点，这种网络结构会让产业进化加速，创新涌现。
像大疆系的智能硬件企业，就可以看作是消费电子生产网络这个复杂系统里的某种“涌现” 。
不仅仅是智能硬件行业，在很多中国产业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进化加速，创新涌现的现象。就像刚才说到的，创新药，船舶制造，光伏，新能源车，这些产业的“DeepSeek时刻”，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中国的生产网络进化到一个时间节点后，集中涌现的表现。
其实这两年我们一直谈的中国供应链，本质上就是这张中国生产网络。
香港中文大学的吴靖教授，他有一本畅销书叫《超级供应链》，讲的就是生产网络这个问题。
他说，供应链（supply chain）这个词把企业之间的关系讲得太简单了，因为实际交易数据本来就是一张复杂网络，同时供应链里面除了仓储物流，还有融资付款、技术标准等多层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网络结构。
但是，我们也发现，尽管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供应链很强大，但很多人对中国制造、中国产业，还停留在成本优势、门类齐全的想象中。
而这个思考范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低估了“生产网络”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进化创新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从苹果链到大疆系，就是一个生产网络的进化过程。
出海：中国企业再全球化
从卡位全球生产网络，到形成本土生产网络， 中国企业从“被组织”，开始走向“自组织”，这个时间节点大约在2012年左右，也就是中国产业升级开始的时候。
这个过程其实现在还在运行当中。
但从2018年之后，这个过程碰到了一个变化，就是我之前说的“从全球化到岛链化”。
企业对这个事儿的体感，大概是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的，然后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2022年的俄乌战争。此后，美国政府又出了一些法案，推行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中国企业发现，对自己的产能进行全球备份，保证生产交付的稳定，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生存命题。
也就是从那几年开始，出海这个词的热度逐渐上升。但直到2024年前，出海还属于小圈子中的话题，到了2024年，它突然出圈。
我印象很深，那一年，突然各种出海论坛、出海培训班，到处都是。这事儿有点奇怪，因为产能备份、China+1，都已经讲了七八年了。
为什么“出海”的话题会在2024年出圈呢？
事后回头看，那是这轮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底部——
从2021年到2024年，中国投资和消费都在下行，很多企业感到国内业务增长空间有限，而做海外业务的日子相对好一点。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只有出海，才有增长。
但也正因为这种体感，2024 年其实有两种出海类型被混在了一起：
一种是备份式出海，本质上是防御，是为了应对关税、审查和供应链中断；
另一种是真正的主动布局，是把产能、供应链、服务和组织能力一起带出去，在海外重新搭一张网。
其实回头看，主动布局的成分更多，但当时，对中国宏观的悲观情绪太重，所以那时候对出海叙事多少有点悲情，感觉是被动的，防御的。
但有个人，在那一年就有不同的看法——林雪萍老师。
林老师是资深的中国产业专家，还是老工科生，深耕产业多年。他写了一本书，叫《供应链攻防战》，是施展老师安利给我的。我一读就很惊艳，然后约他做了一场对谈，谈的就是出海这件事。
我印象很深，林老师当时有句话，他说，其实“走出去”，“出海”这种词还是非常本地视角。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别站在地球上，站在月球上来看。这不叫“出海”，不叫“走出去”，而是全球产业链在重新移动和排布。因此，林老师给了一个判断，2024年是中国企业大出海的元年 ，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新排布的元年。
这个结论回头看，真的非常精辟。
2024年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出海”变热，也是中国企业集体跨过了一道门槛：从卡位全球生产网络、形成本土生产网络，到组织构建新的跨国生产网络。
2024到2026年，是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产业重置的起点。
这次产业重置，不是几家工厂搬家，也不仅仅只是供应链转移，其本质是中国企业通过出海，把自己的生产网络能力带到全球，去组织构建一张新的跨国生产网络。 不是别人的网络在重排，而是中国的生产网络，正在向世界重新展开。
这些判断并不是脑子里的空想，还是那句话，MONEY TALKS。
下面这张图是2024年我们团队做的出海30指数，过去两年的市场表现。
这个指数是这么来的——
2024那年宏观环境很艰难，但出口还算亮点。我们在想，是不是这些年海外业务更好的公司，股价表现会更好，是更好的投资标的？
所以，2024年年中，我们团队开始做这个课题，把数据刷了一遍后发现，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这些公司受国内消费下滑的冲击相对较小，利润表现普遍更稳健；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些出海企业，大多不是我们想的那种低端制造行业， 而是在做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在海外市场有很强的定价能力和盈利能力。这个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出海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主题。
因此，我们根据境外业务收入占比、增速和境外业务利润率3个指标构建了“出海30指数”，里面包括中际旭创、深南电路、宁德时代、药明康德，这些在2025年至今大放异彩的股票。
那一年（2024年），出海30指数的收益率是26.0%，比同期上证指数涨幅高13个百分点；2025年出海30指数的收益率是78.7%，比同期上证指数涨幅高61个百分点。
所以，当年我们提出了一个词，叫“出海溢价”。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企业的出海竞争力，其实就相当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
如果我们相信，未来五年、十年，中国能够跑出一批真正的跨国企业，那么当下企业的出海竞争力，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基于这些思考，去年我们团队联合吴靖教授和林雪萍老师，一起定义了中国企业的出海竞争力。
我们把它拆解成几个维度：一个是规模，就是海外营收做到多大；第二个是质量，就是海外业务挣不挣钱，利润率怎么样；还有一个是结构，海外收入在总收入里占多大的比重，海外业务是不是还在往上增长；另外就是创新和风险，比如海外专利、研发能力强不强，地缘政治合规风险大不大。
基于这些标准，我们先对上市公司的数据做清洗和计算，选出了候选企业名单，然后又和两位老师一起，把所有企业结合现实观察挨个“手搓”讨论，最后定义出了中国出海竞争力100强企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企业里面的群星闪耀。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出海竞争力100强名单。
在这张星光闪耀的图上，我们发现很多名字，比如做存储芯片的江波龙、做传感器的豪威集团、做逆变器的德业股份，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不太熟悉的。
再仔细琢磨这些企业，就会发现：
全球化程度高：很多企业海外收入占比超过 70%、甚至 80%。
专注：他们往往深耕在某个细分赛道里，做到极致。
附加值高：有自己的技术壁垒、品牌价值，甚至在某些领域具备标准制定权。
这些具有出海竞争力的企业在市场上表现也更好，去年他们的收益率比上证指数高出14个百分点。
的确，钱真的更聪明。资金已经在用脚投票：投的是这轮全球产业重置中，中国那些开始组织新的跨国生产网络的企业。
面对这张出海竞争力100强名单，我们确实喜悦，但喜悦之余我们也看到了忧虑——
我们发现，截止目前，这波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主要还是靠产品出口。前两天，2026年4月份的出口数据公布，4月出口当月同比增长14.1%，又是大超预期。这么强的出口数据，当然印证了中国生产网络的强大。
但从一个更长期更宏观的视角下来看，强出口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一个国家出口太强，会被视作“威胁”，被指责冲击其他国家产业，引发摩擦甚至冲突。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经验，包括上个世纪的日本。
前两天下午，我到香港之后，特意去了维多利亚港旁边散步。看着熙熙攘攘的船，我想起这两年关于出海、关于中国产业的那些讨论，心里忽然涌上一句话——那些离岸的船，不是在避风，而是去远航。
就像中国企业的出海征途一样。
香港：枢纽之城
在去年10月的共潮生演讲中，我曾经说过，未来的竞争，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竞争，而是一个跨国生产网络和另一个跨国生产网络的竞争。
所以，中国企业的出海，绝对不能停留在把货卖出去，而是应该去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张全球生产网络，然后长出一批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巨头。
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意义，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目标所在。
但我们都知道，所有远航的旅程都需要锚和港。中国企业这趟出海全球化的远航也不例外。
而在这趟远航的过程中，有一个港口特别特殊，也不可忽视，那就是香港。
2025年的时候，香港重夺了全球 IPO 融资的榜首，117家企业上市。今年前四个月，这个趋势在加速，又有48家企业挂牌，募资金额同比增长488%，其中内地企业的占比接近98%。
很明显，内地产业才是香港资本市场的真正主体。
我们一直都在说 money talks，钱会说话。那么，香港的 IPO 市场到底在讲什么话呢？
我总结了一下，这165家企业，4400亿港币的资金，在说两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新产业。
165家企业里面，114家来自创新医药、AI、新能源等经济板块，占比69.1%。其中像软件、AI服务、半导体，接近40家，包括今年大放异彩的中国大模型公司。
这些企业其实很多是处于亏损状态的，尤其大模型公司，市值预测难度很大，研发投入又巨大，在内地即使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下，认定过程也相对冗长。
而港交所从2018年开始在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尤其是18A和18C，几乎就是为那些“尚未盈利、甚至尚未商业化”的硬科技企业量身定制的。从这个意义上，香港相当于给了这些中国科技企业一个离岸舞台，让它们可以在最早期阶段被全球长线资本发现和定价。
第二个词，就是大出海。
在这160多个IPO中，募资超百亿的一共11家，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A股龙头企业，宁德时代，三一重工，恒瑞医药等等。11家融资总额超过1600亿港币，占全部融资额的36%。
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已经在 A 股上市了，还要跑到港股来上市？
答案很统一：全球化布局。
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国行业龙头是“A+H”的逻辑：A 股负责扎根本土，H 股负责连接全球，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布局的重要落子点。
看懂这两个词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香港重回全球IPO募资榜首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国际投资有个叫"同根同源"的规律，也就是资金更愿意投向政治距离相近、文化制度相似的地方。有研究测算过：两地环境差一个档次，跨境投资的配置就能减少四分之一。
这说明什么？钱更愿意往熟悉的地方去。
当下的环境恰恰给了香港这样的机会：一方面，全球化被岛链化取代，地缘政治上出现裂缝；另一方面，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需要进化转型为跨国企业。
这时候，香港作为“接口”的独特价值就会更加显现，因为它可以将中国特有的经济形态和市场环境转换成全球资本更熟悉的规则文本和信用语言。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这张图是香港的菜鸟智慧港。
我一直觉得，阿里旗下的菜鸟是中国企业里面“全球化布局”和“全球化思维”都走在前面的企业。2024年我跟菜鸟副总AWU聊天，他说作为跨国企业，菜鸟已经开始要求克服“总部思维”，要求要用“全球视角”去思考问题。当时还有个小细节，把"中国"称为"中国区"——这算"破我执"，拆掉思维里的墙。
说到他们全球化布局的“枢纽节点”时，AWU强烈建议我去他们在香港的菜鸟智慧港看看，说：“香帅，你会很有体感。”
来到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菜鸟智慧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其次就是，作为仓储物流的楼，它长得太好看了一点——有十二层，流线型的建筑，外立面是一圈一圈像海浪一样的蓝白绷带。
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是香港的三大物流中心之一，菜鸟全球跨境网络每年处理跨境包裹超过15亿件，香港智慧港是其中重要枢纽。中国有很多出海品牌，都是从这里运往全球的，比如泡泡玛特就是这个仓最大的客户之一。去年风靡全球的拉布布，几乎全部是从这里运往全球的。当时感觉确实很震撼。但是，那时候我想到的，更多还是香港作为航空物流枢纽，对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性。
去年我跟寒帅（菜鸟副总裁）又聊了一次，更深体会到了为什么AWU当时一定要我去看香港这个智慧港——香港不仅仅是航空物流的枢纽，更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里面的接口。
寒帅跟我说，企业出海最大的痛点之一，其实是人。海外市场的人力价格贵，职业文化跟我们大相径庭，摩擦很多。比如说跟海外物流商合作—— 菜鸟理所当然地认为，"随时响应"是基本服务要求。但许多国家的司机有非常严格的工作时长规定。还有在印尼，招满100个那种数字概念很强的员工都困难。
这些听起来是管理问题、人力问题，但最后都会变成企业的成本问题。
比如放在设置海外仓这件事上，就变得很具体。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海外仓应该做到多高的智能化水平？
搞智能仓这件事情，在国内其实很多地方不太划算。智能设备贵，但是国内人工便宜，而且数字化能力又很强，还勤奋。但在海外，你达不到这个条件。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你到底用多少人，配多少智能化，才能既控制成本，又让这个仓储跑得动、跑得快？
这个问题没回答好，后面所有的运营都会变得坎坷。最后菜鸟发现，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田。因为它的地价和人力成本，和欧美是接近的；在卷的程度上，它又夹在中间，比内地稍微松一点，但比欧美又更有执行力。然后它对内地的组织方式、管理习惯，还有供应链节奏，也比较适应。
所以菜鸟在香港跑了一圈以后，发现大概百分之七十的智能化，是海外仓比较理想的一个平衡点。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它相当于给全球其他海外仓设立了一个基准线。百分之七十就是这个基准线，以后就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环境，在这个水平上向下浮动。所以一下子，就把成本降下来了。
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脑子里瞬间出现了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很多做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香港不是陌生的深海，而是一个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成本结构，都介于中国内地和欧美之间的过渡海域。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试验田。
在这个试验田里，企业可以把人力、管理、流程全都调试一遍，然后降低未来全球化过程当中的各种成本：试错成本、规则适配成本，还有组织迁移成本。
按照经济学家科斯的话来说，香港降低了中国产业和全球资本对接中的交易成本。
前两天，我看到一篇香港媒体的文章。它说，这一轮产业重估，已经让当年的四小龙重新站到了牌桌上。韩国有存储，中国台湾有芯片，新加坡有经济上的抓手，只有香港“无揸拿”，好像一时看不出特别清楚的产业抓手。
确实，如果用工业时代、上一波全球化的眼光来看，这次香港好像真的没有一个什么产业抓手。
但如果我们放在全球产业重置，还有中国企业出海这个框架下，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可能是我们理解香港时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其实即使在原来的四小龙时代，香港也不是靠占据某一个生产环节来赢得时代地位的。
香港的历史能力，不是生产某一种产品，而是连接。
和其他小龙不一样，香港不仅仅是一座城。香港的背后，是佛山的制造、东莞的供应链、深圳的科技、广州的服务贸易。它的背后，是整个大湾区，还有更为广袤的内地生产网络。
这句话同样不是个人判断，而是事实陈述。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100个出海竞争力最强的企业，其实都普遍在香港设立了多个功能性的子公司。我们整理了一下这些在港的子公司，里面有69家用于贸易，64家用于管理，43家用于金融，14家用于研发。
换句话说，这些在港主体不仅承担着融资功能，同时也覆盖着投资、贸易、知识产权等多重管理职责，帮这些出海企业搭建起了一个复杂而高效的全球业务框架。
要知道，秩序稳定的时候，接口是隐形的；但是秩序开始松动的时候，接口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就在想，香港这种连接的价值，具体有多少？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在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需要更系统化的梳理。
其实说起来，这也是这一次促成和永明合作的一个触发点。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和永明的 Christine 第一次见面。我们聊到这个事，尽管那时候 Christine 的普通话讲得很吃力，但我们对“香港是接口”这个点一拍即合，然后决定要合作，这才有了今天这场演讲。
上个月我们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普通话已经很好了。在李璞老师的四合院里涮北京老火锅的时候，她涮得也倍儿溜。所以你看，一次连接，会触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当然，也因为要研究香港连接这个想法，我们团队就和吴靖教授、林雪萍老师一起，在去年出海报告的基础上，顺着香港这个线索往下挖掘。这一挖，确实就对香港的枢纽位置有了重新认识。
香港不仅是中国产业连接全球资本的接口，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资本的枢纽节点以外，它同时还是海湾亚洲资本走廊的接口，同时还是数字货币等下一代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接口。
这些内容，我们都把它放在了一个报告中。报告的名字就叫《枢纽之城：2026年中国企业出海竞争力报告》香港篇。
我们团队的陈靖教授和李惠璇教授都感叹说：还是得做研究。做研究之前，其实我们还是低估了香港在中国投资中的通道作用。
其实做完这个报告，大概在两周前，也就是这份报告封笔的那一天，我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句话：
资金在重置，产业在重置，香港也在重置。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起小时候那种挺朦胧的感觉。
那时候就觉得，香港就是那个连接世界的地方。
但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从东方港口，到转口贸易枢纽，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再到今天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里的战略节点，香港的角色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变：它始终在连接。
只是小时候我以为它连接的是货物和资金，今天我才明白，它真正连接的是承诺、规则和信任。
就像永明那张历经一百三十年风雨的委托代理书告诉我们的：一座城市真正最深的力量，从来都不是它曾经有多繁华，而是当风浪来的时候，它能不能让承诺落地和兑现。
我想，这才是香港最深的底色：契约精神、信用秩序和连接能力。
而像永明这样的机构，正是这种底色最具象的一个样本。
在130多年超长周期里，它沉淀出来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让约定落地生根的制度文化和能力。
最后，让我们回到今天最开始的拷问：
当旧秩序开始松动，资金和产业到底在发生怎样的重置？
在这个重置里，香港的角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
我的答案是：
资金正在重新寻找安全和规则。
而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新的跨国生产网络，正在开始被组织和构建。
香港，正在这两场重置交汇的地方。
它让资本靠岸，让产业出海，让承诺落地。
所以，今天的香港，不是那个旧世界全球化的金融码头，而是在一张破碎又重新缝合的世界地图上，重新显影的接口市场。
谢谢，我们今年十月份香帅共潮生·香帅年度财富展望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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