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一件快递完成了一次外交声明。白鹰勋章，波兰国家最古老、级别最高的荣誉，被装进一家快递公司的包裹，从基辅发往华沙。
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说，如果波兰认为白鹰勋章可以继续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墨索里尼和施罗德手中，那么乌克兰对此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在西方建制派正全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当下，其中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乌克兰社交媒体上也掀起一场嘲弄波兰民族自豪感的狂欢。
泽连斯基发布的物流单照片。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波兰社会的反应不是尴尬，只剩愤怒。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博古茨基指出，以快递退回波兰的最高荣誉本身就是对波兰民众的公开羞辱。泽连斯基接受这枚勋章的时候，墨索里尼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已经在名单上了。昔日毫无芥蒂，如今反咬一口，难免显得出尔反尔。波兰民间舆论的反应更加激烈，直接指责泽连斯基“背信弃义”，背叛了波兰从2022年以来的善意和资助。
这场交锋暴露的不是谁的修辞更锋利，而是双方从一开始就住在两个不同的记忆世界里。
一、共识的耗竭
事情的起点看上去毫不起眼。2026年5月中旬，乌克兰为OUN（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安德里·梅尔尼克举行了正式迁葬仪式。一周后的5月26日，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特种作战部队一个独立中心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
乌克兰起义军即UPA，是OUN班德拉派的军事分支。这个组织的历史恰好处在波乌记忆冲突的风暴眼。1941年6月，OUN班德拉派随纳粹德军进入利沃夫并宣布乌克兰独立。虽然宣言未获德国承认，但班德拉派的高级成员普遍参与到纳粹德国在乌克兰的统治机器之中。1943年，UPA在沃伦和东加利西亚对波兰平民发动大规模有组织杀戮，波兰方面的主流学术估计为五万至十万名死难者（此举被波兰方面称为沃伦屠杀）。波兰方面随后进行了报复性行动。同一个组织，在波兰记忆中首先是沃伦屠杀的刽子手，在乌克兰记忆中首先是反苏独立战争的战士。
5月26日的命名不是乌克兰第一次以国家行为荣耀UPA传统，波兰也从未对此保持过沉默。2007年和2010年，尤先科总统先后追授起义军首领国家英雄称号，两度引发波兰正式外交抗议。2015年乌克兰立法将这批人尊为独立战士，次年波兰众议院便跨党派通过决议，首次在议会层面将沃伦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此后几年，两国又因挖掘波兰遇难者遗骸的许可问题僵持不下。只要乌克兰触碰这段历史，波兰必然猛烈反弹。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情况大变。UPA传统在乌克兰军队中从亚文化符号跃升为主流精神资源。与UPA历史有渊源的军事力量，比如亚速系军队，在前线积累了巨大的战功声望和社会资本。这是战争自身的逻辑。在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中，任何能打仗的力量都会获得政治杠杆。随着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这些力量在国内政治中的分量水涨船高，泽连斯基政府向民族主义象征体系让步的压力也随之增大。让步不仅发生在UPA的名义上。与UPA传统一同被主流化的，还有它携带的全部历史包袱。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军事单位开始将带有纳粹色彩的符号融进官方徽章。亚速系的第3突击旅一个分队采用了臭名昭著的迪尔勒万格党卫军旅的改良徽章。2025年该旅在基辅的纪念活动上公开展示了这一标志，没有引发乌克兰国内的任何争议。
向民族主义让步的结构性转变并非没有征兆。2023年元旦，乌克兰最高拉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庆祝班德拉114周年诞辰的推文，配图是时任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内站在班德拉画像前。波兰是一个政治撕裂严重的国家，图斯克的中间派和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右翼派系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波兰共同的历史记忆面前，它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反感。在波兰跨党派的谴责下，最高拉达悄悄删除了推文。
然而到了2026年，泽连斯基签发的已经是最高拉达压倒性多数通过的国家法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随即提请剥夺泽连斯基的勋章。波兰总统的顾问曾经建议按兵不动，预期乌克兰方面会像2023年一样退让。泽连斯基偏偏背道而驰，甚至将总统专机起降基地从波兰热舒夫迁往摩尔多瓦。纳夫罗茨基的反应是进一步加码，公开剥夺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乌克兰紧接着的反击远超波兰人的预料。第二天泽连斯基用快递退回了勋章。紧接着所有在世的乌克兰白鹰勋章获得者全部宣布退还。外长西比哈、接替叶尔马克出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布达诺夫、驻波兰大使博德纳尔等一众官员退还了各自的波兰奖章。此后泽连斯基缺席格但斯克乌克兰重建大会。7月1日最高拉达以287票通过乌克兰国家万神殿法案，将UPA最高指挥官纳入可被纪念的类别。
勋章退还没有让危机封顶。7月初波兰联邦党副主席博萨克爆料政府向乌克兰秘密移交爱国者导弹。图斯克政府的危机公关十分耐人寻味。它直接下令解密过去四年的对乌军事援助清单，借此证明本届政府给的武器远远少于前任。法律与公正党随即陷入窘境，当年引以为傲的大规模援乌变成了急需切割的负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精准概括了这一转变，“最初他们比赛谁给乌克兰更多帮助。如今他们比赛谁给得更少”。反乌克兰已经从政治禁忌变为选举资源。
IBRiS在2026年7月为《共和国报》所做的民调揭示了这个变化的实质。支持对乌军援的波兰人相比2022年底出现断崖式下跌。更触目惊心的是，支持与反对高度两极化，坚决支持（22.6%）和坚决反对（23.7%）几乎持平。反对党支持者中64%反对继续军援。短短不到四年，波兰全社会的压倒性共识土崩瓦解，在泽连斯基退还勋章之后，44.8%的波兰人认为对乌军事援助过多。这种民调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战争疲劳的解释极限，更接近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共和两党选民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立。
西方建制派试图在7月8日的安卡拉北约峰会上安排两人会谈调和冲突。其隐含的假设是把两国裂痕看作政客意气之争，指望更多的接触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两国舆论却在会谈后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波兰总统府方面的说法是纳夫罗茨基利用自己历史学博士的背景向泽连斯基讲解了历史事实，乌克兰必须做出改变。乌克兰方面的框定截然不同。它们将对话本身视为外交突破，认为波兰方面正在缓和自己的态度。一场精心排演的和解会面沦为争夺记忆解释权的角斗场。这本身就提示，这场冲突的根源显然潜伏在谈判桌触及不到的深海。
二、记忆的固化
回顾近几个月的事态，不管是外交抗议还是峰会调停，任何管控冲突的尝试反而成了助长火势的新柴。问题根源绝不在个别政客挑唆。纳夫罗茨基在UPA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使他的信任度一举跃升到53%，泽连斯基退还勋章使乌克兰政治精英在几天内完成了空前团结。他们的政治计算能生效，全靠踩准了各自社会里远比选举利益更深沉的脉搏。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谁点燃了导火索，而是火药本身是什么。
答案藏在两套从根本上不兼容的集体记忆中。波兰媒体的标准表述是沃伦屠杀和种族灭绝，到了乌克兰媒体笔下就成了沃伦悲剧。分歧不只是措辞。就在7月11日纪念日当天，乌克兰官方广播机构官网依旧把这段历史解释为游击战条件下的武装冲突，最终导致双方平民伤亡。波兰学术界认定的单方面大规模有组织屠杀，在乌克兰公共传媒中被重新编码为两支武装之间的对称交火。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所长阿尔菲奥罗夫更是直言沃伦问题在乌克兰是一个地方性历史事件。
这种记忆互斥并非一个可以简单被搁置的学术分歧或政治分歧。它直接涉及对具体暴力的道德定性。种族灭绝与地方性冲突之间根本没有折中地带。波兰一侧有家族记忆、有每年的纪念仪式，这些构成一套活着的创伤基础设施。即使没有任何政客去动员它，一个波兰家庭得知乌克兰官方将杀害他们祖父的组织命名为国家英雄，也会出现本能的反感。也就是说，波兰社会对乌克兰在UPA问题上的每一次动作都保持着近乎本能的警惕。这种警惕先于任何政客的动员，是历史记忆创伤自身运转的结果。
当地时间2026年7月11日，波兰华沙，民众在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沃里尼亚大屠杀83周年。视觉中国 图
那么2022年之后那段看似亲密的联盟期如何解释？答案恰恰印证了创伤的深度而非它的消退。只有在假如俄罗斯全面入侵这种级别的生存威胁面前，波兰社会才勉强将历史记忆的优先级压到安全需求之下。2022年到2025年的合作期是一种由外部恐惧维持的临时压制。一旦战争进入消耗阶段，直接威胁感从急性转为慢性，那些压抑的记忆便裹挟着成倍的屈辱感猛烈反弹。泽连斯基的命名法令在波兰引发远超以往的政治海啸，不仅因为法令本身走得更远，更在于它发生在波兰人认为自己刚刚为乌克兰的生存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时刻。
如果问题只是波兰一侧的创伤回弹，事情尚存转圜余地。乌克兰只需要在符号层面做出某种让步，哪怕是策略性的模糊处理，就足以为联盟关系争取到继续运转的空间。但乌克兰不仅没有让步，反而加速推进，从五月的命名法令一路走到七月以287票通过《国家万神殿法》。这不是因为泽连斯基不了解波兰的敏感性，而是乌克兰一侧有同样深层的力量在运作。
令局面从危险变为不可管控的，是两个国家恰好都需要同一段历史来回答同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谁。
波兰自1989年以来在西方逐步确立了东欧代言人的角色。团结工会、第一个脱离苏联阵营的转型故事，使波兰成为西方理解东欧苦难的主要通道。这个地位延伸到了历史记忆领域。当波兰在国际场合讲述东欧的历史创伤时，它不仅代表自己，也习惯于代表整个区域。纳夫罗茨基在安卡拉以历史学博士身份陈述波兰立场时，依托的正是这一结构。潜台词不只是他比泽连斯基更了解历史，而是他所代表的叙事传统在西方是被承认的。
作为对照，乌克兰长期以来在这个格局中犹如幽灵。苏联时期，二战记忆被装入俄罗斯的伟大卫国战争框架。独立之后，它在西方眼里的标签依然是模糊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UPA传统属于西乌克兰的区域性记忆，登不上全国大雅之堂，更进不了国际话语。直到2022年的战火重塑了一切。乌克兰意外收获了空前的道德资本与叙事空间。但要建立独立叙事，就必须找到一个既不属于俄罗斯、也不属于波兰的传统来锚定身份。哥萨克传统过于遥远且与俄罗斯共同争夺，彼得留拉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两年内就战败了。在活的记忆范围内，UPA是唯一一个以持续武装抵抗俄罗斯为核心、维持了十年游击战的传统。它的核心区域正是今天民族认同最强烈的西部。
但这个传统的历史足迹恰好穿过波兰记忆的核心创伤。乌克兰选择用来锚定民族身份的组织，恰好是波兰认定屠杀了自己同胞的组织。战前，这个矛盾是潜在的。尤先科授予班德拉称号是一个西乌克兰倾向总统的个人项目，亚努科维奇上台后随即撤销。乌克兰那时既没能力也没意愿系统性地挑战波兰的叙事位置。战争改变了一切。波兰的东欧代言人角色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挟带巨大道德威望和生存紧迫性的挑战者。
乌克兰获得独立叙事的唯一可行路径，与波兰最深的历史伤痛重叠在了同一片土地上。接受波兰的框架来定义UPA，等于在一场反对俄罗斯的生存斗争中扔掉自己的旗帜。波兰越是作为东欧苦难的代言人发声，就越会触碰乌克兰正在争取的叙事独立；乌克兰越是从战争中锻造民族叙事，就越会踩在波兰最深的伤口上。一方建构的每一步都在侵蚀另一方的根基。
三、和解的失效
6月23日，波兰和乌克兰自由派媒体联合发表声明，呼唤智慧和审慎，强调俄罗斯会是这场冲突的唯一赢家。判断本身完全成立，但在两国政治话语中未能激起任何实质回响。值得追问的不是判断对不对，而是它背后的整套和解逻辑为什么恰恰在这里失灵。
这份声明的理论预设是罗尔斯式的。它把沃伦记忆当作一种可以商榷的普通分歧，默认它可以像宗教信仰一样移入私人领域。贸易逆差可以在谈判桌上抹平，安全焦虑能用外交辞令安抚，但我们是谁，不可拆分，不可交换。波兰家庭讲述沃伦故事，讲的是波兰为何必须对东方严阵以待。乌克兰军队佩戴UPA徽章，回应的是在帝国轮番绞杀下乌克兰凭什么还能活到今天。要求搁置这类记忆，无异于否定他们的存在本身。罗尔斯框架在这里碰壁了。它能处理人们在何为好的生活上的分歧，处理不了我们是谁这个层面的冲突。逻辑上，你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才能决定哪些分歧可以搁置。
哈贝马斯对这个困境给出过更激进的回答。既然身份分歧无法悬置，那就用制度忠诚替代身份忠诚。宪政爱国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公民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应当锚定于宪法原则与民主程序。如果这个方案成立，两国不必就沃伦达成共识，只需共同锚定于欧洲一体化的制度框架，身份争议终将丧失政治能量。
这个方案有一个原产地实验，结果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宪政爱国主义是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德量身定制。在二战的罪感下，任何召唤民族感情的号角都会唤醒法西斯幽灵。用制度忠诚替代民族情绪，既是理论高光也是无奈之举。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德国选择党以28%的全国支持率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逼近单独组阁的绝对多数线。大多数建制派的理解依旧停留在经济落后地区的抗议投票，但《明镜周刊》记者2026年重返东部，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富足且自豪的中产家庭携家带口出席选择党活动。驱动他们的与其说是经济焦虑，不如说是一种终于被允许宣称自己是德国人的身份释放。
德国建制派自身的反应更能说明问题。萨克森州州长克雷奇默公开挑战主流政党不与选择党合作的防火墙原则。默茨的回应不自觉地暴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他没有用程序逻辑辩护，反而诉诸对历史灾难的记忆。这恰恰暴露了宪政爱国主义的缺陷。如果程序理性本身足以支撑防火墙，默茨根本不必借助创伤记忆来论证一个本应由制度逻辑自行产出的结论。这一框架的运转需要一种前政治力量，可这种力量恰恰不是框架本身能生产的。
法国也在上演同样的剧目。七月初Ifop民调显示，勒庞宣布参选后国民联盟首轮投票意向升至36%左右，加上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合计接近四成，达到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宪政爱国主义的原产地德国，我们是谁重新成为头号议题。在共和普世主义的母国法国，同样的追问正在撕裂左右翼的铁幕。德法同时出现身份回潮，再要将其解释为地方性的偶然倒退，就未免有些自欺欺人。
这些迹象合在一起，为波乌冲突投下极为严峻的阴影。法德和解向来被奉为消解记忆冲突的典型方案，但西欧社会之所以能将身份问题束之高阁，依赖一系列极少被坦承的前提。美国的安全保障冻结了地缘竞争，战后空前的繁荣为身份的私有化提供了物质缓冲。换言之，建制派在这些条件下将我们是谁降格为非政治议题，然后将结果归功于特定理论自身的力量。如果条件最充分的地方都守不住，那么曾被当作理论成功的证据，可能只是一组不可复现的战后条件制造的暂时均衡。
更残酷的不对称在于记忆的属性。正在德国失效的记忆是否定性的。施害者的记忆要求承载者持续自我审查和压制。没有人主动继承羞耻，除非外部压力迫使他这样做。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决定放下这笔遗产。波兰和乌克兰运作的记忆正好相反。波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乌克兰认为自己是抵抗者。这类肯定性记忆每一代人都有动力继承，因为它赋予苦难以意义，赋予牺牲以尊严，自然趋势是累积而非衰减。尤其当这种记忆持续获得当代素材的补给时，累积就更难逆转。2022年以来的冲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前线倒下的每一具遗体都在为抵抗图腾添砖加瓦，使UPA叙事从西部几个州的地方记忆升格为全国性的政治信条。波兰的沃伦创伤也因乌克兰官方造神被彻底唤醒。两种肯定性记忆在冲突的催化下同步强化、彼此刺激，形成了建制派和解框架设计时从未设想过的动态。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一个反例就必须得到解释。1990年代波乌之间那段被广泛赞誉的和解为什么能成功？
答案恰好印证了上述逻辑。那次和解靠的是三个历史条件同时在场。最底层是身份的真空状态。苏联解体后的头十年，两国都处于罕见的身份流动期。旧的苏联框架已经碎裂，新的民族叙事尚未定型。记忆的政治动员能力处于历史低点。真空直接导致了第二个条件。1990年代的乌克兰，UPA叙事还停留在西部几个州的地方记忆和侨民社群当中，库奇马政府没有国家层面的英雄化政策。波兰的沃伦记忆同样尚未完成政治动员。肯定性记忆的制度化程度极低，政治精英因此拥有足够的空间搁置争议。第三个条件提供了动力。波兰正在冲刺欧盟和北约，乌克兰正在探索西向道路。与乌克兰和解对波兰是向布鲁塞尔证明成熟度的战略必需品，与波兰友好对乌克兰是获得西向通道的入场券。两国之间发生的与其说是记忆上的共识，不如说是战略驱动下的搁置。面对的外部目标足够大，搁置分歧的代价暂时低于维持分歧的代价。
时移世易，如今这三大条件悉数灰飞烟灭。两个民族各自选定了自己的过去，而且选择了彼此冲突的版本。今天任何政客敢在历史问题上退让半步，立刻就会遭到国内选票无情绞杀。欧洲一体化的吸引力无法再提供1990年代那种压倒性的前进动力。克瓦希涅夫斯基与库奇马之间实现的，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胜利，而是一扇被特定历史气压推开的窗口。那个气压已经消散。
这个案例最终指向的问题超出了波兰与乌克兰的双边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设计者倾向于把身份冲突当作发展问题的衍生物。波乌危机表明这一假设可能从根本上颠倒了因果。身份不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消解的残余物，而是现代国家建构本身不断生产和强化的东西。战争尤其如此。当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中重新锻造了自我理解，要求它为了地缘政治的便利而修改这份理解，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在道德上也很难站住脚。这场冲突无法降温，并非双方被狭隘非理性冲昏头脑。事实恰好反过来，双方都对自己的生存叙事抱有最深刻也最理智的虔诚。
结语
7月11日，沃伦受难者纪念日，其在波兰法律中的正式名称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第二共和国公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受害者全国纪念日，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拉德鲁兹教堂发表讲话。他没有为未来合作留出转圜空间，只说了一件事：和解与遗忘是两回事。波兰可以与乌克兰合作，但不能以抹除十万受害者的记忆为代价。在这条底线以下，没有任何安全利益足以构成交换的筹码。
当地时间2026年7月11日，波兰东南部拉德鲁兹，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中）在拉德鲁兹东正教建筑群内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纪念沃里尼亚大屠杀83周年。视觉中国 图
乌克兰并非没有释放缓和信号。泽连斯基宣布开放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的相关档案，布达诺夫提议将波乌共同英雄贝兹鲁奇科纳入万神殿。但UPA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让步范围之外。同一周，乌克兰利沃夫市议会通过决议，为两年前遇刺的语言学家伊琳娜·法里翁设立纪念空间。法里翁生前最广为人知的立场，就是咬定波兰对西乌克兰的统治是赤裸裸的占领，并视乌克兰语的绝对纯洁为民族存亡底线。她的纪念空间与拉德鲁兹教堂相距不到三百公里。一边在哀悼受害者，另一边在纪念被对方视为加害传统之一部分的人物。这不是误解，而是两种构成性身份在地理空间上的冷酷对峙。
这两个空间不可能凭空蒸发，更不可能握手言和。如果和解意味着双方必须共享一套关于过去的叙述，那么它要求至少一方放弃自身身份的构成性要素。但拉德鲁兹和利沃夫在同一周发出的信号表明，搁置本身就是否定，而否定是冲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丁毅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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