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没有公开“露面”的刘翔，因为退役运动员安置的问题而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
8月26日下午，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刘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碰到一个难题，希望让网友们给他提供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
在这个提问的帖子中，刘翔用了自己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照片作为配图。在这届奥运会上，刘翔以12秒91夺得男子110米栏金牌，拿到中国男子田径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凭借这枚载入中国体育史册的金牌，刘翔成为了中国体育的旗帜性人物之一。
由于伤病原因，刘翔未能在随后的两届奥运会上重现雅典的辉煌。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跟腱伤势在预赛退赛。四年后的伦敦，他又在预赛第一栏摔倒未能完赛。连续两届奥运会的失意，让刘翔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刘跑跑”甚至一度成为部分网友攻击他的标签。
2015年4月7日，刘翔在微博发布了“我的跑道，我的栏”的2300字长文宣布退役。这篇长文解释了自己因为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伤病就加重了，“但只是带伤忍痛上场，原因是我不想人们再骂我是懦夫、是临阵脱逃的‘刘跑跑’。”刘翔在这条退役微博中写道。
如今的刘翔也不再甘当“懦夫”——退役11年后，当上海市体育局因为退役安置问题与刘翔“摊牌”时，这名中国体育旗帜性人物决定将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与就业困境，再一次置于聚光灯下。
又是退役运动员引起热议
这并不是退役运动员首次因为安置问题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
前有曾经获得体操世界冠军的张尚武上街卖艺，后有体操国家队运动员吴柳芳因为负债问题在社交网络跳起了擦边舞。这些都是无数退役运动员们的其中一面。
但刘翔与上述这些退役运动员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在退役后并不存在生存难题。作为中国体育的功勋人物，刘翔在巅峰时期的代言超过了1亿元。
根据央视在2008年的报道，2006年-2008年的福布斯名人榜显示，刘翔2006年收入2600万元，2007年收入5800万元，2008年达到了1.63亿元。与刘翔合作的商业品牌也都是所属行业的头部品牌，包括但不限于耐克、中国平安、可口可乐、伊利和VISA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媒体报道，刘翔与耐克签下的合同是终生合同。这意味着刘翔每年都可以从耐克手中获得不菲的代言收入。由此可见，刘翔并不是因为工作或生存问题而选择与上海市体育局公开“撕破脸”。
在刘翔这条微博发出后不久，上海市体育局就作出了回应，称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与刘翔进行了沟通，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还强调，将与刘翔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
不过随后刘翔对上海市体育局这一做法和解释表达了不满。刘翔在自己微博的评论区留言，“还依规？这是依的哪一条规？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刘翔在评论区评论道。
刘翔的言语之间，展现出的更多是对上海市体育局釜底抽薪这一做法的愤怒。刘翔自称不是不遵循组织的规定，反而是隔了如此之久才来突然“翻旧账”，才令其感到无奈与委屈。如此做法恐怕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
迟到11年的退役安置
按照约定成俗的做法，在遵循个人选择的前提下，奥运冠军这样的功勋角色在体制内挂职是最常见不过的做法。
譬如同样出自上海体育系统的吴敏霞，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和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排球领域的魏秋月在2018年当选了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徐云丽同样在2018年当选了福建省青联副主席，而惠若琪则是在2019年当选江苏省青联副主席。
长期以来，为功勋运动员保留体育系统身份、安排体育管理、教学、教练或群团组织职务，是地方体育系统较为常见的职业转换方式。运动员有了社会认可的身份与一定的经济保障，而当地体制内系统则需要运动员的荣誉作为背书。
不过在如今的社会舆论环境下，也有不少声音认为，功勋运动员长期保留体制身份、却无需像普通岗位一样坐班履职，本身就容易引发公平性质疑。尤其是在就业压力与公共财政受到高度关注的当下，这种过去被视作功勋运动员特殊安置方式的人事安排，也难免受到更严格的公共审视。
更重要的是，当网友们翻看刘翔的社交媒体能够发现，他分享的主题主要是美食、旅游、手办以及宠物。刘翔过的幸福日常，正是许多打工一族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体坛经济观察看来，许多网友真正质疑的，并不是“刘翔”三个字，而是体育系统长期存在的一类身份悬置现象：人事关系仍留在系统内，却没有明确岗位、明确职责和明确退出机制。
就个人积累的财富规模来说，刘翔早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并不需要体制内的这部分收入来维持生计。那么或许并不是刘翔在退役后不想离开体制，反而是体制内不允许其离开。
“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10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当教练或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这是刘翔在社交媒体的第三次公开发声，也是自证了并非不想离开。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要让刘翔做选择？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背景，是正在推进中的上海体育系统巡视整改。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委第三巡视组于2024年10月18日至12月20日对市体育局党组开展巡视。在今年2月初，上海市体育局针对巡视整改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
上海市体育局明确表明了其存在“针对运动队管理存在短板问题”：关于对运动员管理“宽松软”问题较为突出方面。明确主管单位对在编不在岗运动员管理的主要责任，每年梳理更新在编不在岗人员名单，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日常沟通和教育提醒。
因此，刘翔被要求“二选一”或许并不是上海市体育系统的个例。但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上海市体育局多年来存在的灰色地带——如果没有这轮巡视，“刘翔们”或许大概率可以继续挂职。
但随着法律法规以及职业制度的完善，体育系统内的灰色地带总会有被处理完善的一天。如何提前、系统地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让体育局与功勋运动员有一个更良性和沟通的窗口或者机制，这或许才是此次事件带给其他体育局最大的积极意义。
一笔没有算清的“广告分成”账
在刘翔被要求“二选一”的事件上，又牵涉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刘翔在商业收入上的分配问题。
根据媒体报道，刘翔的商业收入分成普遍按照“运动员个人50%、教练员孙海平15%、上海市体育局20%、田管中心15%”的比例进行分配。
无可否认的是按照刘翔的影响力，其在退役后仍然有着不菲的商业价值。在近两年，尤其是巴黎奥运会前后，刘翔接下了小红书、中国平安、智己汽车、京东、金典和霸王茶姬等广告代言合作。
按照此前制定的规则，上海市体育局理论上仍然可以从这些商业合作中获得分成。当然在实际的执行操作层面，未必按照20%的比例上缴，但考虑到刘翔此前仍然拥有体制内的身份，象征性地上缴部分商业收入是很常见的做法。
但这正是刘翔的愤怒之源。刘翔一句“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是上海体育局究竟还能不能从刘翔的代言中分钱，而是过去多年来的商业收益分配与今天的人事安置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权利义务关系。
至少在刘翔现役时期，其商业收入确实长期存在运动员、教练、地方体育部门与单项协会共同分配的机制。但刘翔退役之后，这套分配机制是否延续、持续多久，目前并没有足够公开信息可以确认。
因此，与其替双方算一笔无法核实的账，不如等待上海市体育局进一步解释：过去11年，刘翔与体育系统究竟保持着怎样的人事与商业权益关系？
按照目前刘翔的说法，其本人或许在2015年退役时就想退出体制内的身份，但或许由于上海市体育局的“挽留”，才让其在系统内挂职直到如今。
当上海市体育局需要分走广告收入的时候，就需要刘翔在体制内挂职。如今因为灰色地带被肃清之后，刘翔就被要求“二选一”。制度的模糊地不被允许之后，功勋运动员与体育系统的矛盾便被摆上了台面。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估算，刘翔的“买断”费用区间大致为100万元至150万元。这部分由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和各地体育局制定的运动成绩奖励费组成。
在体坛经济观察看来，刘翔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体制内的身份，也并不是这笔“买断”费用，而是在体制下一个对等的尊重，或者说能够自己掌握的安排。
刘翔能否跑出退役运动员的“第三条路”？
刘翔自己其实已经把这场争议最后一道题抛了出来——“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
如果只按照现有退役运动员安置制度理解，这句话并没有错。目前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的人事处理框架，主要仍然围绕两种路径展开：一是组织安置，由体育系统或相关单位提供岗位；二是自主择业，由运动员领取相应经济补偿后，将人事关系转出体育系统。
从制度执行的角度来看，上海市体育局给刘翔提出的“当教练”与“买断”，本质上正是这两种传统路径。因此，仅仅站在规则本身看，上海市体育局并不是凭空出了一道选择题。
真正出问题的，是在于时间。
如果这道题在2015年刘翔宣布退役时就摆在他的面前，争议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彼时33岁的刘翔，无论接受职业培训转型教练还是进入体育系统的管理岗位，或者是领取补偿离开体育系统，都还有充分的时间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11年之后，面对同一道选择题，其含义已经完全不同。
1983年出生的刘翔已经43岁了，离开竞技体育一线环境超过十年。让一个十余年没有系统执教经历的人突然回到专业队担任教练，刘翔自己都坦言担心毁了他人前途。另一边，对于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刘翔而言，这笔百万元的“买断费”只是锦上添花。
因此刘翔真正纠结的并不是选项A或者选项B，而是为什么自己只能在两个已经不再完全适合自己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
这也恰恰暴露出传统退役运动员安置制度的一重局限——它首先解决的是人往哪里去，却未必能够完全解决一个功勋运动员在退役之后，还能为中国体育创造什么价值。
对于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次性经济补偿以及职业培训当然极其重要。但对于刘翔这样的顶级运动员来说，他拥有的显然不仅是一项跨栏技术。
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前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田径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这些身份本身就是中国体育的重要无形资产。
这样的运动员未必适合每天站在训练场边做专业教练，也未必适合进入办公室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行政人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继续为上海体育乃至中国田径创造价值。
青少年田径推广、赛事品牌建设、运动员商业开发经验传承、国际体育交流、公益项目、运动员委员会、体育产业顾问……围绕一个顶级运动员退役后的专业经验和社会影响力，可以设计出的角色远比教练两个字丰富。
问题在于，这些角色并不一定需要以一份事业编制作为前提。
这或许才是刘翔事件真正值得讨论的“第三条路”：不是继续保留一个权责模糊的体制身份，也不是简单拿一笔钱从此与体育系统一刀两断，而是建立一种更加市场化、契约化的合作关系。
体育部门可以结束与退役运动员之间长期悬置的人事关系，同时按照实际需求，以体育推广大使、青训顾问、项目专家、赛事顾问甚至公益合作伙伴等方式重新建立合作。运动员承担什么职责、每年参与多少活动、获得什么报酬、商业权益如何划分，都通过明确合同约定。
该上班的人上班，该拿补偿的人拿补偿，需要继续合作的人则按照市场规则继续合作。如此一来，功勋不再需要依靠一张编制证明，贡献也不再以是否每天打卡作为唯一衡量标准。
“逍遥自在 还得看我。”在社交媒体的一个帖子中，刘翔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一次旅行。但是放到中国体育这个语境下，过惯了逍遥自在生活的刘翔，只能从被圈起来的答案中寻找出路。
22年前，刘翔跨过十道栏架，第一次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田径。22年后，他面前又多了一道栏。
如果这一次能够跨过去，受益的或许不只是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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