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台湾省武装力量的“汉光11”号演习正式拉开序幕，为了炫耀他们的现代化装备，并 “恐吓和吓阻大陆”，总共出动了13936人、飞机91架、舰艇41艘、坦克30辆、火炮36门，并在动用了“自产”的“天剑”、“天弓”、“雄风”等多型号导弹，堪称历史罕见规模。
“汉光演习”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台当局发现“反攻大陆”已经没有机会了，退而求其次的贯彻“守势防卫”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至今依然是他们作战层级最高、战情设想最复杂、参演兵力最多、科目设置最齐全、也是规模最大的三军联合攻防作战演习。
然而在9月17日演习的第二次预演中就出人命了。
当天，台湾“金鹰航空公司”的一架注册编号为B-98181的“利尔喷气”35A型航空拖靶机拖着靶标于于13时39分准时飞抵演习待命区域。飞机上有四人，分别是时任“金鹰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机长陈干福、副驾驶黄焕基，技术员张康和观测员杨代鲲，他们都是“空军”的退役军官，拥有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当天他们要执行的科目是拖带航空靶标让刚刚服役仅一年的“海军”“成功”号护卫舰的“密集阵”速射炮进行射靶表演。
在待命区域，拖靶机的机组和“成功”号取得联系，“成功”号命令该机做好释放拖靶的准备工作，随后拖靶机沿预定航线从“成功”号左舷约280度接近该舰，飞行员于14时02分用英语向“成功”号喊话“On top，clear to fire！（已飞越军舰，可以开火）”。
“成功”号尾部直升机库顶部的“密集阵”速射炮立即开火，结果没有打中靶标，密集的弹雨反倒直接将B-98181号“利尔喷气”35A拖靶机给打成蜂窝空中爆炸，飞机当着现场三千多名观众的目光下化作火球坠入海中。
怎么说呢，世界上任何武装力量都有演习事故发生，大多数处理方式也都大同小异，一般就是赔钱，反省，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但悲剧发生后，台湾省武装接下来的操作才真正称得上“辣眼睛”。
眼看着自己闯了祸，“成功”号护卫舰和附近的舰艇都在第一时间用无线电请示演习指挥部：是否停止演习展开搜救？然而指挥部的回答是：“演习不中断，继续操演！”这不把士兵人命当回事的破事是国军老传统了，不可不品尝。
常凯申逃台后，为了显示自己反攻的决心在大风浪海况下搞演习。因为有美国人在场，好于面子的常凯申于是不顾海况恶劣，强行命令演习继续，结果淹死了好几登陆艇的人。但美军丝毫没有被常凯申的“英勇顽强”感动，反而觉得这个政权实在是垃圾。
就这样，直到当天黄昏时分演习全部结束后，“国军”才命令在演习附近海域的十四艘快艇和十二艘巡防舰展开搜索。
然后更搞笑的是，赶到现场“抢新闻”的台媒记者发现搜救根本没有开始，因为海面上一片黑暗，连探照灯都没开一盏，面对记者的话筒，接受采访的“阿兵哥”一问三不知，表示“别问了别问了”。甚至台东县当地警察局通过媒体得知下午发生坠机后主动联系“国军”询问是否需要警方协助或配合搜救？“国军”依然冷淡的表示：不需要，我们能处理。
毕竟拖靶机上的四名机组成员曾经是“空军”资深军官，所以家属通过自己的关系渠道说通了“空军”司令同意让民间救援队进入事发现场参与救援。
23时左右，坠海的飞机残骸才被民间救援队发现，机上四名机组成员已经全部遇难，尸体被打捞出水时，因为生前遭受过“密集阵”的直接射击所以个个缺胳膊少腿，遗体上还都带有大面积烧焦的痕迹，不幸中的万幸是，好在没有烧到脸，所以四名遇难者的身份很快就被确认了，尸体被连夜送往高雄的“海军总医院”验尸，飞机残骸交给“国军”临时成立的事故调查组进行查验。
9月18日，台“交通部民航局”的调查人员乘坐直升机到飞机失事点试图开展调查时，现场的空域和海域竟然已经被“国军”以“安全”为借口封锁，禁止任何飞行器和船只靠近，“交通部民航局”的调查人员交涉失败，只好原路返回台北。
根据“国军”发布的拖靶机和“成功”号的对话录音显示：事发时双方没有按照标准的通话程序，“成功”号先说“准备On top”，而拖靶机在没有进入安全区即回复“OK，ready”，这比标准程序提早了4秒。
拖靶机机长陈干福的一双儿女对“国军”军方推卸责任，漠视袍泽（陈干福是退役的“国空军”资深飞行教官）生命的行为表示极度愤慨，当场拒绝领取“国军”给的60万元新台币的这点金圆券以示抗议，其他三名死者的家属也表示拒绝领取。
“国军”的这种不做人的行为引起了岛内舆论的极大愤怒，部分“立委”要求“国军”彻查此事。“国军”不得不在9月30日开启事故的彻查，并在1995年3月23日提交了调查报告：“‘成功’舰未遵守操作程序，违反射击安全规定，导致‘密集阵快炮’在实膛备射状况下炮管与射控雷达‘同步追瞄’并锁定拖靶机，又未部署及运用遥控面板有效管制停止射击程序，演习人员舍自动功能不用反采人为操控，属实不当。”
“另当日‘密集阵快炮’的感应范围曾依“国军”要求，经原厂技术顾问调整，使感应加大；如此任意调整武器功能，置“国军”技令于不顾，始酿成巨灾，应予纠正。”
另外还将每个死者的抚恤金从60万新台币提高到300万新台币，但四名死者家属依旧拒绝接受。
事后，“成功”号舰长赵中行上校以及该舰的作战长、战系长都被调职并送上了军事法庭受审，但最后都只判了缓刑。“成功”号所在的124舰队司令金丰乡少将甚至只背了个行政处分，而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成功”号护卫舰的火炮观测官顾尚智上尉则仗着自己的叔叔是时任“海军总司令”的顾崇廉，毫发无损，反而态度极为嚣张跋扈，在面对死者家属时竟然表示：“我叔是司令，反正就300万，要不要随便你们”。
事后还在顾崇廉的关照下一路高升，官至上校才退伍，死者家属所要求的公道完全被无视。
作为一支在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的“纯纯反动派”，“国军”继承了这支失败的旧军队身上的所有负面特质，至于它“转进”到台湾岛前的名字叫“国民革命军”，但它既不国民，也不革命，也看不出来是个军队。
我们把时光指针拨回到五十年代初。
在从大陆成功“转进”到台湾岛、从堂堂“国民革命军”退化成“国军”后的最初的三十年里，台当局将这六十万残兵败将当做“反攻大陆”的倚重。但是台湾岛面积狭小、物资匮乏，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经历过战火从死人堆爬出来的青壮年，台当局一时间根本凑不出足够的物资来养活这么多人，甚至到了要在岛内搞摊派筹饷的地步。虽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爸爸”重新恢复了对台当局的援助，基本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如何解决这几十万单身汉的生理问题就成了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毕竟美国给钱又不给女人，他自己还想要女人。
可是这几十万单身汉的生理问题不解决，就是一座可能随时哗变并摧毁台当局政权的活火山。
为了维持秩序，台当局先后干了三件不做人的事：
首先命令警察在暗中抓捕那些不在公开的“失足妇女”名单上的暗娼组建所谓的“慰藉队”送去军营给士兵们“消火”，但这么点“失足妇女”对于庞大的“单身丘八”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反而因为抓走了“暗娼”，破坏了规矩造成了民怨沸腾。
所以台当局被迫解散了“慰藉队”，草草结束了这场闹剧，还搭上了几个负责背锅的低阶军官的性命。
“慰藉队”流产后，台当局又祭出第二招“鼓励军民联姻”，以发放补贴为诱饵鼓励这些逃到台湾的军人和当地女性结婚，在本地安家，扎根当地自然也就不会闹了：“凡缔结良缘者，由军需处一次性发放安家津贴新台币50元……”
问题在于，当时岛内和大陆国民党时期一样，金圆券通胀，50新台币在市面上都买不到半袋米，普通大头兵一个月的军饷只够买两包劣质卷烟，根本结不起婚。军官倒是有钱，但因为国民党当局当年在1947年的2.28事件中的不做人，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死在军队的枪口下，这时距离2.28事件过去才不过三年左右，群众记忆深刻，所以岛内舆论对军人依旧充满恶感，除去个别刻意攀附的之外，没有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军人。甚至还放出过这样的狠话：“宁可把闺女绞死，也不嫁给穿黄皮的！”
结果台当局的“补贴鼓励军民联姻”也因为不做人而在强推大半年后应者寥寥而宣告流产。
眼看因为生理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兵痞的军纪宪兵已经无法压制，军人强奸妇女的强奸案屡有发生，甚至还发生了因为军人强奸妇女、宪兵去军营抓人而导致整个军营的哗变，被逼急了眼的台当局拿起了侵华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只不过改了个名字叫“特约茶室”，然后以“减刑”为交换，将整个岛内犯人家中年龄在十六至三十岁之女性亲属强行编入“特约茶室”，这些妇女每天早上8点“开工”、晚上9点“收工”，一天“工作”13个小时，收费标准为军官每次新台币15元、士兵每次10元，每次时间不能超过7分钟——
这项作为“慰安妇”制度变种的“特约茶室”官方军妓制度作为台当局维持军队秩序的“维稳利器”从1952年开始一直实行了四十年，直到1992年最后一家“特约茶室”才在金门关闭。期间的受害女性数量已经无法统计，而金门小金村的“特约茶室”旧址展示馆的介绍却是这么写的：“在战火频仍的年代，‘特约茶室’的设立，有效解决了官兵的生理需求，安定了军心，为保卫前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台湾省历史学家李敖专门针对“特约茶室”写了一首打油诗《军中乐园》：“人肉市场真可怜，老兵雏妓互相残。买卖双方皆弱者，如此军中一乐园。”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台当局花费巨资从西方国家购买大量的军火武器，比如F-16战斗机、幻影2000战斗机、“康定”级护卫舰，并在美国的帮助下自行研发了IDF“经国”号战斗机，自行组装了“成功”级护卫舰，实现了军备的升级换代，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头五年期间在武器质量上还是有一定的提高。
可是，由于骨子里就是一支反动军队，并且在失去了“反攻大陆”这一重要的“政治正确”式的存在合理支柱后，在不做人方面它就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且明目张胆。
在“成功”号误击拖靶机事件前一年多的1993年7月发生的“陈世伟虐死案”就非常典型。
台北籍“国军”士兵陈世伟请假离队回家，原定于7月4日归队，但当天他却逾期未归，直到7月8日才被其父带回军营报到，7月10日陈世伟因逾期不归违反军纪为由被送到绿岛励德训练班管训，结果在7月12日就被“管训”得失去意识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于7月16日身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用抽象来形容了，陈世伟的家属向绿岛方面讨要说法，而绿岛方面给出了多种自相矛盾的解释引起陈家人极大的不满。这还不算，台北市西区宪兵队更持通缉令至陈家要求“逮捕”此时躺在陈家灵堂上棺材里的陈世伟，陈世伟的叔叔陈正富上前阻拦，结果被宪兵控制并带走。
事情经过曝光后引发强烈舆论，“立委”赵少康、郁慕明等人向“行政院”公开提出紧急质询，迫于压力台当局被迫开启调查。结果查明7月10日至7月12日期间，陈世伟在励德训练班遭受三名宪兵以塑胶水管、铝制球棒及拳脚等方式反复殴打。并被施以匍匐前进、伏地挺身、交互蹲跳、蹲姿抄写、背负沙包跑步、前滚翻在内的高强度体罚。造成陈世伟全身多处严重瘀伤及头部表皮剥脱，自行前往医务室试图求救遭到军医拒绝，最终在7月12日昏迷不醒。
医院方面还证实，陈世伟送医的时候还戴着手铐，医生要求摘除手铐以便实施抢救却遭到送医的宪兵的拒绝，为此双方僵持了整整八个小时宪兵才将陈世伟的手铐解除，期间陈世伟只能接受最低限度的治疗而无法手术，最终在7月16日不治身亡。
真相公开后，全岛舆论沸腾，痛骂“国军”丧尽天良草菅人命的不绝于耳，舆情汹汹之下，所谓的“国防部长”孙震和“宪兵司令”被迫亲自前往陈世伟家向家属公开道歉，三名参与殴打陈世伟的宪兵也被交付“军事法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013年6月23日，时年24岁且即将退伍的台军542旅下士洪仲丘因携带照相手机及MP3播放器进入军营，在6月25日被处以禁闭7天的处分。
6月28日至7月3日，洪仲丘被关押于台军269旅高山顶营区禁闭室，期间还被迫顶着室外高温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并被限制饮水和休息，终于在7月3日下午因呼吸困难而抽搐昏迷，送医时体温达44℃，7月4日宣告不治身亡，医生确定直接死因为运动型中暑并发低血钠脑症、横纹肌溶解及多重器官衰竭。
事发后“国军”一如既往的不做人，一口咬定“这是意外”，直到法医尸检报告确认洪仲丘的直接死因系在恶劣环境下的过度操练所致后才被迫改口说“系他杀”。
2013年7月，542旅旅长沈威志、副旅长何江忠、洪仲丘所在连的连长徐信正、管理士陈毅勋等十八人以共同职权妨害自由、凌虐部属致死等罪名被起诉至军事法庭，结果经过五年的拉锯，最终除了陈毅勋被判了四个月缓刑两年、何江忠被判了一年，徐信正被判了三年外，其余十五人全部无罪。
属实是把“我不做人”写在脸上，连装都不装了。
“国军”之所以长期以来不做人的不拿“阿兵哥”当人，除了“国军”本质上还是一支装备现代化武器的腐朽反动军队外，归根结底还是台当局将“国军”作为“以武拒统”和“以武谋独”的筹码，将士兵视作一次性消耗掉的耗材，而并非保卫者。因为台当局的头头脑脑们自己从来就不相信一旦台海爆发战争，他们能依靠“国军”的力量能“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既然我从根上就不信，那我自然不会将士兵当人看。
当年那些刚从大陆溃败来的溃兵因为经历过实战，而且对大陆有思乡之情但本身在台湾无牵无挂，台当局视这些人为“安全隐患”，还会费心思搞一些“慰藉队”或者“特约茶室”来提供发泄渠道。但如今的“国军”早就完全“本土化”且兵员素质远远不及当年的那帮经历过战火的溃兵，所以台当局欺负起这帮“丘八”来更加没有心理负担。
国民党当局不做人那民进党当局就会做人了？怎么可能？！
民进党奉行的是“倚美谋独”的政策，将大量的资源投在购买“减配版”M1A1型坦克、“拉皮版”F-16V型战斗机以及装六台民用卡车发动机的“海鲲”号潜艇上，还要填满各路利益群体“专员”们的腰包，不可能也没有意愿将资源投放在普通的大头兵头上，将普通“国军”官兵置于政治冒险前沿充当分裂政权的炮灰，拒绝向普通“国军”官兵提供任何安全承诺、合理待遇与人格尊重。
这就是台湾这几十年对于自己基层军事建设和民众的全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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