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在疾控中心干了十五年，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
吸毒的，卖血的，混圈子的。各种感染途径，各种人间惨剧，我自认为心理素质已经练得刀枪不入了。
但那天下班前接诊的那个36岁女人，让我一宿没合眼。
我叫陈芳，是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确诊实验室的医生。说得通俗点，谁查出来阳性，都得先过我这关。
那天下午快下班，护士小李探进头来：“陈医生，还有个初筛阳性的，需要您做确诊咨询。”
我看了一眼表，四点五十。
“让她进来吧。”
门推开，进来一个女人。
说实话，第一眼我没把她跟阳性联想在一起。三十六岁左右，穿着得体，化着淡妆，像写字楼里随处可见的那种白领。不是那种会让人多看一眼的长相，但也绝对不差。
唯一不对劲的是她的脸色。
灰白。不是累的那种白，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把魂儿抽走了的白。眼眶红着，像哭了很久，又像是哭干了眼泪，只剩下一种空洞的绝望。
她低着头坐下，手指死死攥着包带，指关节发白。
我翻了一下初筛报告，例行公事地问：“叫什么名字？”
“林雅。”
声音很小，像蚊子哼。
“知道初筛结果了吗？”
她点点头，不说话。
我看着她攥包带的手在发抖，指甲都快嵌进掌心里了。心里叹了口气。这种反应我见得太多了——恐慌，无助，不敢相信，希望是搞错了。
“初筛阳性不代表确证，我们需要再做一次确证检测。如果确诊也是阳性，那才能确定。但在此之前，我需要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抖了半天，突然问了一句话。
“医生…一次也会感染吗？”
我没反应过来：“什么一次？”
她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剧烈颤抖。
“我就见了他一次…就一次…”
我给她倒了杯水，等她情绪平复下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听见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走廊外头有病人说话的声音，模模糊糊传进来。
林雅喝了口水，杯子攥在手里，迟迟不说话。
我也不催她。干这行久了，知道有些话需要时间，有些羞耻比刀子还锋利。
过了大概五分钟，她终于开口了。
“三个月前…我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外国人。”
听到“外国人”三个字，我拿着笔的手顿了一下。
不是歧视，是职业反应。这些年接触的病例多了，交叉感染的案例不是没遇到过。外国人、跨国、社交软件——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我心里已经有了不太好的预感。
“他说他叫马克，做国际贸易的，四十出头。我跟他聊了一个多月，每天聊，从早聊到晚那种。”她说到这里，声音抖得更厉害了，“他会说中文，很温柔，每天说很多…好听的话。”
我低头在记录表上写着，笔尖有点涩。
“后来呢？”
“后来他约我见面，说走之前想见一面。我想着就是吃个饭，就去了。”
“吃饭的地点在哪里？”我问。
“一家西餐厅。吃完饭他说时间还早，就去他酒店附近的一个酒吧坐了一会儿。他点了几杯酒…”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
我没催，等着。
“医生，”她突然抬起头，眼圈红得要滴血，“你说我怎么那么蠢？我明知道不应该跟陌生男人去酒店，可我还是去了。我明知道不应该喝酒，可我还是喝了。我什么都明白，可当时就是…就是管不住自己。”
她说话的逻辑有点乱，声音忽大忽小，像溺水的人在水面上挣扎。
“就一次。就那一次。他第二天就走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我以为…我以为就是遇到了个骗子，顶多骗感情骗身子。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泪水从她指缝里淌出来，落在诊室的白瓷砖地上。
我从纸巾盒里抽了两张纸递过去。她接过去，胡乱在脸上擦了两把。
“他说过什么吗？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问。
“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如果说了，我死都不会…”
她说不下去了。
我心里叹了口气。如果他真的感染了，他未必不知道。如果他明知道还故意隐瞒，那这就不只是道德问题，是犯罪。
但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或者更糟糕的——他已经回国了，这案子连跨境追查的可能性都没有。
林雅的情绪平复了一些之后，我开始问一些必须要问的问题。
“这三个月内，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性伴侣？”
她摇头，摇得很用力：“没有，一个都没有。”
“跟家人有没有共用过剃须刀、牙刷？”
“没有。”
“最近有没有输过血？拔过牙？做过医美？”
“都没有。”
我问得很细，她回答得很干脆。
那答案就很明确了。
“也就是说，你觉得唯一的暴露风险，就是那一次？”
她点头，然后又像被电了一下似的，猛摇头：“但是医生，那一次他没有用…没有用安全套。我当时喝多了酒，脑子不清醒，事后我吃了紧急避孕药，我以为…我以为那样就没事了…”
说到这里，她突然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医生，艾滋病能治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全是恐惧和最后一点侥幸。
“如果你确诊的话，”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目前的医学水平没办法根治。但是规范治疗可以把病毒载量控制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寿命和生活质量跟正常人相差不大。”
我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前提是规范治疗。”
“那我还能结婚吗？还能生孩子吗？”
她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声音是抖的。不，是整个人都在抖。
“可以结婚，但法律规定必须如实告知伴侣你的感染情况。至于生育，现在有母婴阻断技术，成功率在95%以上，但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我说得很平静，这些数据、这些流程，我说了没有一千遍也有八百遍。但这一次，每一个字说出来，心里都堵得慌。
因为我能看到她的表情。
那种表情，像是被人用钝刀子一刀一刀在割肉。
“告知伴侣…”她喃喃重复着这几个字，然后惨然一笑，“谁会跟一个艾滋病人结婚？”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句话太沉了，我接不住。任何漂亮话在她面前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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