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青年数学家王虹获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成为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
王虹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本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学生，后转入数学专业。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是王虹《高等代数》课的老师，他回忆，王虹在“双线作战”中仍显露出了对数学的兴趣与天分，通过了严格的转院考核。
谈及数学科研环境，宋春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逐层打怪”的紧张会迫使青年学者追求短平快的成果，无益于学术长远发展，数学研究更需要安静、包容、少一点“卷”。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受访者供图
“双线作战”，北大地空学院学生考入数学学院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王虹获奖的？听到学生获奖有什么感受？
宋春伟：正式官宣是在费城当地时间7月23日，国内是晚上，我看了这场直播。获奖者是按姓氏字母顺序宣布的，邓煜（Deng）是第一个，王虹（Wang）比较靠后。我听到官宣消息很高兴。
新京报：王虹在北大时上了你两个学期的高等代数课，对她有什么印象？
宋春伟：这门课大一两个学期都要开，当时学生特别多，但我对王虹还是挺有印象的。没记错的话当时她应该不到16周岁，非常小，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学生，但这门课她是正式注册的。当时学校里流行“人人网”，我也在网上看她分享自己的生活，比如母亲给她准备火龙果等。
每年大概有四五十名非数学学院的同学希望通过考试转入数学学院，但我们只收10人左右，竞争很激烈。这些同学会互相通气、互相帮助，有时也会来争取老师的支持。王虹与其他同学一样，转院的压力比较大。作为地空学院的学生，她不能像数学学院学生那样上满“三高”课程，选择上了高等代数和几何学，数学分析靠自学。她自己认为几何学学得一般，但在高等代数课上她表现很好，是一个有灵性的学生。
新京报：这门课难吗？王虹在班上成绩如何？
宋春伟：我们数学学院的课程很难，有不及格的，也有因挂科太多拿不到学位的，而高等代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课。国内数学专业学生本科期间一般要上20门数学课，而刚开始的几门最重要，以前叫“三高课程”（高等分析、高等代数、高等几何），现在叫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几何学。这三门课加起来要上6个学期，其中数学分析上3个学期，高等代数2个学期，几何学1个学期。如果我没记错，她两个学期都得了89分，算是很好的。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获得菲尔兹奖。新华社发
新京报：对本院学生和外院学生，上课、考核会有区别吗？
宋春伟：都是一视同仁的，听课、作业、给分、答疑都一样。当时班上有100多人，第二学期有一百三四十人，其中外院来上课的有数十人，包括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信息管理等多个学院。外院同学来听课大多是为了通过严格的转院考试，希望拿到那十来个名额，所以学得非常认真。
新京报：为什么说她有灵性？
宋春伟：我曾给同学们留过一道有难度的选做鼓励题，需要学生自己钻研如何用课上的知识进行证明，一般的同学恐怕做不了，当时交作业的人不多。我记得交作业的几人包括余越（现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孙鑫（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现已回北大任教授），王虹也是其中之一。王虹肯想，并且完成得很好，可见她虽然要在转专业过程中“两线作战”，但对数学确实有兴趣、愿意付出额外努力。
数学研究不争“更快”，需要学者有相对松弛状态
新京报：如何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容易在数学上作出成绩？
宋春伟：有几个维度。一是有一定的数学能力，特别是推导和证明的思考能力，学术基础好，成绩好是其中一个表现；二是对数学有纯粹的兴趣，好奇心是一切学问的核心动力；同时要有定力，坐得住，不要过于忧心忡忡，有一种相对松弛的状态，才能在这一行持续探索下去。
当然我们在引导上也可以做得更好。数学有难度，许多人望而生畏，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好的引导，一念之差，未能踏进数学的花园，好的教学环境、教学品位是很重要的。
数学不应是“更高更快更强”的学科。有些智力极好的数学家，可能表现得大智若愚，甚至迟钝，他们要慢慢想，最后想出别人想不出的东西；有的人开始做得快，但很快遇到壁垒就无法前行。数学是一场长跑，也是一场修行，需要慢慢体悟大道，要做出成绩，也看悟性、能力、环境和机遇。王虹、邓煜，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孙鑫、余越、苏炜杰、欧雨濛等，都是同一级的同学，他们的背景各异，但最后都走得很好。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邓煜（左）、王虹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合影。新华社发
新京报：王虹和邓煜获奖之后，网上针对科研环境有不少讨论，尤其是数学领域，你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怎么看这些观点？
宋春伟：国内数学水平近年来其实大有提高了。有观点说国外没有教学和行政任务，倒也未必。教学是全世界数学系的共同特点，无论在哪里，数学系教授都要教书，甚至要教本科生的基础课程，这是一视同仁的。行政任务也一样，大家要平摊这些工作，只是整体行政任务总量可能有些区别。
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像菲尔兹奖这类奖项不需要自己申报，而由同行推荐。如果要自己填表准备材料，对数学家的时间和精力是很大的消耗，也会触及个体尊严。同行推荐相对简单纯粹，资深专家推荐年轻人是出于爱才之心，希望学术健康发展，推荐不上对年轻学者也没有影响。
青年学者需要更静心、更多时间
新京报：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科研创新，你认为国内的青年学者需要什么样的科研环境？
宋春伟：我觉得让年轻人能更静心、有更多时间是最好的。
国内科研现在比较让人忧虑的是“逐层打怪”，年轻人有一系列跟学术无关的事情要做。我们给他们规划了一大堆台阶，如果这一步上不去，下一步就悬了，甚至要同时迈两个台阶；在大学受聘，如果考核不过可能就没法续聘，生存都有问题。为了过关，大家可能会选择去做短平快、容易显化的东西，这对终身学术发展不一定是有益的。这种紧张感，对学生、学者都一样，过于紧张，再努力也难以达到理想境地，因为这像是鞭子抽出来的，不是出于人的本心。
新京报：从事数学科研的年轻学者，需要哪些支持？
宋春伟：数学研究不一定需要太多硬件支持，关键是要给到年轻人时间和环境，相比于包办，保护更加重要。好的数学家不需要大量鼓励，但要让他（她）安安静静、无忧无虑地做。因此，求学和工作的环境最好少一点“卷”，安静、包容一些，能支持他们慢慢思考。如果有同样的资源，与其搞选拔，不如平摊下去，让大家都能得到一定支持生存发展，或许这对做学问更有好处。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磊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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