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河南洛阳西郊，陈赓率部已经打到城边。解放军攻入七里河，歼灭国民党军第206师两个营，随后又突入西宫，兵锋直逼西关。洛阳城头的守军清晰可见，城内似乎只差临门一脚。
陈赓心里明白，部队连续作战，士气正旺。洛阳又是陇海铁路上的重镇，拿下它，既能控制豫西交通，也能震动中原战局。于是，他再次向中央请示，准备乘胜攻城。
电报很快回来了。
毛泽东没有批准。
命令十分明确：不要把主力投入洛阳，部队立即转向西面，继续歼灭分散在陕州、灵宝、渑池一带的国民党军。
陈赓有些想不通。他后来曾对身边同志说：“洛阳已经到眼前了，为什么还要往西打？”
这并不是陈赓缺少攻城决心。恰恰相反，他是解放战争中善于抓战机的将领。问题在于，毛泽东考虑的从来不只是“一城一地”，而是这座城市在整个中原战场上的位置，以及攻城之后能不能守住。
1947年8月，陈赓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西。此前，毛泽东就对他交代过，豫西是国民党军防守相对薄弱的地带，要避开强敌，寻找空隙作战。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包含着一套完整的作战思路：不与敌人硬碰硬，不急于夺取孤立的大城市，而是不断切断对方的交通、粮道和兵力联系，把敌军从完整体系中一点点剥离出来。
陈赓部队进入豫西后，连续攻占县城，歼灭外围部队，很快逼近洛阳。洛阳守军见势不妙，国民党方面也开始调兵增援。此时如果解放军把主力压到洛阳城下，确实可能形成攻城态势，但同样会把自己置于敌军东西夹击的风险之中。
毛泽东连续发电，要求陈赓改变方向。
陈赓服从命令，部队没有继续撞向洛阳，而是向西展开。结果，这一转身打出了更大的战果。短短半个月，陈赓兵团在豫西、陕东一带歼灭大量敌军，攻占多处城镇，逐步建立起鄂豫陕根据地。
这一仗的价值，不能只看歼敌数字。国民党军原本依托洛阳、陕州等地构成防线，外围兵力相互策应。陈赓向西出击后，等于把这张网从边缘撕开，迫使守军不断调动，洛阳也由一座有外围依托的据点，逐渐变成孤立的城市。
有意思的是，陈赓先后两次逼近洛阳，都被要求离开城下。第一次，是部队刚进入豫西，力量尚未充分展开；第二次，则是已经攻到城边，但外围敌军仍有较强的增援能力。
毛泽东看重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急于把城市插上旗帜。只要敌军主力还在，只要外围交通没有被打断，攻下洛阳也可能只是暂时胜利。一旦敌人从郑州、陕州等方向合围，攻城部队就会陷入被动。
陈赓对此并非没有疑虑，但他还是执行了命令。后来事实证明，豫西两次转向，使陈赓兵团歼敌五万余人，控制了大片区域，也为下一步攻打洛阳创造了条件。
到了1948年初，中原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等部队经过连续作战，逐渐站稳脚跟。国民党军虽然仍占据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却不得不四处救火，兵力调动越来越困难。
2月下旬，陈赓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他认为，可以以陈赓、谢富治兵团和陈唐兵团相互配合，先在郑州、潼关之间制造威胁，诱使敌军出援，再寻机夺取洛阳。
刘伯承、邓小平方面也报告说，敌军部分兵团正在休整，正是发起作战的机会。军委经过研究后，终于改变了此前的谨慎态度。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发电同意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并要求争取在两周左右完成任务。
这一次，时机已经成熟。陈赓部队此前没有贸然攻城，使洛阳外围的敌军遭到削弱；豫西根据地的建立，又让解放军获得了兵员、粮食和机动空间。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的增援体系已经不像此前那样完整，洛阳不再是一个必须用巨大代价硬啃的堡垒。
3月8日，解放军向洛阳发起攻击。守城的是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此前曾大力修筑工事，试图把洛阳建成一座“堡垒城”。城内有地堡、壕沟和交通壕，防守准备不可谓不足。
然而，工事只能增加守军的抵抗时间，却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孤立。解放军突破外围阵地后，逐步压缩城防。经过数日激战，3月13日，洛阳被解放军攻克。
陈赓终于打下了洛阳。
但这场战斗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陈赓当初的判断完全正确，也不在于说明毛泽东一开始“怕打洛阳”。两次不准攻城，实际上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条件。部队需要成长，外围敌军需要被削弱，战场态势也必须从“攻城冒险”转为“攻城有把握”。
据有关电报部署，毛泽东希望作战在两周左右完成。从部队向洛阳推进到攻克洛阳，整个过程基本控制在预定时间内。陈赓亲自经历了这段过程，才真正明白，那两次“不要打”，并不是放弃洛阳，而是在为真正拿下洛阳做准备。
他后来赞叹毛泽东“看得远”，所说的并非一句空泛的感慨，而是一个将领在战场上用战果换来的判断。分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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