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在新中国即将迎来新生的时刻，党中央也在着手筹备解放后的台湾接管工作。
谁来出任解放后的台湾省委书记呢？
当时，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强调，台湾属华东局管辖。因此，台湾省委书记就由华东局提名。华东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台湾省党政机关组成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
当时，舒同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格平任华东局渤海区党委副书记。
党中央同意了华东局的提名。
舒同是一位从江西东乡走出的革命者，一生充满传奇。他五岁习书，十四岁获“神童”之誉，更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笔从戎。
中央选中舒同，绝非偶然。他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在长期革命中展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毛主席曾称赞他是“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还说过“你们山东有个大书法家，舒同啊”，一语道出他的笔墨分量和领袖的信任。
早在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旬邑县。为团结抗战，我方想请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老夫子却称“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毛主席便让舒同以中央名义致信，舒同展纸挥毫，文言骈散间尽显文采与诚意。
老翰林读信后拍案叫绝：“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当即欣然应允出山。这一封信抵得上千军万马，也让中央看到舒同以文化人、化敌为友的特殊本事。这成为后来对他委以重任的重要伏笔。
抗战全面爆发后，舒同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1939年，他与聂荣臻联名回复日军宣抚班长东根清一郎的来信，写就《致东根清一郎书》，情理并茂，刊发于《抗敌报》，被后人誉为“中日关系史上的备忘录”。
通过文字攻心，舒同既宣示民族大义，又松动敌方意志。这种对敌认知战的实践，让党中央更加确信：他是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打开局面的理想人选。所以，当筹划解放台湾后的治理时，舒同自然进入最高层的视野。
内定舒同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看中的就是他知识分子底色和统战实绩。他做过敌工部长，懂人心、擅辞章，又有一手好书法。中央期望他踏上宝岛后，能用中华文化这根纽带，消融隔阂，凝聚同胞向心力。
舒同的书法宽博圆润、外柔内刚，自创“七分半”舒体，极具感染力。设想他若赴台，光凭那笔墨就能跨过语言的樊篱，与各界交朋友，把统战工作做得如春雨润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历史却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骤变，解放台湾的计划被长期搁置。舒同未能渡海履新，而是留在了华东地区。他兼任华东局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等六个职务，办公地点分设南京和上海，不得不频繁奔波两地。
繁巨的工作压垮了他的身体。
严重的失眠让他经常整夜无眠，头疼欲裂时，只能用医生特制的铁头箍勒紧额头来缓解。痔疮发作无法落座，他就找来小游泳圈垫在椅上，咬着牙坚持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
如此忘我强撑一年多，他终于病倒住院。出院后到杭州短暂休养，那是他建国后第一次休假。可即便躺下养病，那道海峡彼岸的使命仍悬在心里，台湾省委第一书记的任命还是纸面上的等待，迟迟未能兑现。
1954年，时移世易，台湾一时难以解放。组织征求舒同意见：是到《人民日报》当社长，还是主政山东？他念及自己在山东抗战和解放多年，跟齐鲁大地情深，更渴望到一线独当一面，于是毅然选择出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在山东，他走遍乡野，兴修水利，在费县许家崖水库下留下每字一米见方的巨幅题字，那是他一生最为满意的作品。
三年困难时期，他餐餐只是一小碗米饭、一盘豆腐和一碗青菜汤，坚决与民同苦，秘书加一点肉末都遭他严厉批评。
他对家人同样严格。儿子舒安下放时想托他打招呼上大学，舒同掷地有声：
“学习的事，要靠自己，我可帮不了你。”
儿子发奋考上西安美院。妻子按政策可随军，他硬是没向组织开一次口，让妻子在西安独自生活几十年。
不论在哪个岗位，舒同始终清廉自守。他常说：
“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还讲究个啥。”
这种艰苦朴素的品格，与他的书法一样，筋丰骨壮，正气浩然。
何香凝曾感叹：
“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
虽然那个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终未成真，舒同也终生未能踏上台湾土地，但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满腹文才毫无保留地洒在了大陆热土上。
后来，舒同成为备受尊崇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1988年更是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为一生功绩画上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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