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哲”十年⑤丨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026年5月13日，河南省社科联组织召开“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河南实践”理论研讨会。会上，7位专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积极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言献策。大河网学术中原即日起对相关成果持续刊播。

今天推出《“哲”十年⑤丨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作的重要指示中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也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最佳落脚点和最鲜明的目标指向。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需要从顶层设计、理论前提和推进策略三个方面着手。

一、顶层设计：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和方法支撑

从内涵维度来说，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体现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顶层设计维度提出的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和方法支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强调要切实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他又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2年4月25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既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同时无疑指明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根本方法和路径。在此基础上，2024年11月，他在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提出，“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均提出，“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纵观这些重要论述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不仅指明了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而且又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和路径支撑。

二、理论前提：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迷失方向、丧失力量”。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就本质而言，坚持“两个结合”，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回答的就是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从而为其科学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都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其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其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作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毋庸置疑的真理性和十分鲜明的实践指导性，既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合乎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始终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全过程，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当然，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而是要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方面。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既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同时其本身也贯穿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理论精华。

三、推进策略：遵循知识生产规律实现范式转换、内核重构和理论扬弃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从单一知识生产到整体知识体系重构的推进过程，必须切实遵循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逐步实现其应有的范式转换、内核重构和理论扬弃。

一是真正确立中国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应有地位，逐步实现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范式转换。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一个知识论层面的主体地位确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崔唯航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被视为普遍性真理的化身，“中国学术运用的概念、分析框架乃至问题意识很多都来自西方，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戴上了一副西方的‘眼镜’，并以之观照中国”。坚持“两个结合”，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事实上正是对这一知识体系格局的根本性扭转，要求中国学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实现从“阐释中国”到“源自中国”的创新升华，真正确立中国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地位。这一主体地位的确立，绝非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性诉求，而是基于对知识生产规律的深刻把握：任何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其原生形态都是地方性知识，是从特定文明的实践中抽象、凝练而成的。西方所谓“普遍知识”，不过是其地方性经验成功实现了体系化、范式化与国际传播的结果。正如崔唯航所说：“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因此，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让中国学术回到知识生产的“第一现场”，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结合”显然具有深层的范式再造功能，尤其是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内在蕴含着一条超越既有现代化理论预设的独特逻辑，孕育着一种新的现代化知识范式。

二是不断熔铸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强大内核，逐步实现文化主体自觉和标识性概念重构。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第一个结合”解决了知识体系扎根当代实践的问题，“第二个结合”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与独特的思想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崔唯航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自主性文化基因，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知识体系生产发展中的必然“在场”，绝不仅仅是作为装饰性元素或者佐证材料，而是作为结构性、基因性的思想资源参与知识重构的必然过程。尤其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硬核”标志，许多标识性概念的锻造生成，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活中完成的。诸如，“实事求是”从考据学方法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在蕴含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典认识论的深层对话；“小康社会”从《礼记》中的理想图景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凝结着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小康—大同”思想的交融，等。这些标识性概念的内涵重铸表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融通“魂脉”与“根脉”、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植根中华文化沃土而根深叶茂的宏大思想过程。正如学者宋文新所说，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又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切实熔铸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强大内核的本质要求。

三是持续增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自觉，逐步实现从批判性借鉴到原创性生成的理论扬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其理论穿透力远远超出一般的方法论范畴，从根本上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方法论自觉的扬弃思维，使我们能够清醒面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积累起来的庞大知识存量，逐步走出“全面拒斥”与“全盘照收”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第一个结合”要求我们以中国具体实际为中心，对外来知识进行批判性筛选与功能转换。一种理论是否适用，不取决于其在知识谱系中的话语霸权，而取决于它能否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理论在实践的拷问中显明其思想限度，在修正与超越中催生原创性成果。这既是一种学术上的实事求是态度，也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一种文化主体性意义上的批判武器。中华文明自身的价值体系与运思方式，构成了一面审视外来知识的“文化透视镜”。正如学者白显良所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这种基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批判，不是简单的价值拒斥，而是一种深层的学理对话，完全有可能在交叉审视中开启新的问题域，促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综合与原始创新。

（作者：孟轲，河南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