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芬敲开我家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袋用红色塑料袋装着的土鸡蛋，眼眶红肿，头发有些凌乱。那是高三上学期刚开学的一个周末傍晚，楼道的感应灯忽明忽暗，映着她那张写满焦虑和讨好的脸。
她是我楼下的邻居，平时碰面只是点头之交。我知道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在附近的一家超市做主管，独自抚养着读高三的儿子浩宇。我也知道，她对浩宇的期望极高，因为无数个夜晚，我都能隔着楼板听到她因为浩宇成绩不理想而发出的尖锐训斥声。
那天，她站在门外，局促地搓着手，近乎哀求地对我说，林老师，我知道您以前在市重点教过高中数学，您能不能发发慈悲，帮帮我家浩宇？这孩子这次月考数学才考了六十多分，再这样下去，连个二本都考不上，我这辈子就全完了。
我当时已经辞去一线教师的职务，转到了相对轻松的教研岗位，主要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刚上初中的女儿，我本能地想要拒绝。因为高三的数学补习不仅牵扯极大的精力，而且现在对在职教师有严格的规定，即便我是免费帮忙，一旦被误解也惹来一身麻烦。
但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又想起了楼下那个总是低着头、走路贴着墙根的瘦高男孩。浩宇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每次帮我按电梯都会轻声叫一句林阿姨。我叹了口气，把那袋土鸡蛋推了回去，对她说，鸡蛋你拿回去给孩子补身体。
我可以每周日下午抽出两个小时给浩宇讲讲题，理一理思路。但我先说好，我不收任何费用，我也不是开辅导班，只是邻里之间帮个忙。另外，学习这种事，我只能尽人事，你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赵玉芬当时激动得几乎要给我跪下，连声说遇到了贵人。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浩宇准时敲响了我的门。他背着沉重的书包，坐在我书房的椅子上时，整个人的肩膀是垮的，眼神游移，不敢和我对视。我没有急着让他做题，而是拿过他的试卷看了一遍。错的都是基础题，大题基本只写了一个“解”字。
我问他，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脑子一片空白，连平时背熟的公式都想不起来？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惊讶，随后默默地点了点头，眼圈渐渐红了。
我太熟悉这种状态了，这不是智力问题，这是长期的极度焦虑导致的思维木僵。赵玉芬每天的高压政策，让他对数学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他不怕做不出题，他是怕做不出题后母亲那张绝望而愤怒的脸。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改变了策略。我没有给他布置任何额外的难题，而是从高一的课本开始，带着他重新梳理知识树。我教他怎么拆解题目，怎么在遇到卡壳时深呼吸放松。在我这里，做错题不会挨骂，我会和他一起分析是哪一步出了逻辑漏洞。
渐渐地，浩宇在我家的这两个小时成了他一周中最放松的时刻。他的背脊挺直了一些，偶尔还会主动跟我探讨一题多解的方法。期末考试时，他的数学成绩奇迹般地提高到了九十五分。虽然距离高分还有差距，但这已经是及格线上的突破。
赵玉芬高兴坏了，逢年过节就在我家门口放些水果。但我慢慢发现，随着浩宇成绩的提升，她的心态发生了一种微妙且让人不适的变化。她不再满足于“及格”，她开始奢望“高分”。
进入高三下学期，高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减少，赵玉芬的焦虑再次像野草一样疯长。她开始对我指手画脚。有几次，她借着接浩宇的机会，站在我书房门口，看着桌上简单的基础教辅，忍不住开口说，林老师，我看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刷高考冲刺密卷，您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基础题啊？现在的题出得那么活，不练难题怎么拿高分？
我耐着性子向她解释，浩宇的地基还不牢固，盲目刷难题只会让他重新陷入自我怀疑，现在的关键是保证中低档题不丢分。
赵玉芬表面上点头称是，但我能看出她眼底的不甘和怀疑。她甚至开始在深夜十一点给我发微信，拍下一些来历不明、偏怪难的数学题，让我马上写出详细步骤发给她，说要让浩宇连夜做完。为了孩子的作息，我严词拒绝了她，并告诉她如果继续这样逼迫孩子，我之前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那次交涉后，赵玉芬对我冷淡了许多，但依然每周把浩宇送来。只是浩宇的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差了，他手指上的倒刺被他咬得血肉模糊，做题时手都在微微发抖。我知道，赵玉芬在家里一定又加倍施压了。
五一假期，我妹妹因为要去外地出差，把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送到我家暂住几天。两个外甥女正在读高一，平时活泼好动，那天下午正好缠着我给她们讲物理题。我们三个坐在客厅的餐桌上，有说有笑地画着受力分析图。
好巧不巧，那天赵玉芬提前来接浩宇。门没关严，她直接推门进来了。看到客厅里多了两个陌生的女学生，桌上摊满了试卷，她的眼神瞬间变了。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目光，有震惊，有狐疑，还有一丝隐秘的愤怒。
她干笑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哟，林老师，您这挺热闹啊，生意做得很红火嘛。我皱了皱眉，解释说这是我妹妹的孩子，周末过来住两天，顺便辅导一下功课。
赵玉芬扯了扯嘴角，没再说什么，只是催促浩宇赶紧收拾书包回家。走的时候，她连招呼都没跟我打，门摔得震天响。浩宇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无奈和歉意。
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当是她又犯了焦虑症。但我万万没想到，人心的幽暗和自私，能扭曲到那种地步。
五月中旬的一个工作日，我正在单位整理一份重要的教研报告。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突然找到了我。他们面容严肃，把我请到一间空会议室，拿出一份厚厚的举报材料放在我面前。
材料里详细记录了我在每个周末下午，于自家住宅内进行“有偿违规补课”的所谓“事实”。更让我遍体生寒的是，材料里附带了几张照片，是从我家防盗门缝隙和对户楼梯转角偷拍的。照片里，有浩宇进出我家的背影，还有五一那天，我辅导两个外甥女的画面。
举报信里言之凿凿地说我打着免费的幌子，实际上在暗中招揽学生，收费高昂，严重违反了师德师风和当下的教育规定。
我浑身发冷，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被毒蛇咬了一口的荒谬感和背叛感。
我积极配合了调查，我提供了浩宇母亲从来没有转账记录的证明，甚至调出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我从一开始就声明是免费帮忙。我又联系了妹妹，出具了户口本和亲属证明，证实那天客厅里的两个女孩是我的亲外甥女。
调查结果很快水落石出，教育局证明了我的清白，只对我进行了口头提醒，让我以后注意避嫌，尽量不要在家里进行这种容易引起误会的辅导。
从单位出来的那天下午，阳光很刺眼，我却觉得彻骨的寒冷。我去了一趟社区居委会，找了平时关系不错的网格员小李。我甚至不需要多问，小李就叹着气告诉我，那个匿名举报的电话，就是用我们小区旁边公共电话亭打的，监控还拍到了赵玉芬的身影。
我回到小区，直接走到了赵玉芬家门前，用力敲开了门。她看到我时，眼神明显闪躲了一下，随后强装镇定地问我怎么了。
我没有拐弯抹角，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为什么？我免费教了你儿子八个月，从来没有收过你一分钱，你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偷拍我，举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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