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荣毅仁赴京开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他能减少其他事务，专心做好当前工作
1946年4月的一天清晨，无锡小娄巷里还弥漫着湿冷的河风，荣德生被几名陌生人架上汽车，街坊都愣住了。绑匪索要的数额高得离谱，家族产业被迫停工筹款，这桩公案让苏南商界意识到：旧政权已无力保护任何人的财产与安全。
国民党在长江下游的控制摇摇欲坠，通货膨胀、苛捐杂税、治安失序轮番袭来。民族资本家坐拥机器厂房，却连最基本的秩序都买不到，既要防军阀敲诈，又怕黑市抢货，日子艰难到极点。就在这时，地下党联系人悄悄对荣家释出信号——“留在大陆，共产党保证工厂照常运转”。这句话后来成了荣氏父子权衡的起点。
半年后，荣德生被安全放回。绑匪是谁没人深究，但地方传言“赎金进了某军官腰包”。这场折腾让荣家彻底寒心，他们暗自把部分流动资金转成机器配件，准备最坏的局面，却仍决定不跟随国民党南撤。荣毅仁说过一句半玩笑的话：“与其随波逐流去漂泊，不如赌一把新政权的信誉。”家人无人反驳。
1949年4月，无锡城墙外第一面红旗升起。当地地下党安排荣德生在市中心公开露面，工人看到老厂主还在，慌乱的气氛立刻消散。几周后，荣毅仁前往上海考察，他在江西中路随身带的笔记写着两个词：生产、稳定。此时他33岁，头脑清晰地知道，资本家身份正从“雇主”转向“建设者”。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在分组讨论间歇邀他共进午餐，寒暄里透着信任。“国家缺布匹，你们纺织底子好，多帮点忙。”总理一句话把荣毅仁推上新角色。年底，他受聘兼任上海财经委员会委员，喝的是自来水厂白开水，心里仍觉得“比喝咖啡更踏实”。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文件下发，荣氏家族三十四家企业一次性交出控股权，换得的只是象征性股息。外界有人替他可惜，他摆摆手：“机器闲着也是废铁，交给国家还能继续运转。”同年，荣毅仁名列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名单，一身蓝布制服上台领奖，掌声几乎盖过扩音喇叭。
1959年，他被调往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提醒他：“中央看重的是你跟基层打交道的经验。”荣毅仁没带多少行李，连宽条呢子大衣都留在上海，理由简单——“北方办公室里也冷不了几天”。在部里，他推动细纱断头率统计制度，数据上墙，棉纱损耗下降两个百分点，消化了当年半座厂的成本。
1977年底，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集中听取工商界意见。会议气氛紧张又新鲜，大家都在等风向。邓小平突然点到荣毅仁，“你别客气，说说怎么把外国钱和技术引进来。”荣毅仁站起身，先讲设备更新，再讲市场换技术。老友叶剑英会后在南湖宾馆拍了他一下肩膀：“动手吧，我们给你政策。”
1979年春，北京阳光刺眼，人民大会堂会客室里只有几个人。“其他杂务能放就放，”邓小平望着荣毅仁，“专心干一件事：中国要学会用国际资本。”荣毅仁笑答：“那我就把老本行再干一遍，不过这回对象是全球。”坐在旁边的项淳悄声问：“法律还没影子，怎么开口谈判？”荣毅仁压低声线：“先上船，再补票。”
同年10月，中信公司挂牌，注册资金2亿元，办公地却只是和平宾馆几间旧套房。秘书庄寿仓回忆，电话线常常占线，荣毅仁索性买了三部二手传真机堆在走廊，文件来回飞。“咱们没资本金，就拿信用换时间。”他用自己的定期存款垫付首批职工工资，数目高达1000万元。有意思的是，这笔钱在公司账面始终列为“暂借款”，直到两年后才被政府批复为拨款。
对外开放初见成效后，更大的难题来了——大型项目缺外汇。1980年，仪征化纤厂二期工程因资金短缺停在图纸上。荣毅仁提出“去东京发债”，不少部委干部听后倒吸一口凉气。“借外债能行吗？利息会不会拖垮厂子？”闵一民翻着算盘珠，“要算账也要算大账，世界市场的利息比咱们内部调拨低。”最终，2亿美元债券在日本公开发行，全部售罄。陈云听完汇报，只说一句：“方向对，风险要算。”
债券成功让仪征工地灯火通明，轰鸣声盖过长江风浪。随后，中信公司又操作了几笔出口信贷，纺织、冶金、电子接连受益，中国企业第一次感受到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脉动。1985年，荣毅仁访问纽约，基辛格握手时评价：“你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式的商战智慧。”他淡淡回应：“规则是大家的，但方法可以是我们的。”
回到北京，他还是那句老话：“资本只是工具，发展才是目的。”中信公司继续扩展，合资、信托、咨询一条条新线路铺开。人们这才发现，从无锡小巷走出的那位厂主之子，早已把个人命运紧紧系在了国家经济的巨轮上，再没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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