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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印象里第一次打疫苗是什么时候?相信很多人都答不上来。从出生的第一针开始,疫苗就成了我们人生里的 “健康标配”,平常到我们几乎不会留意它,更不会去深究父母那辈人嘴里常念叨的“出疹子”、“痄腮”、“长水痘”等等,能让一整个院子的小孩全部倒下的传染病,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好像集体哑了火,从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它们不是凭空蒸发的。那些我们早已淡忘的、儿时挨过的预防针,正是挡住这些烈性传染病的屏障。而在这场围剿传染病的漫长战役里,站着一位不为人知的巨人。这个人一生带领团队研发了超过40种疫苗,全球14种儿童必打疫苗里有9种是他的发明,他每年挽救的生命以百万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评价他"拯救的生命也许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科学家都多"。他就是莫里斯·希勒曼,被誉为"现代疫苗之父"的传奇科学家。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中的《疫苗的故事》。作者保罗·奥菲特本身就是一位疫苗专家、儿科医生,他曾与希勒曼并肩工作,在这位伟大科学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深入访谈,写下了这本既是个人传记、也是200年公共卫生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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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三个部分为您解读这本书。

1.从农场少年到科学家

1.从农场少年到科学家

1919年,希勒曼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个农场。然而,在他出生第二天,母亲便因难产离世,双胞胎姐姐也未能保住,这让希勒曼自幼便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也埋下了他对抗疾病的种子。此外,希勒曼从小在农场长大,每天和牲畜、家禽打交道,他渐渐对生物学产生了一种最朴素、最接地气的兴趣。凭着这股好奇心和韧劲儿,他考上了芝加哥大学,师从病毒学泰斗威廉·梅斯特。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观察、提问、验证。这套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上童年对生命的敬畏,成了他日后攀登科学高峰的坚实基础。

毕业后,希勒曼进入施贵宝公司研发流感疫苗。当时的流感疫苗有个老大难问题:过敏。因为疫苗是用鸡蛋培养的,里面难免残留鸡蛋蛋白,很多人打完起疹子、发痒,大家都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希勒曼没妥协,他反复试验,终于改良了生产工艺,大幅降低了疫苗的致敏性。这是他第一次展现出科学家的洞察力:别人眼里的"无解",在他看来只是还没找到办法。

希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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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曼

1941年二战爆发,希勒曼加入美国陆军,负责监测流感病毒变异。那时的流感疫苗总是头一年还管用,过两年就"失灵"了。希勒曼直觉认为问题出在病毒身上。他收集了大量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病毒样本,逐一比对,终于发现: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发生微小变异,就像不断换造型,让免疫系统认不出来。他把这个现象命名为"抗原漂移"。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流感防控。既然病毒年年"换脸",疫苗就得年年更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年秋天都要打一次新的流感疫苗。

2.走上科研巅峰

2.走上科研巅峰

1957年至1980年,是希勒曼科研生涯的巅峰时期。他先后攻克了腮腺炎、风疹和乙肝三大疫苗难题,每一次都不仅是科学上的突破,更伴随着情感与伦理的双重考验。

1963年,希勒曼五岁的女儿杰里尔·林恩患上腮腺炎。作为父亲,他心中自然担忧;但作为病毒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活体样本。他立即前往药店购置采样工具,从女儿的咽喉处采集了病毒标本。这一做法后来成为疫苗史上著名却颇具争议的事件。有人认为此举不近人情,女儿生病仍想着采样。但希勒曼表示,他从未有过犹豫,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女儿,更是每年数十万可能因腮腺炎后遗症而失聪或丧失生育能力的儿童。此后,他将从女儿身上分离的病毒株逐步减毒驯化,培育成安全的疫苗株,并以女儿的名字命名为"杰里尔·林恩"株。1967年,腮腺炎疫苗获批上市,全球发病率大幅下降。

腮腺炎疫苗研制成功后,风疹疫情又接踵而至。风疹本身症状轻微,但孕妇感染后可能导致胎儿先天性白内障、耳聋、智力障碍等严重缺陷。希勒曼临危受命,却面临一个伦理难题:培养风疹病毒所需的WI-38细胞系,来源于一次合法堕胎的胎儿肺组织。在他看来,和伦理争议相比,拯救生命更为重要,希勒曼最终还是选择使用该细胞系。疫苗成功问世后,先天性风疹综合征几乎绝迹,但相关的伦理争议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希勒曼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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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曼和助手

难度最大的是乙肝疫苗。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乙肝病毒无法在实验室培养,传统路径行不通。希勒曼提出新思路:既然无法培养完整病毒,何不直接提取病毒表面的抗原?他决定从乙肝携带者的血液中提纯这种抗原。这一想法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从人血中制备疫苗的安全性遭到广泛质疑。希勒曼顶住压力,经过严格的灭活、提纯和大量临床试验,最终以确凿的数据证明了方案的可行性。世界上第一支乙肝疫苗由此诞生,同时也是人类首支能预防癌症的疫苗。此后,基因重组的第二代疫苗问世,渐渐彻底摆脱了乙肝疫苗对人血的依赖。

3.晚年的困境与争议

3.晚年的困境与争议

如果说前二十年是希勒曼的科研巅峰,那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则充满了无奈与沉重。这位科学巨人面对的不再是病毒,而是复杂的人性与世俗偏见。

第一重困境来自商业利益。1970年代末,希勒曼想要推行水痘疫苗,这个疫苗在技术上早已成熟,但董事会却提出了种种质疑。水痘大多能自愈,家长愿意花钱吗?疫苗需要超低温冷链,成本太高,可能亏本;还有打了会不会增加成年后带状疱疹的风险?换作别人可能就放弃了,但希勒曼没有。他用了近二十年,反复组织临床试验,用数据逐一回应质疑。即便退休后,他仍在为这支疫苗奔走。直到1995年,水痘疫苗终于获批上市,发病率大幅下降,所有担忧都被事实击碎,希勒曼用二十年的耐心和数据战胜了资本源于商业利益的短视。

第二重困境更为沉重。1998年,英国医生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发表论文,声称希勒曼研发的麻腮风疫苗会导致自闭症。79岁的希勒曼公开驳斥,指出研究样本量过小、缺乏对照组、无法证明因果关系,这篇论文后来也被证实严重造假。可在恐惧面前,逻辑显得不堪一击。疫苗接种率骤降,已被控制的麻疹卷土重来,甚至有孩子因此丧命。而这位一生都在救人的科学家,晚年竟收到了反疫苗群体的死亡威胁。

2005年,希勒曼去世,享年86岁。令人唏嘘的是,他直到去世前也没能亲眼看到论文被撤稿,也没能看到疫苗被彻底平反。他战胜了病毒的千变万化,扛住了商业利益的多年围堵,但最后,却倒在了人心因恐惧而产生的误解里。科学可以击败疾病,但要击败误解和偏见,或许需要更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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