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教育打败西方了吗？|中小学|中式教育|学校|教学|教育理念|语文

中式教育打败西方了吗

访谈者丨刘擎&许纪霖&樊阳

↑《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

BBC 播放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刷屏微信、微博。中式教育战胜英式教育？在网上引发激烈争议。

此前，上海中学生在 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连续两次雄冠全球，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也成绩优异，似乎证明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已完胜西方，斯巴达模式打败了雅典模式。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斯巴达与雅典，究竟谁笑到了最后？为什么有着强大基础教育的中国，在诺贝尔奖领域至今依然是一片空白？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为何发生了尴尬的脱榫？在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耀眼的光芒背后，我们的基础教育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和异化？

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第 2 期邀请了对中国教育有多年深刻思考的许纪霖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擎教授和著名的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创始人樊阳老师聚首对谈，分享他们来自教学一线的经验与看法。

以下内容来自图书↑

许纪霖：各位上海的朋友下午好！今天来的听众，平均年龄比以往要年轻得多，很多都是学生，还有一些是家长。我们都特别关心中国的教育问题。

樊阳：非常荣幸，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两位著名的学者，还有诸位一起来交流这样一个话题。

是不是完胜？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作为电视媒体，拍摄片子要让观众更有观赏性，于是用了比赛的形式来推进情节。但是，通过制作人所叙述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其根本目的是对自身教育问题展开一种思考，于是把我们中国的几个老师请去，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式教育，进行展示。于是，他们给出的标题是“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这也显示出节目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次实验的。

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由于教育传统以及社会环境，我们更容易从教育模式输赢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然而，教育是不能够用一个学科的成绩来进行简单评判的。我相信诸位，哪怕是中学生，肯定也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你的成绩并不代表你的所有。我们成年人更有切身的体验，学科成绩只是对教育的评价的一部分。

刘擎：西方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以前我写文章谈过，美国有位已故的哲学家理查·罗蒂，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也是位教育学家，提倡所谓“自由教育”。罗蒂来上海访问的时候，我请教他对杜威教育哲学的看法，他回答说，在美国中小学搞自由教育，“简直就是个灾难（disaster） ”。

在自由教育理念的引导下，教育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向“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并且提倡重视学生的兴趣，所谓“快乐教育”。但其中的分寸、尺度特别难拿捏，偏颇的话就会走向极端的学生中心主义，快乐教育就变成了以享乐为主导的教育，会造成很多麻烦。因为我们知道，教育有一个前提预设，即学生并不完全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如果仅仅以学生自我感知的快乐为标准，把快乐理解为特别浅的东西，那就会导致我感到累了、我不需要了、我不喜欢了，就不要教了。所以，如果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快乐感受为中心，把这两个理念推到极致，教育会出很大的毛病。这导致了许多西方人对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普遍不满，“中国教育模式”就成为他们想象的、能够对自己的病症有所治疗的另类选择。我认为这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危机意识的体现，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自我反省的表现。

↑《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

许纪霖：中国式的教育，最典型的还不在 BBC 的片子里，而是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完全是“集中营式”的军事化管理，上厕所都要掐秒表。从这一点而言，我觉得 BBC 所想象的中式教育，也没有冤枉中国。中国现在的基础教育，的确是一种“斯巴达模式”。

当年的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之争，雅典打不过斯巴达。为什么？斯巴达是高度军事化的集权国家，最后打败了民主化的雅典。雅典的模式，是为求知而求知，尊重人的个性，注重公民的德行。但一旦进入竞争，论一时之输赢时，雅典就不是斯巴达的对手。问题是谁笑到最后？雅典为人类文明留下了永恒的智慧、不朽的制度，但赢了战争的斯巴达，给人类留下了什么？谁能告诉我？

樊阳：我顺着许老师的话说，在这部片子里面，大家能看到几个老师都很努力认真，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所谓中国式教育的一些理念。比如那个科学老师，她曾经哭着说，觉得很失败，英国学生不能理解她认为的社会丛林法则，激烈的竞争是必需的，要能应对，就需要刻苦的学习和严格的纪律要求。另一个老师则认为，英国学生不认真学习是因为福利制度，造成他们缺乏学习动力，等等。

这些想法其实很值得国人去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和作为上的问题。我举两个典型的例子。我原来所在的一所公办学校，有一位小金同学，父母在新西兰工作，于是他小学接受的是新西兰教育。他们回国之所以选择公办学校，是因为相信中国式教育很有必要。开始时我发现，这孩子在班上非常有特色，他思考问题时，比别的同学有新颖度，能积极参与课堂。但是，面对中国教育的高强度要求，他父母请求我们给他孩子更多的中国式教育，加大题目难度和数量。当然各科老师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原来的那种特别善于思考的优点很快泯灭了，他开始拥有一般中国学生共有的那种认认真真记笔记、背诵等循规蹈矩式的学习方式，然而他的学习成绩不如一般的同学。

近年来，很多学生选择迈出国门，到国外读高中，发现自己新的潜质。我有一个学生小鲍，他在国内教育体制下，学业应该说很不理想，排名在班级里面倒数，缺乏自信。但是他到国外以后，重新发现自我的优势，成为一名非常抢手的男护士。他还到我们讲坛来给同学们交流他的学习经历，非常阳光。

我想这两个例子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考，中国式的教育在教育理念方面，实际上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耶鲁大学

许纪霖：我发现如今的中国教育成为一个围城，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进来，很有意思。中国有不少家长很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越早出去越好。但是我也碰到很多国外的华人家长，抱怨说西方的小学、初中教育，学不到什么东西，整天在那里玩，很着急，要把孩子送回中国来，接受中国式教育，再回到美国，那就所向披靡了。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刘擎老师也是家长，他的孩子在加拿大读书，后来又送回来两年，你是怎么考虑的？

刘擎：我大儿子出生在美国，后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读小学。他到 12 岁时回上海读了两年，预备班和初一。当时也考虑去国际学校，这样他会更容易适应。但国际学校太贵，支付不起，而且既然回来读书，主要是为了解决中文语言问题，去国际学校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结果他非常艰险地进入家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学学习。入学的摸底考试，语文只有 15 分。他非常沮丧，而且对那么长的学习时间感到震惊，早上 7 点到学校，下午 5 点才放学，晚上还要做几个小时的作业，他说这简直就是“法西斯”啊！但后来有了很大转变。因为中国学校讲“语数外”主课成绩，他语文起初很差，但他数学很好，在中国同学中也非常突出，成绩在班级里基本第一第二，还在华罗庚数学竞赛中得过小奖。英语自然是他的强项。三门主课有两门比较强，就有了优势。然后一件偶然的事情起了作用。他们学校派他去参加全市的英语演讲比赛，拿了很好的名次，为学校争了光。回来以后，老师就对他特别关照，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给他特别辅导，进步很快，最后语文也能考 70 多分。还被选上了班长，优秀少先队员（他其实没加入过少先队）。孩子总是需要鼓励，正面的激励使他克服了最初的挫折。

他对中国式教育的体验有负面和正面的观察。他说中国教育有很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是完全以输赢为目的，而且只有能用考分显示的输赢才被重视，太片面了，这样学生会感到所有的任务都是被强制的，搞不清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但有没有正面的评价呢？他也说了几点，我觉得有点儿道理，可以为中国式教育做有限的辩护。

首先，应试水平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应试要求迅速辨明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给出答案，这本身就是一种素质。只是过度的题海战术导致最后的边际效益接近于零甚至递减，性价比太低了。他说如果把习题减少一半，也可以达到几乎相同的水平。其次第二个能力，这是我们不太注意到的，高强度的训练有压迫性的一面，但会提高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水平”，就是你在多长时间能够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十一二岁的孩子，外国孩子大概是 20 分钟到 30 分钟，必须要休息，中国孩子是 50 分钟。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儿残酷？是的。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非常容易分心的世界，有网络、有微信，你在多长时间能够坚持阅读，坚持做题，这也是一个人的素质。集中注意力是要从小培养的。他说这是中国学生的优势。最后，他说死记硬背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西方过于强调理解优先。其实记忆与理解并不完全对立，有些知识（比如乘法口诀），熟悉能帮助理解。而且像唐诗宋词这些，适度背诵是有意义的。总结以上三点：第一，考试能力本身是一个素质；第二，注意力水平的提高；第三，记忆和理解的关联。中国式的教育有一定的长处，有极端的问题，而西方教育可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觉得这里面需要一个相互借鉴的综合。

许纪霖：有一个中国台湾的教授，告诉过我他在美国读大学的经历。他的室友是一个美国人。两人做作业碰到基础性习题的时候，中国台湾同学庖丁解牛，熟门熟路，而那个美国同学就很头大，不会做，但如果碰到需要发挥、想象的题目，中国台湾学生就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入手，美国同学就很高兴，说：“让我来试一试！”所以，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差别还不是强度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目标。中式教育培养的是适应性的人才。中国的应试教育，筛选出来的精英，的确是人精，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不是创造能力，是惊人的强。对已经有的知识、社会既成的规则，烂熟于心，并且懂得如何在这些既成的规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自己的利益。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称这些学生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式教育就是让这些利己主义者精致些，更精致些。

东亚的儒家社会，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还有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本来都是中式教育，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玉。日本这 20 年来有些变化，公立学校开始学习西方的快乐教育。但是许多中产阶级的家长不满意，将孩子送到有基督教背景、佛教背景的私立学校去，那些私立学校抓得很严，就像英国的私立学校那样。有些人分析，日本和西方通过公立和私立两种学校系统，完成了社会分层，一般人就在公立学校，快快乐乐地读书，快快乐乐地过一生，但也甭想做精英。如果要成为精英，就要接受私立学校的精英教育，它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至少可以和亚洲来的留学生一拼，否则都是亚洲学生的天下。

不过，日本现在也开始反思宽松教育了，因为日本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客座教授的强大压力。东大的教授对我说，日本现在很焦虑，觉得自己在第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当中打败了中国，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中，输给了中国。他们现在也有一种紧迫感，特别是在基础教育方面，试图重新恢复明治时代的传统，那种爱拼才能赢的精神。

我多次去过韩国。有一次一对韩国教授夫妇请我吃晚饭，我就问，你们的孩子呢？他们说孩子在补习学校，晚上 9 点才回家。他们告诉我，首尔的孩子们，白天四五点放学以后，立马进补习学校，晚餐也在那里吃。韩国有两套教育系统，一套是普通教育系统，还有一套是补习教育系统。首尔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孩子们，出了校门就进补习学校，到晚上 9 点、10 点才回家。中考、高考的时候几乎每个家庭都要请补习老师。一个韩国研究生告诉我，他作为补习老师，有时候补课到半夜两点钟，然后家长开车送他回学校宿舍。韩国的中学生几乎没有寒暑假，都在补课。

我听了以后不寒而栗，中国学生还不算全世界最苦的，因为有一个比我们更爱拼命、更能拼命的民族在我们旁边。韩国不仅是中国体育的对手，也是教育的对手，在哈佛、耶鲁，韩国学生也非常多，他们读书的拼劲，比中国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我发现，这样的基础教育只有 50% 是有必要学习的，另外50% 的知识只是为了打败别人。你看，中国现在的小孩子，反复地做练习题，这有一点儿像体操运动员。为了保证不失误，同一个动作，每天几十遍、几百遍地操练，最后操练得炉火纯青。我们做习题也是这样，大半是为了打败别人，并不是说这个知识真正是有用的。这种畸形的教育，难道真的是必要的吗？

刘擎：从许老师的观点中，大概可以归结出一个要点：中国教育和它背后的文化，有一种可以称作“遵从主义”的倾向。就是特别强调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权威性的，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现成的标准，去遵从它、与它一致。当你对问题的回答符合标准答案，你的学习就成功了。相对而言，西方教育特别鼓励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求你独立思考，有叛逆的、挑战的和批评的精神，提倡一种非遵从性的气质和态度。但是这种非遵从性的气质，以及想象和创造的成绩，常常很难用一个标准程序来评判，而是要在具体情境中做出判断，这就要求一个更为复杂和困难的评价方式。也就是说，不依照标准的评价程序，就要做具体的个别的判断。比如西方大学的招生录取，标准化考试占据的比重比我们低得多，但推荐信更为重要。推荐信的价值取决于推荐人的眼光、地位及其诚信度。但中国教育系统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个人判断不太让人放心，人是信不过的，所以特别依赖标准化的程序。比如机器阅卷的标准化考试，这本来是西方的发明，但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更高，因为在“人是不可靠的”的前提下，相信机器程序，至少有“客观性”，也就更加公平。但长期依赖这种客观性标准，就助长了遵从主义的倾向。我们的题海战术，就是通过反复训练，达成机器可以识别的客观性——标准答案。

我儿子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听到人家说哪个重点学校很厉害，声称是“魔鬼式训练”，训练出来就能拿高分！但他问我，“接受魔鬼式训练，那么练出来是不是都是魔鬼啊？”所以中国式教育的一个偏颇之处，就是目标太过“实在”，高分通向成功之路。很多家长对孩子说，你如果不好好读书，最后就会像这个人一样扫大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价值标准很纯粹、很明确，但是在导向上是有问题的。如果整个教育就是鼓励你追求成功，而成功又被非常狭隘地理解为钱和权，就是你的声望、地位、财富，那么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可能就变成成功者的天堂、失败者的地狱。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以前按照社会主义传统，做一个劳动者最光荣。现在的劳动者，传统意义的劳动者是不太光荣的，是被称为“屌丝”的群体。“屌丝”没有光荣可言，除非能够“逆袭”，华丽转身为“成功人士”。我们的高考担负了社会阶层流动和地域流动的功能，就是要实现这个“逆袭”。这当然首先是由于目前的社会阶层与地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与高考模式因为贯彻输赢就是一切的价值观，反过来强化了这种不平衡。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我们无法改变社会结构，只有改变自己在这个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追求成功没有错，想在竞争中获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对成功和输赢的理解是不是太狭隘、太单一了？除了钱和权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大的空间？

↑《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

西方教育当然也鼓励成功，但也非常鼓励生活的多样性，甚至另类的生活方式，对“成功的人生”有更宽泛的、多样化的理解。我有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老同学，他的女儿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了，结果要去国际公益组织工作。他很郁闷，大家知道，斯坦福的学费是很贵的，这是很大一笔投资，毕业了你去什么国际公益组织！他们夫妇希望孩子去读法学院，希望我给他们的孩子做做思想工作。结果呢，我做了他们夫妇俩的工作，劝说他们要让孩子去尝试自己的目标。因为孩子有自己成功的标准，她不愿意直接就接受社会主流的标准，她要去探索，用她自己的话说，“法学院总是在那儿，如果我想清楚了，再去读也不迟”。所以至少在价值导向方面，我认为这种教育会引导更多样、更丰沛的人生理想。

第二个问题在于，哪怕就从狭隘的“成功”目标来说，这种鼓励遵从主义的教育方式，效益如何恐怕也需要反思。一开始好像很成功，就是我们讲的“赢在起跑线上”，但最终创造性却严重不足，在终点好像并没有赢。甚至可以这样说，这种教育方式让我们赢在了起跑线上，但却输在了终点。比如 PISA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考试的资料表明，上海学生平均每周做作业的时间是 13 小时左右，你花了这么高的时间成本，成绩的“产出”也应当突出。但别国的学生没有花这么多时间做作业，他们的时间用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浪费”了呢？教育模式还有一个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产出效率评估。在亚洲国家中，韩国很值得重视，韩国 PISA 的成绩大概是世界第五名，但是用在做作业的时间是每周平均 3 个小时，世界倒数第二名。

樊阳：所以人们说中国的教育不适合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这一点确实如此。我也认同刚才两位所说，但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第二点，高强度应试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注意力，我并不赞同。你看我们中国的学生也好、成人也好，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教育，注意力集中程度就比其他的国家更好一些？这一点肯定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这种“顺从性”，肯定要强于其他国家教育的结果。我们往往习惯面对已经存在的状态，努力去适应它。就拿我们的教育问题来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的症结，但是往往最后的结论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必须要顺从这样一个已经有的机制、已经有的现状。企图去改变的动力严重不足——我觉得这恰恰是教育所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

许纪霖：现在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中式教育与西式教育的根本区别了。中式教育的核心乃是让你能够尊重权威，这个权威既是人的权威，也是知识的权威。老师就是知识权威的象征，权威都是给定的，不容怀疑和反思的，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学习了知识之后，能够在顺从权威的基础上，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自己的利益。中式教育就是威权教育，让学生形成顺从人格，服从家长、老师、社会规则和国家权威。而知识，只是这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而已。正像福柯所发现的那样，权力与知识有着隐秘的内在关系。

而西方教育乃是为了培养你自由的人格，尊重自我、尊重个性，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让你服从权威，而是通过学习知识不断地开发自我、发现自我无穷的创造性，个性的多样性。教育只是让你能够发现自我，塑造一个有个性的自我。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教育模式的差别，骨子里是社会和文化的差别。

不过，我很怀疑，中式教育这种顺从权威的模式，是否能够适应今天这个时代。“90 后”“00 后”的学生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他们表面顺从，内心叛逆，于是形成了独特的双重人格：孩子表面越是服从，内心越是叛逆得厉害。我们当家长的都有体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是否看到了一代人的双重人格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后遗症？我很忧虑。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化，至少是不健康的，蕴藏着不可预测的非系统风险。对于中式教育的反思，不能仅仅从知识教育角度，还要看到其给社会和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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