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的寂寞坚守
记三位巴蜀石窟守护人
袁蓉荪
拍摄巴蜀石窟，是我一大爱好。十余载的寻访和拍摄过程，我既感到遗憾，又有不少欣慰。遗憾的是，在我造访的许多石窟中，造像得到完整保存的少之又少，大部分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欣慰的是，石窟造像的身边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守护人，那就是巴蜀各地乡村500多名文管员。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在孤寂的山里尽心尽责守护着文物造像，几十年如一日。在他们中间，全家上阵、父子接力、夫妇携手、兄弟相托守护文物的故事不胜枚举，令人无比感动。
一、龙泉驿大佛寺：守护“天落石”50多年的民兵连长
成都郊外的龙泉山，满目苍翠，山路蜿蜒，从繁华古道旁一条弯弯的小路往山顶行走约1公里，有一座小庙——弥勒大佛寺，古称周文王庙。
弥勒大佛寺是个四合院式样的简朴寺院，系清光绪十七年（1891）重修。沿着厢房走进天井，迎面就是名为“天中天”的大殿，正中石刻弥勒坐佛高达4.24米，为唐大历六年（771）所凿造像。大殿背后“天落石”上，有北周文王碑，碑上刻有文字：“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小山村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已逾千载的石碑、造像在当今的文史、艺术价值，但对于“天落石”这个相依相存的古物，村民都视其为保佑一方的神圣吉祥之物，一代代接力守护着。如今看管这个“宝堂”的文管员，是当地一位名叫肖太发的老人。
2020年5月，我又一次来到大佛寺，见到时年78岁的肖太发。聊起守护文物的日子，他笑着说：“到2020年8月23日，我守大佛寺和‘天落石’文物就53年了。”
说起肖太发与文物造像的缘分，要追溯到1968年。25岁的肖太发，正担任大佛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兼大队治安员。那年8月23日，他正在地里劳动，突然听到一声枪响，赶紧放下挑着的粪桶，一路小跑赶往山下的山泉公社政府所在地。因没有通讯工具，公社武装部组织民兵连开会都以鸣枪为号：开一枪，召集连长开会；开两枪，排长也要到；开三枪，全连都要到。肖太发跑到武装部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武装部长陈家顺就给他下了一道命令：“马上回去把那个古碑守好，白天晚上都要有人。”见肖太发似乎还有些不明白，陈部长又说：“区上紧急下令，要守住历史，去执行吧！”
肖太发知道，武装部长所说的古碑，是指北周文王碑，早在1961年就被当时的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定为省级保护文物。但没过几年，“四清”运动来了，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派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敲碎了很多佛像，“天落石”的古代造像也严重受损。
肖太发回去后，立即肩负起看管大佛寺和北周文王碑的任务。白天，因为要安排生产和民兵工作，他让母亲去守；晚上，他就抱着被子，睡在“天落石”旁边的地上。半年后，武装部长告诉他：“紧急情况解除了，你可以回家睡觉，但还是要用心守好。”就这样，守护文物成为肖太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1984年，龙泉驿区成立文管所，正式接管大佛寺，肖太发成了义务文管员。大佛寺的几间厢房，过去住着3家人，后来都迁了出去，只有他依然不离不弃，不计报酬得失，继续默默守护。文管所接管两年之后，开始给他报酬，每个月10元钱。进入20世纪90年代，月工资由10元逐步提高到180元。到2018年，肖太发每月可领取2000元工资，尽管这份报酬很微薄，但他感到很满足。
肖太发保护大佛寺和“天落石”文物，可谓尽心尽责。早在1989年，为更好地守护文物，他把家搬到距大佛寺门仅十多米远的地方，让全家人都参与到保护工作中。后来他又把山下的好地置换到离大佛寺近的山上，一边耕种粮食，一边守护文物。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围着“天落石”走一圈；晚上临睡前，总要拿着手电筒再巡查一遍。多年来，这已成为肖太发雷打不动的生活规律。
有一次，肖太发打扫卫生时不慎跌倒，导致早就有伤的右脚又添新伤。他去医院敷了药，买了一副拐杖就急匆匆往回走。子女们劝他多休息几天，他怎么也不肯，每天拄着双拐到大佛寺门口坐着。伤势刚有点好转，他就拄着拐杖，开始每天早晚例行巡护。
肖太发用一生守护国家文物，感动无数人。他曾获得“中国好人”“四川好人”及“成都好人”称号，2020年又评为“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范”。对于名誉，他看得很淡；而对自己肩负的那份责任，他看得很重。肖太发对我说：“如果自己有一天守不动了，我会让儿子继续看护，儿子老了还有孙子。只要政府需要，我们家会一代接一代守护下去。”
二、乐至睏佛寺：兄弟接力守护北周卧佛
2011年，我到乐至县寻访石窟造像，在回澜镇新任文化专职干部的陪同下，去拍摄睏佛寺的睏佛。按照村民的指点，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一路上坡下坎，终于看见竹林尽头一座简陋的大瓦房，这就是当地称为睏佛寺的地方。
睏佛即释迦牟尼涅槃图，是当地人对卧佛、睡佛的不同叫法，即在床上睏觉之佛。1982年省文物小组在考察鉴定文物时，依照当地传统将此佛称之为睏佛。
大瓦房旁边有个简陋的厨房，灶膛炉火映照着石壁，一位和善男子在灶台边拉起风箱添着柴火，红红的炉火一闪一亮，照在他的脸上，也闪现出背后的佛龛。
男子叫杨志明，自2010年起担任这里的文管员。那时，县文管所准备将睏佛寺造像由省级申报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加强文物保护，在附近村里物色文管员。刚开始，谁都不愿意来干这份差事。按农村人的传统观念，守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当问杨志明时，他立即答应了，因为他当过兵，还是共产党员，知道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我见到杨志明时，他已经是一名成熟的文管员了。睏佛东侧半岩上有一通花边无字碑，碑座雕刻石龟，令观者称奇。杨志明向我介绍，石龟驮碑俗称龟趺，是传说龙的九子中的长子赑屃，形似龟而好负重，故常见于碑身之下。石碑下方还有一口古井，杨志明说：“古井常年保持水位在两米，即便大旱之年，这口井里也能舀出水来。”说完，他从井里为我打上来一桶水，果然十分清澈，我一喝顿感甘甜爽口。
2018年，我再次探访睏佛寺。但大门紧锁着，四面鸦雀无声。失望之际，意外看见门旁边隐约有一排白粉笔写的电话号码，并告知：有事打电话。
我拨打完电话，很快就有人赶上山来，但不是我认识的杨志明。我正寻思这里是否换了文管员，来人介绍，他叫杨志勇，是杨志明的亲弟弟。原来，2013年睏佛寺升级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时，70岁的杨志明却患上白血病，不到一年就不幸去世。弟弟杨志勇此前一直在成都做生意，已经闯出了名堂，眼见守护文物的哥哥去世，已年逾五十的他决定接过哥哥留下的担子，回到家乡接任文管员，守护这里的国宝石窟造像。
家住川主庙五社的杨志勇和妻子康秀琼，除了守护文物，还耕种有一亩田和近两亩地，田里种水稻，地里栽玉米、红苕等，生活很辛苦。没人的时候，他通常会锁上庙门在山下劳作，但在门上留下手机号码，有人要进庙就打电话联系。
得知庙里有人来，杨志勇的妻子也气喘吁吁跑上山，立即拿起扫把清扫起院子的落叶。从交谈中获悉，由于香客游人渐少，聚集烧香做会的场面暂时停止了。因长时间没生火做饭，睏佛寺的厨房已荒废了，灶台上还长出许多野草。
尽管如此，杨志勇仍认真守护着庙里的文物。他每天跑上跑下，打扫院子、巡护文物，工作不敢有半点马虎，晚上还坚持睡在庙里。他做文管员的工资并不高，每月仅600元，这还是2018年涨工资以后的收入。在此之前，他和哥哥的工资一直都是每月500元钱。
近年来，四周的村民都陆续修起了新楼房，但杨志勇的家还是原来的老瓦房。他说：“甘蔗不能两头甜，既然选择了守寺庙，就不能出去挣钱。”杨志勇和妻子康秀琼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毕业于四川交通技术学院道桥系，目前在广西修建高速公路；女儿结婚安家在本村，女儿女婿不时要过来照应一下他们。杨志勇生活虽然简朴，但儿女孝顺，这让他感到很欣慰。
三、安岳卧佛院：稻香深处的卧佛守护者
安岳卧佛院的石窟和摩崖造像始于唐开元十一年（723），堪称巴蜀地区规模最大的唐代造像群之一。这里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82年3月被发掘，卧佛才“横空出世”。那两年，各地赶来参观朝拜卧佛的人络绎不绝，卧佛院人山人海，甚至卧佛面前的一片片庄稼都被踩倒踩坏。
2007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卧佛院。拍摄一阵后，我坐在石栏杆上，与在卧佛下面卖香蜡纸钱的村民吕素斌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对面卧佛沟许多看起来空荡荡的洞子，其实是刻经洞，有很多唐代的石刻佛经。但是，刻经洞常年紧锁铁栅门，只有生产组组长吴忠富才能打开。
我找到不远处劳动的吴忠富，他却说什么也不肯开门，一定要有文管所的电话或批条才行。我虽然极不甘心，但也理解文管员尽职尽责的行为，只好登上石梯，隔着铁栅栏恋恋不舍地张望一番，然后遗憾告辞。
我很喜欢卧佛院这里佛与众生自然融洽的场景，一直想找机会再来。2009年7月，为给《中国国家地理》拍摄“发现安岳石窟”专题图片，在安岳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如愿重访卧佛院。
此时，村民们为发展旅游业，希望以旅游带动开发，正热火朝天地在大佛下面夯土平地，铺设石板路。看了介绍信，吴忠富放下抬着的石板，热情地给我们打开了刻经洞的铁栅门，我轻轻走进了这座佛经与造像的宝藏。
1949年10月出生的吴忠富自豪地说：“我和共和国的生日只差几天，小学是在卧佛院旁的吴家祠堂读的，后来又到八庙公社读中学，初中毕业遇上‘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书读了。”他曾想参军，连续3年体检都合格，但大队书记就是不放他走，说村里没有文化人不行。没有穿上军装，吴忠富觉得很遗憾，但他也理解老书记，并不怨他。
1980年，吴忠富当上了生产队长。1982年发现卧佛后，安岳县首任文管所所长唐承义动员吴忠富看守文物，说：“佛像是国宝，你守佛是为人民服务。”吴忠富当即答应了。从此，吴忠富一诺千金，数十年如一日住在卧佛院守护小屋，打扫卫生、看管文物造像，坚持每天早中晚在卧佛院“例行检查”，确保文物不出一点意外。
刚开始守的时候，文管所给他每月5元钱补助。一年后，文管所遇到困难，唐所长问吴忠富：“没有补助义务看守，你还干不干？”吴忠富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补助也要守嘛，为国家守文物尽义务是应该的。”
到了2006年6月，成立不久的安岳县文物局终于给吴忠富发工资了，每月300元，几年后陆续涨到600元、1000元，直至前几年涨至1200元。考虑到卧佛院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文管员陆续增加到5名，还有一条大狼狗，晚上几个门都要人值守，视频监控连接到县文物局、省文物局。看守东门的吴忠富，更是一天不缺地睡在门口的小房子里，晚上一听见狼狗叫就要起床查看。
吴忠富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成都做建材生意，儿子还要跑长途运输。老伴时常被儿女接去享受天伦之乐，家里只剩他一人。吴忠富乐呵呵地说，他正好安心守护卧佛院。
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来卧佛院拍摄，穿越在唐代卧佛、唐窟刻经的大唐盛世里。随着时代变迁，卧佛院也渐渐发生变化。
首先是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最初，吴忠富带领村民在卧佛院后山义务开山辟路，修建简易黄泥路。后来，吴忠富又带头捐资，凑了3万多元修建了北门的村路。在他的带动下，村民齐心协力修了南门的路。有了老百姓修起的路作为基础，由政府主导的“村村通”工程快速实施，彻底改变了卧佛院的通行条件。前些年，跑马滩水库上建起跨河大桥，由安岳县城去卧佛院不必再绕道遂宁市，可以从已改名卧佛镇的原八庙乡直接开车前往了。
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也在不断升级。随着“成渝一体化”逐步推进，安岳、大足正计划实施文旅融合发展，共建石刻文创园，将两个重要的巴蜀石窟荟萃之地连接为一条旅游参观路线。卧佛院也开始大规模建设，以卧佛院为核心，打造石刻陈列馆，修建景观。卧佛村许多村民的土地都纳入旅游规划中，吴忠富家里的5亩田地按亩产200公斤粮食折算为每年每亩500元，租给政府进行旅游开发。他一心扑在文管工作上，期望卧佛院能如愿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著名旅游景区。
本文内容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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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袁蓉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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