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最里间的办公室里，看着对面那个正低头飞速签字的女人。她穿着白大褂，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胸前的名牌上写着：护理部副主任，林晓雅。
就在十分钟前，外头大厅里有个喝醉酒的壮汉闹事，把分诊台的本子摔得震天响，两个年轻护士吓得直往后躲。林晓雅走过去，既没喊保安，也没拔高音量，只是冷着脸把手里的血压计往桌上重重一顿，用一种极具穿透力且不容置疑的声音指着对方说：“要看病就老实排队，要发酒疯去外头大街上，这里是救命的地方，你再耽误一分钟，里面那个心梗的病人出了事你负全责！”
那壮汉愣是被她这股不怒自威的劲儿镇住了，嘴里嘟囔了两句，乖乖坐到了等候椅上。
看着这一幕，我手里端着她刚给我泡的茶，热气氤氲中，我怎么都无法将眼前这个雷厉风行、气场全开的医院领导，和我那个小时候因为背不出乘法口诀表，被我妈拿拖鞋追着打了半条街的笨蛋妹妹联系在一起。
晓雅比我小三岁。在我们家，如果说我是那个包揽墙上所有奖状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晓雅就是那个用来衬托我的反面教材。
她从小读书成绩就差，不是一般的差，是那种让人绝望的差。别的孩子是偏科，她是全科瘫痪。我对她最深的记忆，永远是橘黄色的台灯下，她咬着铅笔头，面前放着一张惨不忍睹的数学卷子，橡皮擦把纸都擦破了，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桌面上。
我妈教她写作业，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一部血泪史。一道应用题，水池一边放水一边进水，问什么时候能放满。我妈在草稿纸上画了无数个水池，嗓子都喊哑了，晓雅还是一脸懵懂地问：“妈，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为什么不先把塞子堵上再放水？”
那一刻，我妈手里的毛衣针差点没折断。
其实晓雅不傻，甚至很机灵。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分辨出巷子口哪家卖的凉皮多放了黄瓜丝，能准确记住家里所有亲戚的生日和喜好，甚至院子里哪条流浪狗下了崽，她都能第一时间发现并用破纸箱搭个窝。可是一到书本上，那些字母和数字对她来说就像是外星符文。
中考那年，她连普高的提档线都没够到。家里气氛压抑得可怕，我妈连着几天没做饭，唉声叹气，觉得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最后，是我爸托了关系，交了高价的赞助费，把她塞进了一所市里的卫生学校，学护理。
那时候大人们的想法很简单，女孩子，既然读不进圣贤书，总得学门手艺饿不死。护士虽然辛苦，好歹是个正经工作。对于这个决定，晓雅没有任何抗拒。她把那些压得她喘不过气的数理化课本统统塞进废纸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背着行囊去了卫校。
说实话，当时我对她的未来并不看好。护理工作绝不只是发发药打打针那么简单，里面涉及大量的医学常识、解剖学、药理学。一个连初中生物都考不及格的人，能把这些弄明白吗？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进入卫校后，那个一翻书就打瞌睡的林晓雅不见了。
有一次周末回家，我看到她在客厅的沙发上用橘子练习扎针，旁边放着一本厚厚的《基础护理学》。那本书被她翻得起了毛边，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荧光笔画的重点。我好奇地问她：“现在怎么看得进书了？”
她一边聚精会神地盯着橘子皮的纹理，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姐，这不一样。以前算水池子放水，算小明几点能追上小红，我觉得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现在书上写的，是哪种药打进去人会疼，哪个穴位扎错了手会麻。这是活生生的人，我不能把人给弄坏了啊。”
那是她第一次向我展示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感。那一刻我隐隐觉得，也许这条路，她真的走对了。
卫校毕业后，晓雅被分配到了市中心医院实习。大家都知道，实习护士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换床单、倒导尿袋、给病人擦身，还要面对带教老师的冷脸和病人家属的挑剔。
我们以为从小娇生惯养的她撑不过一个月就会哭着喊着要辞职。谁知道，她每天下班回到家，累得连端碗的手都在抖，却从来没说过一句不想干了。
不仅如此，她身上那种在应试教育里毫无用武之地的情商和观察力，在医院这个复杂的小社会里，突然像被按下了激活键，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我记得她转正是在消化内科。那是个气味极度难闻、工作强度极大的科室。有一天我去医院给她送饭，刚走到病房走廊，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叫骂声。
一个肝性脑病的晚期大爷，因为病情引发了狂躁，把床头柜上的东西全砸了，还把自己的大便抹得满墙都是。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护士站在门口，胃里翻江倒海，捂着嘴直掉眼泪，谁也不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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