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南华早报》翻出了一桩“旧案”。一家新加坡公司因为害怕美国制裁，拒绝向香港客户交付货物，最终被判赔偿499万余元及利息。案件发生在2022年，判决在今年2月作出。最高法将其列为判例，这次亮剑，大快人心！今天戎评就跟大家说说这件事！
一、判决的意义
这起案件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当年那家香港公司委托新加坡一家船运公司，将货物从上海运往目的地。货物装船出发后，这家新加坡公司变化了，以客户被美国制裁为由，拒绝卸货。于是，客户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承运商口头答应，但转头就擅自把货物退运回了上海港。
被起诉后，新加坡公司还振振有词，说自己遵守新加坡的法律，有权以制裁风险为由退运，还反告香港公司没及时提货，索要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最后，上海海事法院判决新加坡公司违约，不仅赔偿，还驳回其反诉。
在判决书上，法院认定《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是“直接适用的法”，强制性规定优先于当事人的约定。不管运输合同原本约定适用哪国法律、里面有没有写“因制裁免责”的条款，中国这条强制性规定都会强行介入。
承运商的想法是“你被美国制裁了，我怕被牵连，所以不给你运了”。听起来有理，但合同在中国签的，货物从中国出发，受损害的是中国企业，中国的法律就可以管，外国单边制裁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
过去，不少跨国公司在跟中国企业签合同的时候，都喜欢将“适用法律”约定为其他国家的，其实就是歧视中国法律；不少企业为了业务，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在遇到制裁时候，也只能听对方“解释”。
这份判例直接推翻了这种惯性认知。往后凡是在中国管辖范围内的商事合同，外国的单边制裁就是无效的，不能拿来解释任何行为。
中方已经不止一次在法律层面出手了。早在前年的时候，中国公司为欧洲客户建造船舶部件，后来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欧洲客户随即以以此为由，拒绝支付1186万美元的尾款。中方依法起诉，法院扣押了涉案船舶，最终外方迫于压力，支付了尾款。
这些案例证明，《反外国制裁法》不是一部摆在那里看的法律，它是拿来用的，而且事实证明，很好用。
二、整治“治外法权”现象
开头那个案子，涉案的是新加坡企业。新加坡在中美之间的位置一直很微妙，外长维文多次表态：拒绝选边站，只以国家利益为考量。黄循财就任总理后也强调，不应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
话是这么说，但实际行动呢？货是在上海接的，合同是在中国签的，损害的是一家香港公司的利益,新加坡的公司却选择屈服于美国制裁。这种情况，在新加坡很常见。
这次判决一出，被一些外媒刻意曲解为“中国制裁新加坡”。这种说法不是蠢就是坏，戎评觉得是又蠢又坏。
《反外国制裁法》并非用来对外制裁，是用来阻断外部制裁向中国传导的法律，中国确实管不了美国是否出台制裁措施，但可以告诉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美国的制裁，不能自动成为在中国免责的理由。
这份判决不会逼迫企业公开对抗美国，而是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企业可以评估自身海外风险，但不能把这种风险转嫁到中国头上。商业风险该企业自己权衡，而不是靠撕毁合同来避险。
前面两个判例还有一个隐含信息：任何对华制裁措施，不是“不可抗拒因素”，这是在法律上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定性，往大了说，就是在中美博弈的正面战场上，碾碎了美国的“治外法权”和“长臂管辖”。
美国习惯了无节制扩张域外管辖权，试图无限扩大国内法律的管辖范围，这种做法一直饱受批评，其他国家也大都持否定的态度，是对他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借着“长臂管辖”实施的单边制裁，既没有联合国授权，也没有相关国家统一，美国只是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际法至上，属于“美国例外论”的表现。特朗普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常态”，妄图用自己的意志，“改造”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新塑造“跟中国脱钩”的“新全球化”，不仅是“遏华”战略的一部分，也是美国维系霸权的做法。现在中国用自己立的规矩，告诉全世界：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内，美国的法律不好使。
三、这不是终点
最高法把这个案子列为典型案例，信号再明确不过：《反外国制裁法》不是临时性的司法安排，而是制度性宣示，从立法到首次司法适用，我们用了将近五年时间，但一旦启动，就不会停下来。
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来说，现在要学会一件事：必须独立地、负责任地权衡其商业决策。如果一家公司认为遵守美国法律比履行中国合同更重要，那么它就必须为此承担全部商业代价。新加坡作为一个深度嵌入中美经贸结构中的国家，其企业此次成为典型判例的当事方，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警示意味。中美经贸博弈，不再是这些企业可以两面下注的游戏，而是一个必须做出选择、并承担选择后果的残酷现实。
过去几十年，美国通过强大的金融与市场力量，将国内法包装成具有全球效力的“准国际法”，动辄对其他国家、企业与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种霸权的核心支柱，是全球商业主体对其惩罚能力的恐惧。
中国通过此案，精准地打击了这一支柱。如果中国法律能够明确、有效且可预见地为被制裁实体提供保护与司法救济，那么美国制裁的威慑力将出现松动。全球企业在权衡利弊时，将不得不评估这个变量，屈从美国制裁而违反中国法律，必然在中国市场面临法律后果。
这些判例，解决的不仅仅是违约纠纷，更是一种延续已久的心理惯性。它是在用法律的语言告知世界：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美国的法律只是一份没有强制效力的文件。这种司法层面的正面硬撼，效果远胜于无数次外交抗议。
那些被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国家用法律为它们开辟出了一条通道，不用再担心合作伙伴因为美国制裁而撕毁合同，法院会给你撑腰。
最高法亮剑，亮的是法律的剑、主权的剑。499万的赔偿金额不算大，但背后划出的法律红线，大得不能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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