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十一点多，村口路灯坏了。
我骑着三轮车赶到时，婆婆蹲在石墩上，脚边一个编织袋，怀里抱个红布包。
大哥周洋站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说：“人你接走吧，以后别喊我。”
婆婆抬起头，看见我，嘴唇哆嗦了一下。她没哭，但眼眶红的。我从来没见她那样看过我。
那根拐杖，是后来才有的。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根拐杖会陪她八年，也不知道，八年后我会亲手把它收进柜子里。
01
那天晚上骑车回家，风大得吓人，吹得路边的杨树哗啦啦响。
婆婆坐在车斗里，把红布包搂得紧紧的。
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也不腾手去理。
我骑到上坡路段，车身晃了一下，婆婆“呀”了一声。
我赶紧把住车把，回头喊了一声：“坐稳了！”她没说话，但腾出一只手，抓住车斗边沿。
我那时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这个老太太，三个儿子，到头来蹲在村口等来的，是老三媳妇的三轮车。
到家的时候，周承站在门口等。
他看见他妈，愣了半天，叫了一声“妈”，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转身进屋，倒了一杯热水端出来，递到他妈面前，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婆婆接过水杯，低头喝了一口，也没说话。
两个人站在灯底下，中间隔了十几年的距离。
我站在旁边，什么也没说，进屋去收拾床铺里屋那张床，是几年前我娘家陪嫁的一张旧床，床板有点塌，我在上面垫了两床棉被，铺得厚厚实实的，又翻出一床新洗过的被罩套上。
婆婆端着水杯站在门口，看着我一通忙活，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没有出声。
我铺好了，回头说：“妈，您先歇着，我去烧点热水给您泡泡脚。”她“嗯”了一声，声音很低，像怕吵着谁似的。
灶台那边，我烧了一锅水。
等水开的功夫，我靠在灶台边上，脑子里转着刚才的事儿。
大哥把妈赶出来了，二哥连面都没露。
周承呢？
他站在门口，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硬话。
他从小就被两个哥哥压着，早习惯了不争不抢。
可那是他妈，他就这么看着？
我知道怨不得他，他就是这么个人。
烧开了水，我兑好温度，端进里屋。
婆婆坐在床沿上，脚上是一双黑布棉鞋，鞋底沾满了泥。
我蹲下去，帮她把鞋脱了，袜子一褪下来，我愣住了。
她脚踝骨肿得老高，青紫一片，走路都费劲。
我伸手碰了一下，她疼得缩了一下脚。
“怎么肿成这样？”我问。
“老毛病了，不碍事。”她嘴上说得轻描淡写，可我按下去的时候，她牙关咬得紧紧的。
我把她的脚按进热水里，水有点烫，她嘶了一声，然后就没再动。
我一边给她搓脚，一边在心里骂周洋不是东西。
妈都这样了，还把她赶出门。
水温慢慢降下来，我用毛巾给她擦干，帮她换上干净的拖鞋。
她坐在床沿上，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鼻子轻轻吸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
“你先歇着，有事喊我。”我把水端出去倒了，正准备关灯，听见她说：“那房子，我本来是想留给你的。”
我的手停在灯绳上。她坐在床沿上，红布包抱在怀里，低着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没接话，拉灭了灯，轻轻带上了门。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电话就响了。
大哥周洋打来的：“老三媳妇，妈在你们那儿了，往后吃药看病的钱，都是你们的事。到时候别来找我。”我没好气地说：“大哥，你这话应该等我把妈接进门的时候说，你昨天怎么不说？”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该管的时候不管，现在人我接回来了，你倒跑来说风凉话。”我说完就挂了，胸口一股火气窜上来，又压下去。大清早的，不值得。
婆婆已经醒了，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听着我打电话，什么都没问。
她扶着墙站起来，慢慢走到小卖部门口，在塑料凳上坐下，看着街上，不发一言。
那身影瘦瘦的，孤零零的，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旧物件。
我看了她一眼，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婆婆刚来的头一个月，几乎不怎么说话。
她就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塑料凳上，看路过的人。
有人问她：“周婶子，怎么搬到老三这儿来了？”她就嗯一声，也不解释。
她也开始帮我干活。
扫地，扫地扫得很仔细，连墙角缝里的灰都要抠出来。
理货架，按大小个排得整整齐齐，比我摆得都规矩。
我进货回来，她就坐在柜台后面，帮我看着摊子，有人来买东西，她拿不准价格的，就等我回来说。
她腿脚不好，蹲上蹲下费劲，我就让她坐着看店。
她嘴上不说什么，但每天傍晚会把零钱理得整整齐齐，放进铁盒里。
“账要对上。”她说。
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好像把这儿当家了，就得出份力似的。
有一天晚上，我从外面进货回来，看见婆婆坐在门槛上，拿着根木棍在地上画圈。
我问她画啥。
她说：“算算老宅能赔多少。”我没往心里去，说：“赔多赔少的，跟咱有什么关系。”她停了手，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去画圈。
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这笔钱后来会把一个家搅得天翻地覆。
又过了几天，婆婆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白天还好，一到夜里就咳，咳得一间屋子都能听见。
我听着那声音，心里揪得慌。
半夜我起来倒水，看见她屋里的灯还亮着。
我走过去，透过门缝看见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红布包，摩挲来摩挲去，像捧着一件放不下的东西。
我敲了敲门：“妈，还没睡？”她慌慌张张把红布包塞到枕头底下，说：“就睡了，就睡了。”灯灭了，屋里安静下来。
我站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回屋。
那时候我隐约觉得，婆婆心里头藏着事。
02
婆婆腿疾是春末那会儿彻底犯的。
有一天早上，我去喊她吃饭，喊了两声没人应。
我推门进去，看见她坐在床沿上，裤腿挽到膝盖上面，正对着自己的膝盖发呆。
那只膝盖肿得发亮，皮肤绷得紧紧的，像一个熟透的桃子。
“你坐在这儿多长时间了？”我问。
“也没多久。”她说着想站起来，手撑着床沿一使劲，膝盖发出一声响，人差点往前栽过去。
我一把扶住她，她疼得脸色都变了，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没二话，转身去推三轮车。
“妈，走，去医院。”她坐在床沿上说：“医院贵，不去了。我去药店买点膏药贴贴就行了。”我说：“你要是一直拖着，落下病根，将来花钱更多。”她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见我脸色不太好，就把话咽了回去。
我扶着她上了三轮车，她坐在车斗里，怀里抱着那根用来当拐杖的木棍，脸上有点过意不去，跟我嘟囔了一句：“麻烦你了。”我没理她，蹬上车，往镇卫生院去了。
医院排队排了大半晌。
我扶着她挂号、上下楼看诊、拍片子，一顿折腾下来，她靠在走廊的长椅上喘气。
医生看了片子，说是骨关节炎，膝盖里有积液，得好好养着。
开了药，又叮嘱，尽量少让膝盖承重，最好配一根拐杖。
从医院出来，我没直接回家，拐进了镇上的医疗器械店。
我在柜台前挑了半天。
老板拿了几根出来，有几十块钱的，也有一百多的。
几十块的那种一看就轻飘飘的，怕用不住。
我掂了掂那根一百二的，铝合金的，不重，把手做得也圆润，不会硌手。
我咬了咬牙，付了钱。
那时候小卖部生意一般，一百二不算小数目，但想想婆婆疼得路都走不了，这笔钱不能省。
我拿着拐杖走出店门，婆婆坐在三轮车上等着，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愣住了。
我递过去：“试试。”她接过来，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用手摸了摸把手，又小心翼翼的在地上戳了两下：“乱花钱。”嘴上这么说着，可那天下午回到家，她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
从屋里走到小卖部门口，又从门口走回屋里，走了一遍又一遍，步子很慢，却走得很稳。
“看，不晃。”她说了一句，声音里透着一股难得的高兴。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她的样子，心里涌上一阵说不清的东西。
这根拐杖，她后来一拄就是八年。
婆婆用了拐杖之后，能走的路更远了一些。
她开始在附近转悠，去菜市场买菜，去街口打酱油，跟邻居大妈聊几句天。
但她走不远，走个百来米就得歇一歇。
周承那时候在工地，两个月才回来一趟。
他回来的那天，看见婆婆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红着眼进了屋。
晚饭他没吃多少，一直低着头扒饭。
吃完一碗，又去盛了一碗，回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
饭后，我收拾碗筷。婆婆在里屋坐着，拐杖靠在床边。周承站在灶台边上，半天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说：“她是你妈。”他说：“我知道。”
晚上，婆婆从里屋拄着拐杖出来，手里拿着那个红布包。
她走到我面前，递过来：“你收着。”我打开一看，里面是老房本，纸页发黄，边角卷了起来。
我愣住了，把红布包推回去：“这是你的东西，你自己留着，放在我这儿算怎么回事。”她又推过来：“我眼睛花了，搁你那儿，放心。”
“你就收着吧。”周承在旁边说了一句。
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婆婆。
她看着我，目光平静，拿着房本的手伸在半空中，没有收回去。
我把红布包接过来，放在柜子的最上层。
“我替你保管，等你想拿的时候，随时来找我拿。”我说。
婆婆别过头去，咳嗽了一阵子。
那阵子她咳嗽越来越频繁了，我提议去医院拍个片子。
“看什么看，老毛病，喝点热水就过去了。”她摆摆手。
我也没坚持。后来我总在想，如果当时我坚持带她去拍了片子，是不是后来的所有事都会不一样。
03
拆迁的消息正式下来，是第三年的冬天。
那天傍晚我进完货回来，远远就看见小卖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面包车。大哥周洋穿着一件皮夹克，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箱牛奶，正跟婆婆说话。
我停好三轮车，搬着货还没进门，周洋就笑着迎上来：“老三媳妇回来了。我来看看妈。”我“嗯”了一声，搬着货往屋里走。
他跟在我后面，语气热络得让人不习惯：“看妈在你们这儿住得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我放下货，转过身看着他，没接话。
他自己找个凳子坐了下来，二郎腿一翘，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吐了口烟，才慢悠悠地说：“拆迁指标下来了。妈名下那块老宅，我打听了，按现在的行情，少说这个数。”他说着伸出两根手指比了比。
我没搭话。
他继续说：“我今天来，就是跟妈商量商量，看看这片地接下来怎么弄。是等着统一赔付，还是私下找路子，这中间的区别可不小。”他看了看里屋方向，压低声音：“妈一个老太太，能懂什么。这种事还得我们兄弟出面办。老三在外头打工，平时也顾不上这些，你说是不是？”
我看了他一眼：“大哥，这事你跟我说不着。你做决定之前，先问问妈自己是什么意思。”周洋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
他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语气换成了另一种调子：“妈，您看您也在这儿住了好几年了，总让老三媳妇照顾着，我这当儿子的心里头过意不去。要不您搬到我家去住吧，房子宽绰，您住着也舒坦。”
婆婆坐在屋里，拐杖靠在腿边，没有抬头：“我在这儿住惯了。”周洋的脸僵了一瞬，又笑道：“行行行，您先住着。不过老宅的事，咱们一家人还是得坐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回身看了我一眼，慢悠悠地说：“妈住哪家，将来老宅的事，就归哪家说了算。”说完，他头也不回地钻进车里，发动引擎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车子开远的影子，心里一阵说不出来的别扭。他说那句话什么意思？怕我贪了婆婆的钱？还是怕我插手老宅的事？
那天晚上，婆婆坐在灯下，把红布包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
老房本边缘都卷了起来，她一遍一遍地摩挲着，像是在跟它说话一样。
我端了热水进去，准备给她泡脚。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脚伸进盆里，而是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彭莲，你说，这钱，烫手不烫手？”我愣了一下：“钱不烫手，人心才烫手。”她低下头，半天没吭声。
脚放进水盆里的时候，水已经温了。
过了几天，我去镇卫生院买药，路上碰见大嫂吕娉。
她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头发烫着卷，正跟人站在卫生院门口聊天。
看见我，她笑着迎上来：“老三媳妇，来买药啊？”我说：“是啊，婆婆膝盖的药。”
“那个药贵不贵？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她问道。
我说：“不算贵，能负担。”她点点头，又说：“哎，我跟你说，妈住你们家那么久了，我们心里其实挺过意不去的。等她这边住腻了，你就跟我说一声，我接她过去住几天。”她嘴上说得漂亮，可那话里透着一股试探的味道。
我没接这个茬。
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就打听了老宅的补偿标准，心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精。
她是在怕。怕婆婆住在我家，将来老宅的好处落到我头上。她不知道的是，婆婆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心思。或者，婆婆早就动了，但她没有说。
04
一百八十万。补偿款打到婆婆账户的那天，二哥周磊来了。
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衫，头发油腻，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两斤苹果。他把苹果往柜台上一放，笑着说：“老三媳妇，我来看妈。”
那两斤苹果，个头不大，皮还有点蔫。
我没说话，指了指里屋。
他进去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像是哭过。
他自己也没走，拉了个凳子坐在门口，手抄在裤兜里，看着街对面发呆。
我问他：“中午在这儿吃吗？”他说：“吃。”又停了一下，说：“老三媳妇，你知道吗，我欠人钱了。高利贷，利息跟滚雪球似的。再不还，他们说要卸我的腿。”我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中，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他没看我，眼睛盯着地面，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妈这辈子没什么钱，这笔拆迁款是最后一口吃食了。我知道，但我要是不还钱，这个家就完了。”
我放下杯子：“你欠了多少？”他伸出四根手指：“四十来万。”我沉默了好一阵子。
那顿饭，我做了三个菜。吃饭的时候，二哥给婆婆夹了两次菜。婆婆没说什么，也没吃他夹的那些菜。她只是低头慢慢地吃着自己面前的米饭。
饭后二哥走了，把两斤苹果留在了柜台上。我拎了拎，轻飘飘的，大概不到两斤。第二天苹果就蔫了，我又放了两天，最后还是扔了。
三天之后，三个儿子全来了。
大哥穿着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
二哥穿着那件皱巴巴的夹克衫，缩着脖子坐在边上。
周承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没舍得抽。
大嫂吕娉穿着一件新买的羊绒大衣，在屋里来回走动，二嫂董秀丽则坐在角落，不停搓着双手。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这一屋子人。
婆婆从里屋拄着拐杖出来。
她走得很慢，拐杖一下一下敲在地上。
她走到桌子边，坐下来，把那根拐杖靠在椅背上，环视了一圈她的儿子们。
“钱到账了。”她说。
05
三个儿子同时向前倾了倾身体。
大哥先开口：“妈，长子如父。这笔钱，怎么分，怎么用，我不能不管。”二哥立刻接话：“哥，你这话就不对了。什么叫长子如父？爸走了这么多年，你管过妈吗？”
大哥脸一沉：“你什么意思？”二哥说：“我的意思是，你嘴上说得好听，可这么多年，妈住在谁家？你去看过妈几次？”大哥拍了一下桌子：“你还有脸说？你欠的钱怎么还？妈的钱到你手里，能留下一半我都不信！”
“你少在这儿放屁！”二哥也站了起来。
两人隔着桌子对吵，声音越来越高。
大嫂在旁边帮腔，二嫂也不甘示弱。
客厅里吵成一锅粥，什么难听话都出来了。
我站在他们中间，看着他们你来我往，一言不发。
吵架的间隙，我偷眼看向婆婆，她还坐在那把旧木椅上，拐杖横在膝盖上，两只手搭在拐杖把手上，指头攥得发白。
她看着眼前一切，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口了。
声音不大，没有一丝颤抖。
但客厅里仿佛瞬间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所有人都看向她。
“钱到了，按人头分三份，你们三个，一人一份。”她说。
大哥的嘴张了张，又闭上。
二哥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张了张嘴，被大嫂扯了一下衣角，才悻悻收声。
婆婆没有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她扶着拐杖站起来，慢慢往屋里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明天来拿卡。”
那晚，周承坐在院子里。
他没有进屋，在院子角落的石阶上坐着，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良久才问：“你怎么想？”他闷着头，半天才说：“妈的钱，她想给谁就给谁。”
我问：“你心里不难受？”他拿烟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说：“难受也没用。”我站起来要走，他忽然拉住我的手：“彭莲，委屈你了。”他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谁听见一样。
我没有回答。
回屋的路上，我路过婆婆的房门口。
门没关严，留了一道缝。
她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那个红布包，已经空了。
房本在她手里握着，她摩挲着，久久没有松开，那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单薄。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在乎那180万吗？
说不在乎是假的，谁跟钱有仇？
但我心里最堵的，是她那眼神。
她在分钱之前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像是愧疚，又像是决绝。
我总觉得她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
第二天，雨下了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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