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4日清晨，贵州息烽城外雾气未散，七名年轻人被推向刑场。押解的军统特务听见女子清亮的歌声——“干一场，干一场”——随即暴躁地呵斥，可歌声依旧。枪声响过，24岁的张露萍倒在山坡上，留下一个在重庆敌营里无人知晓的传奇。
她的传奇要从川西小镇崇庆说起。1921年，她生于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本名余薇娜。少女时代的记忆并不温柔：大姐被军阀强娶为妾，母亲整夜以泪洗面。旧制度的冷酷在她心里埋下一粒火种，遇到风就会燎原。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由北平传到天下。成都蜀华中学的校园里，17岁的她奔走募捐、呼喊抗战口号，举着标语冲在街头。那一年，她与同窗车崇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也第一次踏进车家客厅，见到了四川地下党骨干车耀先。老人语气温和，内容却犀利：“要救中国，就得去前线。”少女眼神发亮，这句话将她推向远方。
同年冬天，在“抗敌后援会”护送下，她独自北上，经西安辗转抵延安。窑洞里的灯火、课堂里的《共产党宣言》，再加上她最爱唱的《干一场》，让同学们干脆把她的外号定为“干一场”。1938年10月，她宣誓入党；毕业后，她屡次要求上前线，被安排留在文联。倔强的她并不满足，直到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更危险的岗位——去重庆。
任务不只是普通统战。延安方面盯上了军统电讯总台，那里掌握着国民党最高层的密电。“我们需要一个面孔新、背景干净、脑子灵的人打进去。”叶剑英看着面前的张露萍，说：“你行不行？”她只回了三个字：“干一场。”从此，“张露萍”成为她在山城的化名。
1939年11月，她以“张蔚林的妹妹”身份住进牛角沱的一处小楼。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等人先后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电讯总台里。短短数月，他们抄录的电报和密码本，通过隐秘电台送往曾家岩，再传延安，为南方局对付“限共、溶共”提供了关键情报。雷英夫后来感慨：“若无这几个人，南方局在重庆的处境难以想象。”
然而，情报战最怕偶然。1940年春节后，张露萍回成都省亲，特支失了主心骨。2月，稽查处因三只烧坏的电子管把张蔚林扣押。缺乏地下经验的他惊慌失措，越狱后忙去找党组织。军统随即对他的住处展开搜查，意外发现绝密文件与入党申请书。案情直达戴笠，蒋介石闻讯拍案：“居然让共党打进你们心脏！”戴笠灰头土脸，在日记里写下“平生奇耻”。
更多特支成员被捕。军统得知“主犯”在成都，立刻以张蔚林名义电召她回渝。那封电报，她看了又看，一点破绽也无，便乘车南下。甫一踏上江北码头，早已埋伏的特务蜂拥而上，冰凉手铐落在手腕。地下斗争往往就是这样，生死只在一念间。
在重庆渣滓洞、再到息烽，她经受电刑、老虎凳、夹棍、竹签，无一口供。周养浩诱问她的身份，她冷冷一笑，猛然抬手抽了他两记耳光，令对方当场失色。狱中同志后来回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有人敢扇军统处长耳光，“真解气”。迟迟得不到有价值情报，军统最终下令枪决。
牺牲的消息并未传回延安。她的丈夫李清只听到流言：“张露萍在重庆穿金戴银，恐怕变节了。”他选择沉默，把疑惑埋进心底。解放后，他依然不知道真相；妻子的战斗名，仿佛泥沙中失落的珍珠。
时间来到1981年。组织部启动“战争年代遗留问题”清查，尘封的档案陆续开启。四川、贵州两地的调查组走访幸存见证者，挖出当年稀疏的卷宗，又在息烽旧狱墙上找到了弹孔和刻痕。线索指向一位化名“张露萍”的年轻女党员，但真名、身份、组织关系皆成谜。
文件送到北京，已是1982年春。雷英夫看后，第一时间去拜访时任政协主席的叶剑英。老帅掩不住激动：“张露萍？那不就是‘干一场’嘛！”他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在曾家岩的小院里，那个总爱挥手说“干就完了”的姑娘。叶帅随即提笔写下证明，确认她即余薇娜，1938年10月入党，1939年底由南方局派赴重庆，任务机密，牺牲确凿。
同年9月，重庆日报刊出《敢用耳光教训特务的女共产党员》一文，作者肖鸣锵凭老报人敏锐触角，把她的故事推到公众面前。光明日报紧接着报道，全国读者第一次系统认识这位烈士。1983年，经民政部批准，余薇娜——张露萍——与冯传庆、张蔚林等六人，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11月27日，他们的英名镌刻进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展厅。
1984年，七位烈士遗骨迁葬息烽烈士陵园。翌年清明，72岁的李清在细雨中跪拜长眠的妻子，许久无言。身旁立碑上，赫然刻着“革命烈士张露萍（余薇娜）之墓”。四十年的误解与苦痛，终于在墓前的泥土里沉淀。
张露萍牺牲时，只留下几行小字：“革命未竟，死亦幸矣。愿后继者，慎之慎之。”她曾用音乐鼓舞战友，用智慧撬动敌人中枢，用年轻的生命划出一道光。那声“干一场”，在叶剑英的回忆里回响；在历史档案被重新翻开的一刻，也重新点亮了无数人对那段隐秘斗争的认知。临刑前的歌声早已散入风中，却提醒后来者：有些名字，哪怕等了四十年，也终要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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