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天,白俄罗斯举行了独立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当时还是一名以反腐口号闻名的议员——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那场选举。选票统计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他站在明斯克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对着支持者和摄像机镜头。他的妻子加琳娜站在人群里,穿着一件素色的连衣裙,头发简单地盘在脑后。记者拍下了那个画面。那是加琳娜·卢卡申科最后一次出现在丈夫的竞选胜利现场。
三十多年后,加琳娜住在白俄罗斯东部雷奇基村的一栋房子里。房子四周是高墙,墙上装着监控摄像头。安保人员二十四小时轮班。她养了几头牛,种了一些菜,偶尔在院子里挤牛奶。邻居们很少见到她。即便见到了,也没人敢拍照。
2019年,一段用手机偷拍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视频画面很模糊,晃动得厉害,但还是能辨认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蹲在奶牛旁边,双手熟练地挤着奶。背景里是一片普通的白俄罗斯乡村院落:几棵果树、一辆手推车、一道刷了白灰的砖墙。
这段视频在白俄罗斯国内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传播。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国家的第一夫人已经在这个院子里独自生活了二十多年。视频发出后不到四十八小时,庄园的围墙被加高了一米多,门岗增设了人手。从此再没有任何关于加琳娜的影像从那个院子里传出来。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本人极少公开谈论他的婚姻。有一次在被记者追问为什么不办理离婚时,他回答了五个字——原话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大致意思是:没那个必要。在另一种语境下也可以理解为:没意义。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用来证明他对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已经彻底不在意了。但也有人读出了另一层意思:对他来说,这份婚姻关系的存废与否,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白俄罗斯总统的婚姻状况,表面上看是一个私人话题。但在这片土地上,私人和公权力的界限从来就没有清晰过。1994年卢卡申科当选总统之后,迅速建立了以总统办公室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议会逐渐成为橡皮图章,司法系统归入行政控制,媒体被逐一整顿。在这样一个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的体系里,总统的家庭关系不再只是一桩家务事,而是一套隐秘的权力坐标。
这套坐标有三个轴心。第一个轴心是雷奇基村那栋被高墙围起来的房子,以及里面那个已经三十年没有公开露面的正牌夫人。第二个轴心是总统身边那些年轻女孩们——她们被民间称为“西瓜营”。第三个轴心,是独立宫深处那位几乎从不接受采访的私人医生。
加琳娜·卢卡申科出生于1955年。她和卢卡申科是中学同学,两人在莫吉廖夫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1975年结婚时,卢卡申科刚从莫吉廖夫教育学院毕业,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婚后两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维克托出生。又过了几年,第二个儿子德米特里出生。
维克托和德米特里后来都进入了白俄罗斯的权力体系。维克托担任过国家安全助理,德米特里则长期掌管总统体育俱乐部——这是一个在白俄罗斯拥有广泛商业利益的机构,从房地产到博彩业都有涉猎。两兄弟行事低调,几乎不对外发声。
但卢卡申科家族里,最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那张脸,反而不是这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而是一个从十几岁起就被总统带在身边的男孩——尼古拉·卢卡申科,白俄罗斯人都叫他科利亚。
科利亚出生于2004年。他的出生证明上母亲一栏写的是加琳娜。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说法。二〇〇四年,加琳娜已经年近五十,且早已和卢卡申科分居多年。白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和欧洲情报机构都指向了另一个人:伊琳娜·阿贝尔斯卡娅。
阿贝尔斯卡娅是卢卡申科的私人医生。她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母亲柳德米拉·波斯特科在苏联时期就是明斯克著名的内分泌专家。1994年卢卡申科当选总统后,阿贝尔斯卡娅被选入总统医疗团队,不久便成为他的首席私人医生。2001年,卢卡申科将柳德米拉·波斯特科任命为白俄罗斯卫生部长——这是后苏联时代少数几个由总统私人医生的母亲担任的部长职位之一。
阿贝尔斯卡娅在独立宫的走廊里有一间办公室。她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官方文件上,但她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卢卡申科每一次出访的随行人员中。不管是去莫斯科参加独联体峰会,还是去阿联酋进行非正式访问,随行的医疗组里总能看到一个身材瘦削、穿着白大褂的短发女人。记者们的镜头偶尔扫到她,她也只是低着头快步走过,从不驻足。
关于她和卢卡申科之间关系的猜测,在白俄罗斯国内从来不是秘密。2007年,在科利亚首次与父亲一起公开亮相的阅兵式上,这个金发男孩穿着迷你军装站在主席台上,身边是卢卡申科和几名高级将领。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他。那年他三岁。没有人出来解释这个孩子的来历。
在此后十多年里,科利亚成了卢卡申科身边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他陪父亲出席阅兵式、国宴、外交访问,在联合国大会的镜头中坐在白俄罗斯代表团的位子上,在索契与普京见面时穿着西装站在两个总统中间。卢卡申科从不吝啬在公共场合表达对这个小儿子的宠爱。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科利亚是他“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科利亚的生母之谜,至今没有官方答案。但白俄罗斯国内早已形成一个共识:科利亚的母亲是阿贝尔斯卡娅。这个共识的来源不仅是时间线上的吻合——科利亚出生时,加琳娜已经在雷奇基村独自住了将近十年,而阿贝尔斯卡娅则正处于担任总统私人医生的第六个年头——更关键的是,科利亚的面部轮廓和少年时期的阿贝尔斯卡娅有着惊人的相似。
阿贝尔斯卡娅从未在任何场合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回应。她的母亲波斯特科在2002年卸任卫生部长后,依然活跃在明斯克的医疗圈里,但也从不对女儿与总统的关系置评。这个家族用数十年的沉默,筑起了一道比雷奇基村那堵高墙更加滴水不漏的防线。
在一段婚姻被悬置、一段隐秘关系被沉默所包裹的同时,独立宫的另一侧,出现了另一群完全不同的女人。
“西瓜营”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2000年代中期。当时白俄罗斯的农业丰收季庆典上,媒体拍到卢卡申科身边围着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年轻女孩。她们手捧西瓜,笑容明亮,身材高挑。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女孩并不只是在丰收节上出现——在独立宫的新年舞会上、在明斯克国际机场迎接外国元首的红地毯旁、在总统出席的体育赛事和音乐会现场,都能看到类似的面孔。
白俄罗斯的选美产业在卢卡申科时代蓬勃发展。从1998年开始,白俄罗斯每年都会举办“白俄罗斯小姐”选美大赛,后来又衍生出“白俄罗斯世界小姐”“白俄罗斯旅游小姐”等多个赛事。这个国家只有不到一千万人口,却输送了数量惊人的东欧模特进入欧洲和亚洲的时尚市场。而在这条产业线的顶端,有一小部分女孩没有走传统的模特经纪路线,而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通道。
达莉亚·什马奈,2013年白俄罗斯小姐冠军。2014年进入总统办公室,六年后调往外交部,2022年升任白俄罗斯驻俄罗斯大使馆部长参赞。这是一个相当于副大使级别的职位。在正常的外交系统里,从基层外交官做到这个级别,通常需要十五到二十年,而什马奈只用了八年,且完全跳过了外交学院培训和驻外初级岗位的历练。
玛琳娜·扎伊察瓦,2021年白俄罗斯小姐决赛入围者。随后多次陪同卢卡申科参加官方活动,包括在迪拜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她的公开身份是总统办公室的普通职员,但根据白俄罗斯独立媒体“纳沙尼瓦”的调查,她实际担任的是总统办公室首席顾问,掌管部分核心工作流程。
玛利亚·瓦西里耶维奇,2018年白俄罗斯小姐冠军。她与卢卡申科在独立宫新年舞会上共舞的视频在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后,引发了短暂的网络热议。她随后转型为电视主持人,当选白俄罗斯国会最年轻的议员,推动了一部关于动物保护的立法,又创办了一家医疗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在成立第一年就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其担保方与总统体育俱乐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些女孩被外界统称为“西瓜营”成员。她们身上的共同特征很明显:二十岁出头,身高普遍在一米七五以上,五官符合东斯拉夫选美标准,家庭背景多为中产或工薪阶层。在进入总统社交圈之前,她们的人生轨迹基本局限在明斯克或各州首府的城市范围内。进入之后,她们的人生被按下了加速键。
白俄罗斯的普通公务员,从大学毕业考入政府机构,到升任处长通常需要六到八年,副局级需要十到十二年。而这些女孩中的大多数,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就已经拥有了一些公务员一辈子都摸不到的级别和权限。
不过,她们获得的岗位并非毫无代价。扎伊察瓦担任的总统办公室首席顾问,实际上负责的主要是日程协调、来电接听和文件传递这类行政事务。什马奈在驻俄使馆的部长参赞职位,据俄方外交圈内人士透露,主要分管文化和教育交流事务,并不涉及安全、军事、经济等核心领域。
瓦西里耶维奇在国会推动的那部动物保护法,后来被反对派媒体称为“宠物狗法案”。不是这个法案不好——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白俄罗斯动物保护立法的空白——而是人们质疑:一个从未受过法学教育、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年轻模特,是怎么在进入国会第一年就完成了一项完整的立法程序的。答案并不复杂:她背后站着独立宫。
2025年下半年,一个新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卢卡申科身边。阿丽娅·科罗特卡娅,时年二十二岁,身高一米七八,曾参加金砖国家小姐选美比赛和白俄罗斯小姐选拔。她的照片最先被俄罗斯的Telegram频道曝光,随后被多家独立媒体转载。照片中她坐在官方晚宴的席位后排,穿着深色职业套装,妆容精致,神情淡定。
2026年初,俄罗斯“尼卡”频道在报道中公开称科罗特卡娅为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年轻伴侣”。报道还补充了一个年龄差的数据:两人相差将近五十岁。这个数据很快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素材。
科罗特卡娅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相关报道发酵后迅速转为私密状态。她的Instagram上此前发布的照片——在明斯克的咖啡馆里的自拍、在迈阿密海滩穿着比基尼的度假照、在健身房里穿着瑜伽服的训练视频——被全部清空。她的朋友和同学在接受记者询问时三缄其口。
白俄罗斯官方没有对科罗特卡娅相关传闻做出任何回应。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在报道总统公开活动时,依然沿用着标准格式: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某日访问某地,陪同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某某官员、某某部长……那些女孩的名字,从来不会出现在官方通讯稿里。但她们的座位,永远排在距离总统最近的那两排之一。
这种安排的精妙之处在于,在正式的权力体系里,她们并不存在。她们不是部长,不是议员,不是总统办公室的正式任命官员。她们只是工作人员、随行人员、活动参与者。但她们手里的电话号码簿里存着国防部副部长、内务部局长、国有银行行长的直接联系方式。在白俄罗斯的权力运行逻辑里,这种联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
理解“西瓜营”,不能把它简单还原为一则绯闻。三十多年来,白俄罗斯的国家权力高度围绕总统个人运转。政党体系形同虚设,反对派被严格压制,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对总统负责,军队和安全部门忠于总统本人而非国家。在这样一套体系里,总统身边的人,哪怕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能在某个特定时刻获得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源和机会。
“西瓜营”是这个体系的一道副产品。它把年轻女性的外貌资本、选美比赛的公信力背书、以及总统社交圈的准入资格,组合成了一种特殊的晋升通道。这条通道在传统的官僚阶梯之外运行,却能在短时间内把人送到阶梯的高处。
加琳娜在雷奇基村过着与此完全平行的生活。她的日常节奏几十年如一日:早上六点起床,挤牛奶,喂鸡,打理菜园子,偶尔去村里的教堂。她的两个儿子定期来看她,但卢卡申科本人已经数十年没有踏足过这个庄园。白俄罗斯官方从不在任何场合提及她的存在。第一夫人这个称谓,在白俄罗斯的公共生活中是一个被彻底删除了的词条。
俄罗斯记者瓦列里·卡尔巴列维奇在2023年出版的《卢卡申科:权力解剖》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卢卡申科1994年第一次当选总统之前,加琳娜是他最信任的政治顾问之一。她会帮丈夫修改演讲稿,在竞选集会上和他并肩而立,用温和得体的举止为他赢得那些对“民粹主义反腐斗士”心存疑虑的城市知识分子选民的信任。
而当丈夫在明斯克的独立宫里建立起一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集中的权力机器之后,她选择了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来应对:彻底消失。不是离婚,不是出走,不是对簿公堂,而是住进一个有高墙和警卫的庄园,在那里安静地种菜、挤奶,把丈夫留给那群穿着高跟鞋和职业套装的年轻女孩。
没有任何人能说清楚,加琳娜这些年究竟在想什么。她不上网,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见记者。白俄罗斯反对派流亡人士中有人试图联系她,全部以失败告终。她的沉默,和独立宫的沉默一样密不透风。
独立宫最深处的那个房间里,伊琳娜·阿贝尔斯卡娅也保持着同样的沉默。她至今未婚,依然是卢卡申科的私人医生。她母亲波斯特科留下的那个卫生部长职位,如今已经换了人,但阿贝尔斯卡娅家族在明斯克医疗界的影响力依然牢固。她的儿子科利亚已经满二十周岁,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完成了学业。他在公共场合出现时,依然站在父亲身边。
雷奇基村的加琳娜、独立宫深处的阿贝尔斯卡娅、聚光灯下的科罗特卡娅——这三个女人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三角形。第一个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但她的合法地位从未被取消。第二个被权力深深包裹,但她的身份从未被公开承认。第三个刚刚踏入这个系统,还不知道自己最终会站在哪个位置。
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她对白俄罗斯政治中女性角色的看法。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在白俄罗斯,有一种非常古老的、几乎是从十九世纪延续至今的“沉默”传统。女人们默许着一切发生,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话说,而是因为她们知道自己说的话在这个体系里没有任何分量。说完了这句话,她停顿了几秒,然后补了一句:但有时候,沉默也是她们唯一能做的事。
加琳娜选择用沉默度过她的后半生。那堵四米高的院墙里面,她继续每天挤奶、喂鸡、给菜地浇水。不再有人能拍到她。不再有人能打扰她。不再有人记得她是白俄罗斯的第一夫人。她似乎完全不介意这些。或者,她已经介意了太久,久到连介意本身都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被她在某个早晨挤奶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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