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睿 | 政策效能、青年关切与发展共识——兼论“黄金印尼2045”进程中的国家治理韧性|印尼|政府|政策效能|李岚睿

政策效能、青年关切与发展共识

——兼论“黄金印尼2045”进程中的国家治理韧性

作者简介：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助理教授、印度尼西亚研究所负责人。

引言

2026年6月以来，印尼大学生围绕燃油价格、生活成本、免费营养餐计划、红白村合作社以及财政支出优先序列等问题持续表达关切。客观审视，上述事件不宜被简单地概括为政府与青年之间的对立，也不能因个别学生组织成员失范而否定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当价值。它们共同指向印尼转型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即国家发展目标能否通过政策设计、行政执行和公共服务，形成发展共识并转化为稳定的青年预期；而青年表达关切又能否在保持批判精神的同时，坚守事实、秩序与诚信的准则。前者检验政府政策效能，后者考验青年公共参与理性。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塑造“黄金印尼2045”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韧性的关键。

一、普拉博沃政府旗舰民生项目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效能

从政策目标看，普拉博沃政府推出免费营养餐、红白村合作社等旗舰项目，旨在改善儿童营养、激活乡村经济、扩大基层就业和社会福利覆盖，使国家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普通民众。这些目标回应了印尼社会对公平发展、民生改善和国家能力提升的长期期待，具有明确的现实合理性。但面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财政预算约束与地区发展差异，政府须在民生支出、价格稳定、产业升级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作出复杂取舍。这类平衡本就成本高昂，且难以一蹴而就——任何人口庞大、区域差异显著的新兴经济体都难以回避此规律。

因此，印尼大学生对财政支出优先序提出质疑，并不意味着免费营养餐等项目缺乏价值。同期政府坚持推进旗舰项目，也不意味着忽视青年对物价、就业和公共资金使用效率的关切。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发展”或“要不要民生”，而是有限财政资源如何形成更高的公共效益，政策调整如何减少对普通家庭和青年群体的短期冲击，以及重大项目如何以透明、专业和可评估的方式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政策目标回答的是“为什么做”，政策效能则取决于“能否做实、能否做好、能否让民众感受到”。

近期普拉博沃政府与国会的回应，成为观察印尼治理韧性的重要窗口。副总统吉布兰会见学生代表，国会领导人接收并回应大学生们的诉求，相关部门就燃油供应、免费营养餐和低效支出问题展开协调，说明印尼制度体系依然保持吸纳社会意见、发现执行问题及修正政策偏差的良好功能。对印尼这样一个多元民主国家而言，出现批评和示威并不必然意味着治理失灵。若能把街头诉求转化为政策议程，能在解释、协商和纠偏中改善公共服务，更能体现制度的成熟。因此，与学生代表对话并非削弱普拉博沃政府的权威，而是把政治权威转化为治理成效的重要方式。

但社会认同不能只依赖高层会见与官方表态。越是规模庞大、涉及群体广泛的政策，越需要把预算来源、受益对象、实施进度、食品安全、绩效结果和监督机制逐一理顺并公之于众。青年群体对政策的感受通常不发生在宏观规划和预算文件中，而发生在求职是否顺利、通勤和食品成本是否可承受、公共服务是否便利、规则是否公平适用等日常生活中。只有当政府承诺通过具体执行进入现实场景，宏观政策才能转化为民众可感、可知、可检验的治理成果。

二、就业结构与生活成本压力下印尼青年的现实关切

青年之所以成为近期公共讨论中最敏感、最活跃的群体，与其在印尼人口结构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印尼中央统计局（BPS）《2025年印度尼西亚青年统计》显示，16至30岁青年约668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50%。他们既是印尼未来二十年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消费活力的主要来源，也是“黄金印尼2045”战略能否持续推进并最终实现的直接承担者。青年能否拥有能力、机会和信心，既关乎这一代人的命运，也直接反映着国家发展质量的真实底色。

印尼整体就业形势向好，但青年进入稳定就业仍面临现实困难。印尼中央统计局（BPS）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全国公开失业率为4.68%，失业人口724万人。从年龄结构看，15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6.3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期，15至24岁青年中，未就学、未就业、未接受培训者（NEET）比例达到19.44%。国际劳工组织（ILO）将“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视为青年政策的关键阶段。如果青年初次就业的等待期过长，或反复在短期、低技能和非正规岗位之间流动，不仅会造成当期的收入损失，更会影响其长远的技能积累、职业信心以及长期工资轨迹。

伴随教育覆盖面的扩大，印尼青年的人力资本显著积累，同时青年对发展机会的预期亦随之提升。《2025年印度尼西亚青年统计》显示，青年群体完成高中或职高中等教育者占43.75%，接受高等教育者占12.04%。在人力资本投资逻辑驱动下，印尼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持续攀升，普遍期望通过学历与技能的提升，寻求稳定就业、体面收入与社会流动的通道。然而，教育供给的扩张本身并不等同于岗位的同步创造——尤其是数量充足、结构适配且空间均衡的就业机会。当广大青年毕业生长期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低技能岗位或短期零工状态时，教育所承载的个人发展与阶层跃升预期，便难免演变为对既有机会分配格局的结构性质疑。

青年关切的第二个重点在于规则公平。对于尚未拥有稳定资产、职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青年群体而言，考试招聘的程序公正、公共支出的过程透明、市场规则的连续稳定，以及上升渠道的去关系化，对其长期信心的塑造效应远超短期物质补贴。青年的核心追问，已从国家“分配了什么”转向“规则运行是否正义”，机会是否平等开放、努力是否等价回报、违规与腐败是否一体同责。当宏观经济增长与个体发展机会之间出现结构失衡时，社会情绪的敏感点便不再是绝对收入水平，而是规则秩序是否具备可信赖性。

对于即将或新近踏入社会的青年来说，稳定的预期同样不可忽视。印尼中央统计局（BPS）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印尼通货膨胀飙升至3.55%，2月进一步上升至4.76%，创2023年3月以来最高。6月，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将92号非补贴汽油Pertamax价格由每升1.23万印尼盾上调至1.625万印尼盾，涨幅32.1%。但截至2026年2月，印尼雇员月均工资仅为329万印尼盾。对处在就业起步阶段的青年而言，燃油、食品、住房和交通成本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其求职半径、职业选择与生活质量。因此，政府在推进价格调整、补贴改革及重大财政支出时，须同步阐明政策目标、责任边界与保障机制，明确调整的时限属性、成本分担方案及效果检验标准。稳定预期并非约束改革，而是社会尤其是青年理解政策意图、校准自身行为、接纳制度变迁的认知前提。

三、大学生公共表达中的事实基础、行动边界与组织公信

自1998年民主改革以来，大学生运动成为印尼政治社会转型中一种颇具标识性的结构性参与力量，其在公共议程设定及社会动员中的角色与功能，远超一般意义上的青年群体。学生群体常以“道德力量”的身份，对腐败、社会不公和政策偏差提出批评。由此，青年表达内嵌于印尼民主活力的制度结构之中，并使学生组织承担起远高于一般社会团体的公共责任。批判是大学自由精神的应有之义，然而批判的社会有效性，根植于事实支撑的准确性、行动边界的秩序性和组织运作的独立性。

苏加诺大学（Universitas Bung Karno，UBK）法学院学生会负责人收取并分配现金的争议，恰说明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性。据已公开信息，当事人在内部澄清中承认收取并分配相关款项，外界则质疑该款项与示威地点变更之间存在关联。具体出资方、责任归属及完整过程，尚待权威调查进一步厘清，在事实未完全确定前不宜作扩大化推断。然而，该事件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学生运动的公信力，既取决于诉求是否正当，也依赖于过程是否透明。倘若过程不透明，则任何合理的诉求亦可能因程序失范而丧失公信力。

同时必须明确，个别组织成员的失范应归于独立事件，不应被放大为否定青年群体整体或学生批评合法性的依据。将不同高校、不同诉求与不同组织简单归入同一标签之下，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基本的分析理性，并可能侵蚀公共参与的制度弹性。政府的合理选择，是在依法查明个案事实、追究相应责任的同时，为和平表达、理性批评与正常监督保留充分空间。合法表达与违法行为的制度化边界，恰恰是使公共秩序得以维系且不以抑制社会活力为代价的前提。

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学生组织不能只依赖历史形成的道德声誉。越是参与重大公共议题，越需要建立明确的集体决策、成员授权、财务披露、利益回避和责任追究机制。印尼法律、人权、移民与惩教事务统筹部长尤斯里尔（Yusril Ihza Mahendra）在事后表示，支持学生自由发声、批评政府，但批评必须建立在强有力的诚信基础上。由此，政府回应批评，应坚持事实、透明和程序，以理性塑造权威；青年组织表达诉求，也应以独立、诚信和可问责维护公共价值。事实和诚信不是限制批评的门槛，而是使批评真正进入公共决策、产生建设性影响的基础。

四、制度化政策回应与青年参与中的发展共识塑造

近期事件表明，印尼亟需将青年关切制度化地嵌入国家政策的设计、执行与评估各环节。青年不应被视作国家治理的外部压力，而应被定义为检验政策穿透力、发现执行偏差并推动战略校正的关键力量。政策效能的本义，并非政府意志的单向输出，而应呈现为目标可落实、效果可反馈、偏差可纠正的动态治理闭环。治理韧性的真正标尺，在于制度是否具备容纳批评、吸纳意见并有效转化社会分歧为政策改进动力的能力。

首先，应进一步扩大青年政策参与机制。吉布兰副总统和国会接待学生代表是积极开端，但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凝聚不依赖争议发生后的临时对话。对于教育、就业、住房、能源价格和重大民生项目等青年高度关注的政策，可以尝试建立政府部门、国会、地方政府、高校、学生组织、企业和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定期协商平台。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开展青年影响评估，研判政策对岗位供给、生活成本和地区差异的潜在影响。政策实施后公开预算、进度和绩效，允许青年依据事实参与讨论。青年参与越早，政策制定者越有可能在矛盾集中显现前发现问题。政策信息越透明，情绪化猜测和对立性叙事的空间也越小。

其次，应把青年就业质量纳入产业和投资政策的核心绩效指标。吸引投资和扩大产能固然重要，但也需要评估项目形成的本地岗位数量、青年录用比例、技能培训、技术转移、工资成长和供应链带动效应。政府在巩固下游化和基础设施优势的同时，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文化创意、医疗健康、绿色服务、现代物流以及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则需要更紧密地对接产业变化，扩大企业学徒制、带薪实习、职业指导和可认证技能培训，缩短青年从学校进入稳定就业的过渡期。

再次，以绩效公开提升重大民生项目的社会可信度。免费营养餐计划和红白村合作社计划承载着改善营养、激活基层经济的目标，社会争议并不必然否定项目本身，相反说明采购、食品安全、预算效率、受益覆盖和监督问责需要更加透明。政府或可建立面向公众的实施数据平台，引入独立评估和地方反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并说明原因。政策优化不是承认失败，而是新兴经济体在复杂条件下提高治理质量的常态化过程。

最后，青年组织也应主动提升参与治理的制度化能力。在街头示威之外，青年应通过政策研究、社区服务、公共创新、社会监督与地方发展项目等制度化渠道，深度嵌入国家建设进程。随着印尼治理体系改革的持续推进，学生组织亟需强化数据素养、协商技能与政策倡导能力，并主动区分事实判断、价值主张与情绪表达。只有当政府主动向青年敞开政策参与通道，青年又以专业、透明与责任感履行公共义务时，批评与治理才能从对抗逻辑转向协作逻辑。发展共识不是要求青年放弃批判，而是使不同意见在共同事实与公平规则之上，汇聚为推动国家发展的现实行动。

结语

2045年，印尼将迎来独立百年。“黄金印尼2045”所追求的，不只是经济体量跃升至高收入国家行列，更是把人口红利、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转化为多数民众可感知、可分享的现代化成果。迈向2045年的进程中，决定性变量不只在增长率、投资额和项目数，更在于青年一代能否立于潮头并相信努力仍有回报、规则值得信赖、未来可以预期。对塑造国家治理韧性而言，学生的批评既可能形成治理压力，也可以成为校正政策、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反馈。政府需要以透明预算、就业质量和可检验的绩效将政策目标落实到日常生活，青年组织则需坚守事实、程序和诚信底线，并将批评转化为建设性参与。把分歧纳入制度、把压力转化为改革、把青年关切转化为共同发展议程，是国家治理韧性的内涵所在。“黄金印尼2045”最终衡量的不仅仅是GDP的高度与增速，还有青年眼里的光、脚下的路和心中的信仰。当政策效能、青年责任与社会共识汇聚成时代合力，“黄金印尼”的长期稳定与共同繁荣，便不再是愿景，而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