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襄西烽火看历史抉择的重量——荐读《伏川流痕》之三|伏川流痕|襄西

李武兵（北京）

刘真（1913.1.14-2009.1.26），原名刘绂传，“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任荆州省立八中救国会干事。1933年3月在上海加入共青团，后因病回乡,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宜都支部书记、当阳县委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襄西地委宣传部长、襄河地委常委、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襄西中心县委书记兼襄西指挥部政委、江汉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第四行署专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兼宜昌市市长、宜昌地委副书记兼宜昌专署专员、湖北省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78年9月离职休养,2009年1月26日在武昌逝世。

从襄西烽火看历史抉择的重量——荐读《伏川流痕》之三

李武兵

刘真革命老前辈笔下的四个月，是一段被浓缩的革命史诗，更是一幅透视历史转折的微观切片。当抗战胜利的欢呼还回荡在襄西山谷，蒋介石的内战阴云已如洪水般从峨嵋山倾泻而下，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构成了这段回忆最震撼的底色。

文中最动人的细节，是那些朴素的革命愿望：战士想回家生产，妻子盼能睡个安稳觉，这些烟火气的憧憬，与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内战阴谋形成尖锐对比。作者没有用宏大叙事堆砌历史，而是用个人视角的"忧喜交织"，让读者触摸到转折年代的真实脉搏——从对和平的天真期待，到"紧握手中枪"的清醒抉择，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现实教育中完成的蜕变。

更具历史价值的，是文中对党内思想斗争的坦诚记录。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调喧嚣一时，襄西的革命者却在残酷现实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这种清醒，既来自八年游击战淬炼出的生存智慧，更源于对毛主席"筑堤防洪"指示的深刻理解。而文末关于斯大林指示的披露，更凸显了毛主席在历史关头的伟大抉择——敢于抗拒国际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这种勇气正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密码。

刘真革命老前辈的文字，擅长在平实叙述中展现革命者的坚韧与智慧。襄西军民的部署与坚持，不仅是一段地方武装的斗争史，更是整个中国革命在转折关头的缩影：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唯有那些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人，才能最终驶向胜利的彼岸。

日本投降以后

刘真

（摘自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刘真回忆录《伏川流痕》）

日本投降以后，我在襄西，到十二月底离开，四个多月。此后调到天京潜工作一个多月，江汉区党委工作两个多月，一九四六年四月，从应山第一次乘飞机到汉口，向汉口调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团汇报应山协议情况，并执行从汉口送华北解放区接济中原我军的军费到宣化店的任务。我第一次到宣化店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四月。

本节要叙述的是日本投降以后在襄西四个多月的经历。

这四个多月，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从抗日战争过渡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感受到转折的艰难，每天风云变化，人心的激动、幻想、悲观以及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军队的必胜信心和豪迈气概等等，我想全国的革命者都经历了，但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战争是首先从五师打响的，五师的战士、干部感触最深切。并且，我想，襄西的革命军民首当这股巨大的洪水从峨嵋直流下来之冲。这真是惊涛骇浪的四个多月，我有幸在我一生中这样的四个多月，应当把当时的经历和感受写下来。

襄西的战士、干部在得悉日本人已经投降之后，一片欢腾，经过长期的艰难的战争，盼望已久的胜利终于来到了，谁能不喜欢呢。

“我不久就可以回家安心生产了”，一些战士这样想。

“不打仗了，后干什么呢”，一些不想回家的干部在考虑前途。

我日

我问敏克，我年青的妻子：“你有什么想法？”

刚满二十岁，还带着稚气的妻子想了想，她说：“以后好了，我可以睡好觉了。”

她讲的是真话。八个年头，她在游击战争的行军、打仗的生活中，很少睡一个安静的觉。她从十三岁参军，除打仗、行军、学习之外，是很少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更高的生活享受的。

我喜欢她这样的回答，这说明了许多革命战士的善良而朴素的愿望。

然而这些年青的善良的战士，哪里知道蒋介石的那股洪水立刻就要倾泻而下呢？哪里知道蒋介石还要将罪恶的内战强加于中国人民呢？

我们的县、区干部当然没有忘记一九四四年底传达过的毛主席“筑堤防洪”的指示，预感洪水就要来了，互相议论，也来问我：“蒋介石下山来强摘我们栽培的桃子，我们怎么办？”

我是忧多于喜的。我没有经历过内战，抗日时期的摩擦，只是小敲小打，如果打起全国内战，小小的襄西，日子怕不好过。记得我问过当时的三分区司令员张水泉同志，他回答说：

“抗日的八年是艰苦的了，但如果同蒋介石全面地干，抗日恐怕就算是天天在过年（春节)了。”

我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苦头，我想一定是不会重演的了。”

我回答向我提问的干部说：“抗日胜利后是和平还是内战，还难说，到时候毛主席一定有指示的。当前，还是要紧握手中枪，从坏的方面做准备。”

中原军区和分区指示我们，将朱总司令和中原军区令日军向我军投降的文告立即分送日寇各据点，限令日军缴械投降。可是襄西各日寇置之不理，同我军有关系的伪军政人员告诉我们，蒋介石已下令他们坚守原据点，等蒋军来受降，不得将枪械交给新四军。

襄西指挥部研究了敌情后，决定围困石牌日军，开展政治攻势。除了少数伪军政人员投降外，没有战果。

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飞往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在襄西得到这个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先是一阵喜悦，认为和平有望了，冷静下来之后，又是深深的忧虑。主要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蒋介石这个大流氓，他是从来不讲信义的。”

我也是忧心忡忡，直等到看中央通知后（晚了几天才看到），心里稍稍安定一点。

但我和中心县委的同志们都在想，给我们“筑堤防洪”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原有怎样的部署呢？襄西应该怎样办呢？

九月，接到指示，三十三团调汉水以北整编，并叫我到地委听取新的指示。我到襄南后，地委负责同志向我传达了中原局和江汉区党委的指示。大意是，中原我军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应力争扩大中原解放区，力争从日军手里收复成片的广大农村和一些县城，蒋介石军进入武汉和中原地区后，使我军处于有利地位。为此，中原我军计划争取豫鄂边桐柏山区，以江汉和豫西为两翼。整编地、县武装为江汉独立旅，在襄南、襄西准备坚持游击战争。襄西的三十三团整编为江汉独立旅的一个团的一部。襄西要适当集中区乡武装重建县武装。并疏散、隐蔽一部分不能随军行动的干部。

我从地委返回襄西时（刚走过汉宜公路），就遇上如潮水一般的蒋军倾泻而下，大路小路，几乎所有村庄都遇上蒋军。我们同他们联络后，通行还没有发生困难。我向他们探问他们的任务，有的说是接收武汉的，有的说是接收平汉铁路的。他们所到之处，猪、鸡、粮食一吃而空。

我回到县委，立即开会研究如何执行上级指示。决定集中分区乡武装，整编为两个连，一个警卫排，仍然用三十三团名义。

在干部中，后来就称这个武装为新三十三团。

蒋军大军过境后，另一部蒋军接收了荆当钟所有日寇据点。几乎是一夜之间，襄西根据地起了虽在意料之中、但仍然颇为惊人的变化。最大最明显的变化是地主、富农的态度变了，一些逃亡地主回来了，并且扬言要追回几年减租的租子，以前表面老实的中小地主神气了，中农远远躲开我军，一些贫农害怕了。一种不祥之感降到襄西我军战士、干部的心头，暴风云马上要来临的样子。

十月的一天，驻在团林铺的蒋军一个排向我柴家集武装搜索来了，县委决定给蒋军一点厉害，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蒋军一个排。

县委抓紧时间对地方干部进行教育，主要学习了中央八月二十六日的通知。布置了撤退少数县级干部，隐蔽大量区乡干部的工作。根据一九四二年坚持斗争的经验，布置了北山、荆南和当西三个点的坚持工作，作为军队撤离后开展荆当远地区游击战争的依托。六个年头的抗日游击战的经验，使中心县委深深体会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而要把根据地建设成为攻不破的堡垒，根本一条是取得人民的支持。

一九四五年底，我在天京潜时，又派段玉美同志返回北山，把留在我手上的保康、宜城、钟祥四区、远安的地下党关系交给他，还把宜昌、宜都的一些可利用的社会关系也交给他，由他去联系和领导，作为北山的耳目，必要时也可利用这些关系开辟新区的游击战争。

这些部署，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对北山的坚持，对鄂西北创建解放区的配合，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至今我觉得，那时候，在学习和运用中央八月二十六日通知的精神方面是有一定自觉性的。不是中心县委怎么特别高明，而是因为襄西首当从峨嵋山直泻而下的蒋军洪水之冲，这个客观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脑子比较清醒。说实话，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月这一期间的襄西干部，是不相信当时曾喧嚣一时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等等论调的。

九月底，十月初，我们在襄西曾听到一些和平调子：

新四军主力要编国军，地方部队要编保安部队，民兵要解散。

准备参加“国大”、“省、县参议会”的选举，准备竞选县长。要学会和平斗争啊！

有人向我开玩笑，竞选县长，小了！你该竞选“国大代表”。

但这些玩笑丝毫没有影响襄西的干部，我们整天整夜想的是打游击、生存、发展。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回到延安，襄西的战士、干部松了一口气，大家喜之不胜。双十协定发表了，我们在襄西看到这个文件之后，愈加相信襄西的种种部署是做对了。这年十二月底，襄西新三十三团和大部分县区干部奉命向襄北撤退，我们的撤退工作有条不紊。王展同志在这次复杂的工作中表现了他的坚强意志和组织才能。

我到天京潜（即天门、京山、潜江三县交界的地区，在汉宜路南，汉水以北）中心县委之后，才知道中原军区正按原定的开辟桐柏山区为根据地的计划行动，并攻克随县、沔阳两个县城，我军前锋已到襄樊东郊。不久又听说双沟（在樊城东）战役没有打好，全军计划东进。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令下了，我军除皮定钧旅东进与军部会合外，主力即五师三个旅和三五九旅到达平汉铁路以东、从河南新城到黄陂、河口以北的地区，军区首长在宣化店。王戴（王树声、戴季英）纵队和江汉军区（军区首长是贺炳炎、郑绍文、廖汉生、文敏生等）部队则在桐柏以南、汉水以北的地区，军区司政两部在安陆集和桑树店。这时蒋军已接管了平汉铁路、汉宜公路、大别山区所有铁路、公路及县城。中原我军周围有蒋军三十余万，但看来还没有完全部署好。

停战令后，我被调到汉江区党委任统战部副部长，奉命去安陆县城和蒋军联络，探其军情，我发现安陆集驻蒋军一个师，而抗日期间日军在安陆不过一个大队。

蒋介石在中原意欲何为，不必是军事家也能够一眼看穿的。

当然瞒不过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

直到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我才知道，从日军投降到五师突围这段时间里，不仅党内发生过“和平民主新阶段”之类的和平幻想，而且更严重的是斯大林以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威望，指示我们党同蒋介石和解，不惜一切代价。

斯大林说：“如果中国发生全面内战，中华民族就要灭亡。”

在得到美帝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四百万大军的其势汹汹的威胁、压迫之下，在党内少数动摇者的干扰下，又加上斯大林的指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关头，在这个民族兴亡的关头，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作出了英明的决策，领导和指挥全党全军，争取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完全彻底的胜利。

握有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把斯大林也吓住了）不在话下！

在当时是现代化美械装备的四百万蒋军不在话下！

敢于抗拒斯大林的指示！

这是多么伟大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啊！

五师在这场斗争中，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配合华北战场作战的任务。代价本来是可以少付的，只是因为党内还有庸才的动摇以及某些人不顾大局的行为，才使五师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七八十。

襄西党在这场斗争中，不是失败者，荆门北山的儿女在叶云、王展等同志领导下，坚持了三年的反蒋的革命游击战争，孤军奋战，直到大军南下，完成了自己的艰巨任务，在五师的历史上写下了应得的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