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除四害”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历史杂记|建国|郭沫若|除四害|麻雀

游走政治与现实之间

——建国初期“除四害”运动中的

知识分子群体论析

（原标题）

来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5 期

作者：张昭国、廖灵丹

摘要：在建国初期的“除四害”运动中, 对于麻雀是否应该消灭的问题, 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了多维的面相:或保持沉默、或推波助澜、或耿介直言。他们的态度分野, 既是知识界由“双百”的“早春天气”转轨到“整风反右”料峭严寒后的心态折射, 又是建国后政治与学术之间复杂关系演绎的生动缩影。同时, 历史也昭示着, 当知识分子处于政治与现实的边缘时,他们自身更要有恪守真理的勇气与胆识。

对建国后发生在五十年代的“除四害”运动, 已经有不少回忆或研究性质的文献出现。(1)但诸多学者却忽略了这一运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知识分子。在“四害”之一——麻雀是否应该消灭的问题上, 他们或保持沉默、或推波助澜、或耿介直言。他们在这一运动中的多维面相, 既是知识界由“双百”的“早春天气”转轨到“整风反右”料峭严寒后的心态折射, 又是建国后政治与学术之间复杂关系演绎的生动缩影。考察这一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问题。

一

1956年1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既是号召又是解释作用的《除四害》为题的文章。要求“全国范围内展开群众性的除四害运动, 在今后的七年内, 就是从现在到1962年的期间基本上把四害除尽。”对“除四害”运动发起的初衷, 文章阐述道：“消灭老鼠、蚊子、苍蝇, 有效地制止某些烈性传染病的传播, 减少这些传染病对人民的威胁, 从而有益于人民健康的增进, 因此, 这又是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一项根本措施。”[1]

就“四害”来看, 苍蝇、蚊子体积小而且生存季节性强, 老鼠深居洞穴又是夜间活动, 与人争粮的方式是“偷”, 只有麻雀目标最为明显, 与人争粮还是“抢”。因此, 首当其冲要消灭且效果最明显的还是麻雀。

在“除四害”运动中被打死的麻雀有近20亿只

还在1955年12月18日, 《人民日报》就报道了甘肃省武山县郭槐乡开展消灭麻雀的运动。“甘肃省武山县郭槐乡的青年和少年最近开展了一个消灭麻雀的运动。……在两天时间内就消灭了八千三百六十八只麻雀。”“青年团甘肃省委员会最近号召在全省要组织一百万青年和少年, 利用今冬明春下雪后和麻雀产卵期的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2]随之又报道了所谓一个看不到麻雀的乡———紧靠颐和园的火器营乡。“该乡党委组织了一个由十七位青年学生和民兵构成的捕捉队。从11月29日至12月6日, 他们共捕捉麻雀2119只;之后十余天, 他们又捕捉了200多只;然后, 该乡就基本上看不到麻雀了。”[3]

就在全国上下众口一声要消灭麻雀的时候, 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生物学家将骨鲠在喉的对消灭麻雀运动的批评还是说了出来。

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上, 实验胚胎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认为, 定麻雀为害鸟的证据不足, 建议在没有得科学证据前暂缓捕杀麻雀。

1956年12月3日、1957年1月3日、2月11日, 薛德焴在上海《文汇报》上连发三篇文章, 就麻雀是害鸟问题提出异议。他不但从科学和历史两个方面, 以翔实的证据说明麻雀在控制害虫和杂草危害的功劳“实在是很伟大的”,[4]而且指出仅靠观察到的麻雀吃谷现象就断言麻雀益少害多, “在科学上的证据还不够充分”,[5]他认为不应消灭麻雀, 而应对其采取“防害增益”策略。[6]

动物学家、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张作人就许多人因为消灭麻雀已定为国策而保持沉默的情况, 指出“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 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 应当可以修正。”[7]

与此同时, 支持消灭麻雀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扬州苏北农学院的林冠伦以该院学生科学小组的雀害调查结果为依据, 断言麻雀害大于益。[8]

就在国内学术界关于麻雀益害问题争论不休之时, 国外专家也就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1957年5月7日, 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大连做完关于保护自然界的学术报告后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麻雀对人有害呢, 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 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 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 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 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 如遇麻雀成群吃谷, 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 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 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9]

二

1957年12月, 毛泽东指示“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 号召全面动员, 讲卫生, 除四害”, “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10]

1958年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其中提出“同老鼠一样, 麻雀也是农作物的大敌”。“麻雀可以作食品, 为了鼓励捕捉麻雀, 可以实行收购。”[11]

2月13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份文件的同时, 还发表了题为《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 提出了“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的理想目标。

在中央的号召下, 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很快进入高潮。至于中央提出的“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 可以不要消灭”的指示, 早已无人顾及了。“入冬以来, 从城市到广大农村, 从平原到山区, 有千千万万群众以排山倒海、万马奔腾之势投人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涌现出无数‘四无’镇、乡、社、街道和单位。”[12]

1 9 5 8 年1月,演员们进行“除四害”的表演

在这场全民“围剿”麻雀的运动中, 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根据上级的要求, 作歌曲、编快板、排舞蹈、拍电影、吟诗、写文章、出书, 做了大量推波助澜的工作。

如安徽省界首县“在运动开始的半个多月时间内, 连续举行过四次有线广播大会, 听众达四十二万三千多人次。举办了四十九处展览会, 展览被麻雀糟蹋过的庄稼、老鼠偷盗的粮食和咬坏的衣物、蚊蝇传染疾病的连环画和挂图等以及捕获的大量四害”。“以消灭‘四害’为中心的科学卫生常识讲座, 在全县各地先后举办三百四十五次, 听讲的达九万三千多人。”[13]

即使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也发表了《咒麻雀》一文, 以诗人特有的文笔历数麻雀的罪恶, 欢呼“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 最后方使烈火烘”。[14]

当时包括大数学家华罗庚等在内的专家和教授们也参与了消灭麻雀运动。钱学森也表现得和普通人没有差别。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积极的参与了其中, “所有的高处, 山顶上, 亭子顶上, 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 锣鼓声和呐喊声, 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 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 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 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 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 就会给它活活累死。”[15]

在动员全民捕杀麻雀之后, 由于自然界的生物平衡链被破坏, 1959年春夏, 上海、扬州等地树木害虫泛滥。于是, 朱洗、冯德培、张香桐等生物学家以中央的“城市和林区的麻雀不要消灭”的指示为武器, 尖锐批评了上海等地的盲目行动。在许多生物学家强烈反对消灭麻雀的建议下以及翔实的科学证据与虫害蔓延的现实面前, 毛泽东终于改变了对麻雀的看法。

1960年3月16日, 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 他提出“麻雀不要打了, 代之以臭虫, 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16]对于这一修改, 谭震林解释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粮食逐年增产了, 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 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 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 因此, 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 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17]

三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现在通常所指的知识分子“是一些专业人士, 知识分子的本意是指除了你的专业之外, 还有一种社会关怀。”[18]但鉴于建国初期我国的整体文化发展水平, 本文所指的知识分子还是1989年版《辞海》上解释的“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除四害”消灭麻雀的运动中,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态度分野:支持或积极参与、缄默、反对。

建国后, 通过新旧社会的比较, 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对党提出的方针、政策也是衷心拥护与支持。再加上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 “强势的新意识形态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义这两把利刃, 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与民众的疏离感和知识的罪恶感, 将他们建立在‘政治中立’和‘知识神圣’两块基石上的所有自信摧残殆尽。”因此, 当他们“走出阁楼, 投身政治的时候, 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 代之以的是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19]

1958年，北京颐和园正在驱赶麻雀

正当他们欢呼党的“双百”方针所带来的“知识春天”之时, 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 使不少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 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有些人为此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在“除四害”消灭麻雀的运动中, 甚至在这期间进行的“大跃进”高产“放卫星”运动中, 一些知识分子或顾左右而言他, 或含糊其辞, 或积极参与其中。

当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对消灭麻雀的积极参与或保持沉默, 我们不是苛求或指责, 而是因为麻雀是害还是益, 毕竟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相比老鼠、苍蝇、蚊子人人尽知的害处, 分辨麻雀益害要困难得多。但是这也说明, 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 跨越了自己的专业, 即使是如钱学森、郭沫若这样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 在一些问题上, 也很难形成自己的理智判断。

同时, 我们也看到, 在“除四害”运动中, 从消灭麻雀到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再到以臭虫取麻雀而代之, 这中间知识分子关于麻雀不是害鸟的耿介直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知识分子是生产理念而非政策的, 他们不是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的, 而主要是提供一些制度或政策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知识分子也必须努力去达到思想的清晰和逻辑周延, 要求具有自由独立精神和彻底思考的能力。”[20]

“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 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 事实上就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21]76

在消灭麻雀的运动中, 正是还有一大批不计个人安危、恪守客观真理的知识分子, 哪怕是在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坚持“麻雀还是要除”的情况下, 他们仍然传达出科学理性的声音, 并最终使麻雀免于劫难。

1982年8月22日, 长期主管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曾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时指出:“重视知识分子, 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 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22]

但是, 这里必须要说的是, 若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不仅要有一个适合他们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 尤其是领导人本身必须树立一个正确的文化观, 而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载体, 应该要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同时当知识分子处于政治与现实的边缘时, 他们仍然应该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不能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 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 毫不质疑地屈从于权威是对主动的、道德的、知识的生活最大威胁之一。”[21]100

知识分子本身就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 代表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 因此当政治与现实相冲突时, 他们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承认现实, 同时要敢于向全社会宣布这种事实, 而不能人云亦云或是迫于政治强压而附和“伪现实”。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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