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样态，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态势。高效的资本流动平台以及技术条件，搭配建立在新型数字化基础之上的社会建设以及治理体系，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标准与规范。然而，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技术路线与社会运行模式不仅以一种自由姿态挑战国家权力，还凸显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规训，甚至营造出新的数字“黑箱”，由此带来人的生存的新特点与新挑战。
数字“黑箱”及其技术治理
数字资本主义以其隐蔽性特点使得社会成为一种数字“黑箱”。在数字“黑箱”中，数字技术被切割成无数个线条，并且通过算法数据连接无数个基点。在这个巨大空间之内，人的存在充满了数字化色彩，而数字“黑箱”用一种军事行动时间即乔纳森·克拉里所指出的“24/7”时间律令对社会进行管制。数字“黑箱”实际反映出数字资本主义对人们的行为施加了某种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命令，试图使社会治理整齐划一。这一技术治理方式也使流动不居的社会变得“扁平化”与“单向度”，使人们的个性选择失去意义。数字资本主义看似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强化了社会治理，然而，它只是一种数字资本分析的平台，并试图将这种技术治理变成对人的“全景监控”，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对人口分布、人口生产以及人口消费等方面的管控。
正如丹·席勒所说，有必要将数字技术与信息网络技术“放置于它所在的社会关系中，并且明确它是谁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谁服务”。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为了满足资本家在新一轮的数字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增殖乃至垄断。为了进一步强化“黑箱”操作，他们依据大数据技术以及对信息网络的监控与统计，对数字用户进行精准、精细化管治，并借助数字技术分析他们的喜好以及兴趣布局，力求使用户的社会活动在数字“黑箱”中被监控，使其始终服膺于资本与数字技术共谋之下的治理模式。其中，进行普遍化的人口数据信息统计、设定相应的数据库以及档案技术的复杂统计和归类等，都在加深数字“黑箱”的复杂程度以及容量问题。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人的消费与生产通过算法数据被操控，构成数字“黑箱”的技术强制逻辑，它使人不得不按照技术本身运行的逻辑来行动与运转。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出的，在这种强制手段之下，生产机制变得狭隘化了，数字资本以及信息网络成为“用于特定生产机制的生物政治工具，这种生产机制为某些特定实践提供便利，同时阻碍其他形式的实践”。技术治理开始由关注主体情感与政治理性转向关注数字启蒙与数字监控，这也成为数字时代生命政治的重要特征。
“游戏人生”的漂浮与落定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将人导向另一条道路上，这就是被很多现代人自嘲的“游戏人生”的漂浮不定的道路。所谓“游戏人生”，指的是人在世生存的境况多半处于一种漂浮状态，而这漂浮又不得不依赖于他人的“打赏”或支援，类似于网络游戏中的组团升级打怪。但是，这种“组团升级打怪”只是一种虚拟的战斗模式，其现实基础是无根的、无效的。数字时代给人们一种不确定的、飘忽的感觉，似乎摸不清楚其中的套路，仍然在一种数字“黑箱”中摸索游戏，或者在虚拟的数字空间中塑造新的“信息茧房”。
数字时代的情感焦虑以及空虚状态，通过一些游戏程序以及相似的数字媒介，成为人们的生命体验。当然，在算法数据之外，还存在很多非算法治理的对象，即所谓的“流众”。这些生命形式并不被数据技术精准控制，而是具有自主的感性权力。我们知道，在福柯的生命政治话语中，物的秩序构建就是话语秩序的构建。在数字时代，这一话语秩序则体现为被数字技术以及众多数字媒介所中介的秩序。毋宁说，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生命政治秩序就是一种“游戏人生”秩序，它以数字技术作为中介，阐释游戏话语，体现现代人的数据结构。在数字算法秩序中，人的存在方式被监视、被引导，甚至被大数据算法所操控。“无论是身体活动、金融交易、健康状况、饮食习惯，还是购买与销售，以及他们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都被收集了起来，这样数字网络甚至比人们自己更熟悉自己。”“游戏人生”的数字技术逻辑实际就是一种被算法数据所操控的逻辑，深刻反映了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状况以及认知基础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体验又被数字秩序化为某种定向发展的内容，甚至生命主体行为偏离的结果都能被算法规则所规范和预判。
数字的“进步强制”及其解放叙事
随着数字技术带给人的生存体验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人的数字化生存成为数字社会深度转型的典型现象。在数字社会中，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充满着复杂性、隐蔽性、不确定性以及流动性。人们的物质生活交往被数字化、虚拟化，而这一新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人的新异化。数字异化以及对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被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充分包裹，并且撒下“进步强制”的信号，势必对人的主体性解放造成潜在困扰。一方面，人们在数字时代中的生存境况不由自主地受到数字异化，相应的数字操控成为技术治理的重要手段，体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治理在生命政治层面表现为通过算法和大数据等实现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全景监视”，人的自由实际上是被数据化了的自由，是在数字框架下的自由。这无疑也是对人的自由的新限制。
在数字时代，人的自由作为反映数字资本与人的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直接揭示了在数字资本主义下人的生存困境，特别是隐藏在人的数字生产与数字消费之下，人们的情感匮乏与理性自决能力的丧失。由此，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数字时代出现的“数字拜物教”“数字劳动”以及“数字无产阶级”等进行深度剖析，进而找到符合现代人的解放叙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活动，因此，要进一步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克服数字异化，使人的生命活动趋于“人的类本质”化，这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底线。此外，在数字时代，使人的类本质重新复归的同时，还要努力根除数字经济模式带给人的新型异化关系，特别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拒斥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与压迫机制。我们也要积极适应数字文明，在此基础上寻求时代契机，突破数字时代人的自由发展困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帝国主义批判与国际数字治理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23&ZD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常达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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