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山西大同，刚到任的市长耿彦波站在一片旧城和煤灰之间，面对的不是一项工程，而是一座城市的转身。大同曾因煤炭兴盛，也因长期依赖煤炭而留下环境、交通、住房和产业转型等难题。
当地人很快发现，这位新市长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型”干部。他喜欢往现场钻，喜欢当面问进度，更习惯拿着图纸追问细节。有人觉得他脾气急，甚至送给他“耿拆拆”的称呼；但这个略带讽刺的外号，后来逐渐变成了市民口中的亲切称呼。
耿彦波1958年11月出生于山西和顺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6年8月参加工作后，他从县委通讯组干事做起，后来进入晋中地区团委和对台办工作。1983年，他考入山西大学干修班中文系。那段求学经历，对他日后重视历史文化，影响很深。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擅长“大拆大建”。1995年出任灵石县县长时，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决定：投入巨资修复王家大院。当时灵石财政并不宽裕，质疑声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这笔钱不如投到眼前的基础建设，甚至把他称作“疯子”。
耿彦波坚持认为，古建筑不是摆设，保护好了就是地方发展的底牌。他亲自搜集资料，编写介绍王家大院的书，外出时逢人便讲。1996年，太原举行中国民居会议，专家参观修复后的王家大院，项目由此获得更多关注。王家大院后来成为灵石的重要文化名片，早期的争论也渐渐有了答案。
有意思的是，他的工作方法从未脱离工地。汾河治理、道路改造、古城修复，往往都要亲自查看。到了榆次任职后，他又推动整合榆次老城、常家庄园等文化资源，并对凌云大厦等城市建筑作出调整。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耿彦波总能把一件事办得动静很大。
大同真正考验他的，是如何让一座“煤都”重新找到城市方向。大同历史悠久，云冈石窟、华严寺、悬空寺等文化遗产集中，却长期被煤炭形象遮蔽。经过调研，他提出以御河为轴、古城与新区分开发展的思路，核心不是把旧城推平，而是把古城保护和现代城市建设放在同一张规划图上。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牵涉拆迁、安置、文物、资金和工程质量。每天清晨，他常到工地查看，晚上仍在现场处理问题。皮鞋沾满泥灰，早餐常是烧饼、油条，午饭有时只来一碗刀削面。长期透支身体，使他多次在工地晕倒。余秋雨曾在公开场合提到这一情况，相关报道中称耿彦波曾在大同工地晕倒多次。
家人也劝过他。妻子曾问：“你这身体还要不要了？”他只能回答：“明天一定早点回家。”话说得轻松，第二天却往往仍旧出现在工地。手术后医生要求静养，他休息几天便重新投入工作，这种做法未必值得提倡，却确实体现了他的行事风格。
耿彦波的急，不只是体现在速度上，也体现在对质量的苛刻要求。修复古城墙时，他要求参考历史资料和旧照片，城砖、雕刻等工艺尽量保留传统做法。对华严寺、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的整理，也强调形制、材料和历史依据，反对把古迹修成失去原貌的“新景点”。
他在现场发火的故事很多。遇到施工敷衍，他会直接质问：“你这是在糊弄谁？”面对拖延的干部，也曾说：“两天之内解决不了，就别干了。”这些话并不圆润，甚至容易得罪人，却让工程现场少了不少推诿空间。有人把这种作风概括为“耿式速度”。
速度背后，是一座城市付出的阵痛。旧房拆除、居民搬迁、利益协调，任何一项都可能引发争议。耿彦波并非只盯着城墙和道路，也处理普通居民的安置、农民工子女入学等问题。大同的道路、公共文化设施和古城格局在几年间发生变化，当然离不开当地干部、建设者和市民的共同参与，不能归功于一个人。
2013年，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消息传出后，大同不少市民自发到和阳门附近送行，现场有人高喊“耿市长不要走”，还有市民跪地挽留。这样的场面，在干部调动中极为少见，也说明他的城市改造曾深刻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离开大同后，他又把精力投入太原城中村改造、古县城修复和交通建设。2013年，太原开始系统推进城中村改造；在任期间，太原古县城等项目持续推进，龙泉寺文物修复也受到关注。工程规模很大，争议同样存在，赞誉与批评始终相伴。
2019年，耿彦波辞职退休，时年60岁。此后，他仍会到大同、太原一些曾经主持建设或修复的地方查看。那双穿旧的皮鞋，曾在灵石、榆次、大同、太原的工地上留下足迹，也见证了一个地方官员以强硬、务实而又颇具争议的方式，参与山西多座城市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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