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连续两场重要会议中都提及新旧动能转换。
7月13日召开的总理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提出，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经济政策中一个重要提法，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该表述频繁出现在顶层文件中。为何“新旧动能转化”再度高频出现于重要会议？释放出哪些信号？对后续的经济政策可能产生何种影响？
8月11日，经济观察报就上述问题专访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他认为，重要会议接连强调新旧动能转换，反映出新旧动能转换已成为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部署宏观政策、谋划中长期发展的重要主线。
罗志恒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过去十年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经济转型既要提前布局，也要保持耐心。今天看到的新产业、新优势，很多来自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培育；今天正在布局的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未来产业，同样需要时间成长。新旧动能转换本质上是一个长期接力过程，关键是不断壮大新动能，同时推动其更好转化为生产率、就业、居民收入和内需，最终实现对传统增长动力的有效接续。
|对话|
经济观察报：近期多次重要会议都提到了新旧动能转换，这意味着什么？
罗志恒：重要会议接连强调新旧动能转换，反映出新旧动能转换已成为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部署宏观政策和谋划中长期发展的重要主线。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主要依靠房地产、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要素投入和低成本加工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边际效应逐步减弱。未来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依靠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和新需求扩张，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新动能已经从局部产业亮点成长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8.4%，反映出新动能的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但也要看到，新动能目前尚未在经济总量、就业吸纳、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财政税收等方面形成全面主导，仍需进一步增强。
再次，新旧动能转换并不是简单地“去旧换新”，而是要同时做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使新动能逐步转化为稳定的市场需求、企业利润、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同时合理把握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产业的调整节奏，防止旧动能过快下滑对投资、就业、地方财政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
经济观察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当下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
罗志恒：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动能快速增长、旧动能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二者能否实现平稳衔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就业、财政以及“十五五”时期的发展基础。
一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结构分化日益明显。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和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部分重化工业仍处于调整之中。由此形成了新兴产业表现较强、传统领域持续承压，经济总量总体平稳但内部结构明显分化的特征。因此，判断经济形势不能只看GDP增速，也不能只看少数新兴产业的高速增长，而是要同时关注新旧动能的规模、增速及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影响。
二是旧动能的调整具有较强的宏观传导效应。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制造业不仅自身规模较大，还广泛关联建筑建材、金融信贷、地方财政、居民资产和就业。旧动能调整形成的需求缺口和风险压力，短期内难以由部分新兴产业完全填补。
三是新动能增长较快，但从产业增长转化为宏观支撑仍需要一个过程。当前新动能已经在生产、投资和出口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竞争力，但一些新兴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其产值增长并不必然同步转化为大规模就业、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财政税收。只有进一步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市场需求、企业盈利和就业增收之间的传导链条，新动能才能真正成长为稳定的宏观经济支柱。
四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对增强内生增长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中国需要减少对外部需求和传统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通过科技创新、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形成更具自主性、持续性和安全性的增长动力。因而，新旧动能转换不仅关系经济增速，也关系产业安全、经济韧性和国际竞争力。
五是“十五五”开局需要尽快明确新的增长支撑体系。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旧动能能否顺利接续，直接关系未来一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就业稳定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因此，政策既要防止旧动能调整过快、多个领域风险相互叠加，也要防止新动能培育过程中出现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和脱离真实需求的产能扩张。
经济观察报：如何界定什么是旧动能、什么是新动能？二者核心划分尺度是什么？是否能以行业赛道简单归类？
罗志恒：新旧动能之分，不在行业新旧，而在增长靠什么驱动。供给方面，看增长动力来自何处：新动能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旧动能则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需求方面，看增长空间来自何处：新动能对接的是渗透率快速提升、市场容量持续打开的新需求，旧动能面对的则是趋于饱和、以存量更新为主的传统需求。按照这一标准，同一行业内部也可能同时存在新旧动能：钢铁行业中，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高牌号无取向硅钢、用于航空航天的高温合金等，属于新动能；而以螺纹钢为代表的普通建筑用钢，则属于旧动能。
新动能行业主要是指依靠技术进步和新需求扩张实现增长的行业，通常具有技术含量较高、研发投入较多、产业带动能力较强和市场成长空间较大的特点。具体来看，可以高技术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为核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要补充，典型行业包括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和新材料等。
旧动能行业主要是指曾经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但当前需求逐步趋于饱和，增长较多依赖投资扩张、资源投入和低成本优势的传统增长链条。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和重化工业，以及传统出口加工等领域，典型行业包括房地产、建筑、煤炭、钢铁、水泥，以及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经济观察报：十年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时期，“新旧动能转换”就被提出。你如何评价当时培育的“新动能”实际起到的作用，哪些实现了预期，哪些低于预期？
罗志恒：总体看，十年前国家对“新动能”的提前布局具有较强前瞻性。新动能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技术突破、产业化到形成规模优势，往往需要较长周期。当前中国在新能源产业、智能制造等领域形成较强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持续布局和政策培育。当年播下的一些“种子”，如今已经成长为支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从实际成效看，一些领域已经较好实现甚至超过当时预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消费、支付、物流、生产和社会运行方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则从早期培育进入规模化、全球化发展阶段，并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和国际竞争优势。
但也要看到，当前新动能发展仍存在一些短板。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形成较强竞争优势，但关键核心技术、基础软件、高端制造等领域仍有待进一步突破；部分新技术、新产业仍处于投入期和成长阶段，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规模化，再到形成稳定的增长贡献，需要较长周期。
回头看，过去十年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经济转型既要提前布局，也要保持耐心。今天能够看到的新产业、新优势，很多来自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培育；今天正在布局的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未来产业，同样需要时间成长。新旧动能转换本质上是一个长期接力过程，关键是不断壮大新动能，同时推动其更好转化为生产率、就业、居民收入和内需，最终实现对传统增长动力的有效接续。
经济观察报：从上一轮新动能培育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什么经验？在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罗志恒：过去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很大程度上依靠税收优惠、财政返还、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在特定发展阶段确实发挥了加快资本和产业集聚的作用，但也容易带来地区间政策套利、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地方财政约束增强，过去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吸引项目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方式需要相应转型。
地方政府的角色，应更多从直接提供优惠、配置资源，转向营造发展环境、完善公共服务和培育产业生态。一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提高政策稳定性、透明度和政府服务效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围绕本地产业基础，补齐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包括交通、能源、算力、工业互联网，以及中试、检测认证、公共技术平台等；三是促进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打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之间的堵点；四是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公共数据和政府采购等方式，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验证和市场机会。地方之间的竞争，也应更多体现为综合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和产业生态的竞争。
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仍可以发挥作用，但需要更加突出市场化、专业化和长期化，重点支持市场机制难以充分覆盖的科技创新、早期项目和产业薄弱环节，避免异化为招商返利工具。地方还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才条件形成比较优势，要因地制宜，而非一哄而上，减少追逐热点和重复布局。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新旧动能转换中，AI（人工智能）被寄予厚望。AI究竟是新动能的“发动机”，还是更多扮演赋能旧动能升级的“改造工具”？在你看来，A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更可能体现在哪个层面：是创造全新的产业和就业，还是提升现有产业的生产效率？
罗志恒：AI既可以成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发动机”，也可以成为推动现有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技术工具，两者并不矛盾。作为一个新的产业领域，AI本身会带动芯片、算力、基础模型、软件、智能终端、具身智能等一系列新产业和新业态，形成新的投资、消费和就业需求。但从更广泛的经济影响看，AI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具有通用技术属性，可以进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
对中国而言，未来一段时期A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能首先更多体现为对现有产业的赋能和生产率提升。中国拥有规模庞大、门类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这为AI从技术突破走向大规模产业应用提供了重要基础。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如果AI能够真正缩短研发周期、提高良品率、降低能源消耗、优化设备运维和库存管理，其形成的生产率效应可能远大于AI产业本身直接创造的增加值。
生产率提升和新产业形成也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过程。互联网早期同样首先体现为信息和交易效率改善，随后才逐步形成电商、移动支付、平台经济等新的产业形态。AI也可能经历类似过程：先作为技术工具嵌入现有产业，在大规模应用中不断形成新的产品、商业模式和产业分工，进一步催生目前还难以完全预见的新产业、新职业和新需求。就业也更可能表现为系统性重塑，一些重复性岗位会受到影响，同时围绕AI开发、应用、运维以及“AI+行业”融合产生新的岗位，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衡量AI能否成为真正的新动能，不能只看AI企业数量、模型数量或者产业规模，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广泛渗透到实体经济，持续带来生产效率提升和商业模式创新。对中国经济而言，AI更大的潜在价值，在于推动大量现有产业实现技术改造和效率跃升，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孕育新的产业、新的需求和新的增长空间。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新旧动能转换最大的风险点在哪里？是技术突破不及预期、旧动能退出过快导致增长断档，还是社会转型成本（就业、收入分化）超出承受能力？如果用一个时间框架来判断，您认为这一轮转换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新动能实质性接棒？
罗志恒：这一轮新旧动能转换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某一个单独因素，而是不同环节的转换速度不匹配，导致的阶段性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新动能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规模化，再到形成稳定的增长贡献，需要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房地产等传统动能已经进入调整阶段。如果传统动能调整较快，而新动能尚未形成足够规模和带动力，就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增长动力不足。因此，关键是把握好转换节奏，在推动结构调整的同时，为新动能成长留出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从中长期看，更大的挑战是能否把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生产率、就业和收入增长。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大潜力，但从技术突破到大规模商业应用，还需要经历成本下降、基础设施完善、人才培养、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成熟等多个环节。与此同时，产业转型会改变就业结构和技能需求，一些传统岗位减少，新岗位对技能要求提高，如果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和再培训不能及时跟上，就可能加大就业和收入方面的结构性压力。
因此，新旧动能转换既要提高“新”的成长速度，也要把握好“旧”的调整节奏，同时提高就业、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政策的适应能力。真正成功的转换，不只是GDP增长来源发生变化，还应表现为新的产业和生产方式能够持续创造投资机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并带动生产率提高和内需扩张，从而形成更加稳定的新增长机制。
从时间上看，这一轮转换仍然需要保持足够耐心。未来3—5年，可以重点观察新动能在生产、投资、就业和居民收入中的贡献是否持续提高；如果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相关改革能够顺利推进，5—10年左右，新动能有望在经济增量中形成更加稳定和主导性的支撑。
（作者 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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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涛
财税与环保新闻部主任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主要关注财税、审计、环保、基建以及PPP等方向。线索请联系：dutao@ee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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