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出一条评论，其中指明美国国务院在重大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持续减弱，人员规模缩减逾20%，超过一半的驻外大使职位空缺，外交正从依托专业机构的传统模式转向由白宫人士和特使主导的个人化、交易式外交。
曾在美国外交系统工作30余年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形容这一情况是“美国职业外交人员体系成立102年来遭遇的破坏性最严重的危机”。
这不禁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这场破坏性危机的罪魁祸首和最终受害者，究竟是谁？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这场坍塌的规模和严重性。
令人震惊的是使节体系的崩坏。
截至2026年6月底，美国全球195个驻外大使职位中，有115个处于空缺状态。
在非洲，51个使馆中有37个没有正式大使；在欧洲，德国等重要国家的大使职位长期悬置；在中东，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和伊拉克等关键国家同样缺少最高级别外交代表。
这意味着，在美国与伊朗对峙、中东局势高度紧张的当下，华盛顿在这些国家的最高外交代表层级竟长期维持在代办或临时代办的低位状态。
比人员减少更可怕的，是经验的流失。
外交方面，作为一个学徒型职业，需要多年在实地积累的技能，不能随便空降一个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正在制造一场外交上的知识断层。
而作为国务院重组的一部分，整个能源资源局都被撤掉了。而此时，美伊对峙持续升级，中东局势高度紧张，全球能源市场因战争风险而愈发焦虑，此时撤掉能源资源局就是再一次加重美国的困局。
特朗普政府对国务院的改造不仅仅限于裁员，更深远的变化在于考核标准的异化。
外交官年度晋升评估体系新增了是否忠于政府政策的考核内容，被特朗普认为意识形态存在偏差的官员成为裁员的首要目标。
特朗普的以上行为带来了一个问题：当职业外交官被边缘化，谁在填补这个真空？答案是：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家族成员和政治金主。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今年1月，贾里德在达沃斯提出所谓新加沙计划，主张将加沙地带改造成一个豪华海滨度假区。这一构想立即引发美国国内乃至盟国的广泛批评。
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更是一位传奇人物。
这位曾因税务违法、报复证人等多项罪名入狱服刑的房地产大亨，于2025年7月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依照外交惯例，召见大使是驻在国表达不满的标准外交程序，拒绝出席在外交场合十分罕见，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外交形象。
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任命的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
这位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总统亲信，没有任何外交工作背景，却成为处理中东事务的核心人物之一。威特科夫在描述俄乌冲突问题时带有典型的商业化话术风格，在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讨论战争问题时，显得过于幼稚。
在美伊军事行动前夕，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曾向白宫表示，伊朗只是借谈判拖延时间，这一结论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最终批准军事行动的决策。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很可能是因为威特科夫与库什纳缺乏核问题知识，因此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理解伊朗在谈判中究竟提出了什么。
在特朗普治下，外交不再被视为协调冲突、维持稳定与运用软实力的制度性工具，而转化为展示其个人能力与魅力的舞台。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用个人宣传取代了战略，把特朗普总统塑造为缔造和平和促成交易的核心英雄。这种个人化严重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可信度。
用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的话来说，如今美国的外交政策掌握在一群极度无能的官员手中，从总统开始自上而下。国际影响力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其他国家相信，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这一点，特朗普政府高层没有一人配得上这一描述。
特朗普政府原以为自己是在改革国务院，但实际上，这场改革正在摧毁美国最核心的战略资产，即盟友的信任。
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美国的支持率跌入低谷，2025年春季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还算可靠的盟友，而一年前的这一比例超过75%。
这种信任的崩溃直接改变了盟友的行为逻辑。
特朗普的外交使世界碎片化，对两极化和阵营化产生了抑制作用。欧洲已经意识到，特朗普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对待欧洲的美国领导人，因此开始加速强化自身防务能力；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开始调整对华关系，美国不再是他们唯一最重要的伙伴。
更深远的变化在于同盟体系的交易化。
特朗普政府对同盟体系的改造，正在把过去那套以价值、信誉和长期承诺为中心的同盟叙事，压缩为一套以成本、收益和责任对价为中心的交易逻辑。美国没有放弃同盟，但正在把同盟从政治共同体改造成责任共同体、付款共同体和服从共同体。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写得非常直白，美国像擎天柱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经结束，富裕、成熟的盟友必须对本地区承担主要责任。
这种变化已经产生了切实的后果。
在2026年中东战事中，法国、英国等欧洲盟友明确拒绝参加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西班牙更是明确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美国副总统万斯甚至公开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种公开斥责在美以关系史上极为罕见。
2026年初爆发的美伊战争，则是特朗普进行革命最直接的代价。
这场战争的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2月28日，美国拉着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史诗狂怒”的联合军事打击，目标涵盖伊朗核设施、军事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一场无准备、无协调、无后手的三无战争。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敢如此贸然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这些裙带顾问向白宫传递了严重失真的情报评估，他们告诉特朗普，伊朗只是借谈判拖延时间，军事行动可以速战速决。
随后战争陷入了泥潭模式。
短期内颠覆伊朗政权的目标化为泡影后，战争迅速演变为消耗战。而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令美国陷入了战和两难的困境，美国霸权的锋芒和特朗普的霸气呈现出双重迟钝的疲态。
特朗普自己也在采访中承认，这场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最初设定的四到六周时间表。
而战争带来的代价惊人且全面。
为支撑军事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在开战后不久即紧急申请2000亿美元追加预算，白宫亦于2026年4月初提出下一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创下历史新高。
受能源危机的冲击，美国汽油均价在开战后一个月内上涨35%，直接推高了从交通到生产的各项成本；美国国内物价水平也持续走高，2026年3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创近四年最大涨幅。
最讽刺的是战争的结局。
经过数月激战，美国不仅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反而被迫在6月17日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伊朗只需同意进行60天的谈判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便能换取美方几个月前还难以想象的让步，包括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承诺3000亿美元的重建费用，以及通过谈判取消针对伊朗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制裁。
战争还暴露了美国领事保护体系的崩溃。
部分滞留在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美国公民在拨打国务院紧急热线时，被系统提示当前不应依赖美国政府安排撤离，并称暂无具体撤离点或统一疏散方案。相关裁员导致经验丰富的人员流失，正在削弱领事体系履行保护海外美国公民这一核心职责的能力。
特朗普多次声称要摧毁深层政府，认为职业官僚系统是其施政的最大障碍。但当我们审视这场改革时就会发现，真正的深层政府是特朗普自己，他深陷在个人崇拜、裙带关系和交易式政治中，最终导致美国走向了战争泥潭。
这场自我革命的最终受害者也正是那个手握大刀的革命者自己。当特朗普挥舞着改革的大刀砍向国务院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把刀的另一端，正对准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战略遗产，他革掉的正是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权威、信誉和影响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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