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江苏常州召开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建设大会。会上，常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童剑介绍《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常州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和《推进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
方案第一条写得明确：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格局，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一中心五支点、一廊两带”创新主干网，协同打造苏锡常通科创圈，共同推进苏浙皖产业科技协同联动。
这场大会，是长三角城市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密集行动的一个切面。
2014年，上海被赋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任务，此后，上海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202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尺度由一座超大城市，拓展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群。
“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就是要在前期良好工作成效基础上，再增加三股重要的‘战斗力量’，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全面调动长三角地区的创新潜能。”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伟楠说。
几个月来，共建工作紧锣密鼓推进。今年5月21日，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今年7月4日，一市三省科技部门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
从上海出发，向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等关键支点延展，依托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杭州湾科技创新带，联动无锡、常州、南通、温州、绍兴、嘉兴、芜湖等高能级创新型城市，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
从中央部署到地方落子，从谋篇布局到付诸行动，一幅长三角协同创新的新图景正在展开。
装载7273辆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滚装船从江苏南通港启航，直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四地共写“卯榫式”规划
今年3月中旬，上海科学会堂一张饭桌旁，记者见到了来自沪苏浙皖四地科技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那顿饭吃得匆忙，上午的工作12时30分刚结束，13时出头，大家便陆续起身：有人赶飞机，有人赶火车，下午还要赴北京向科技部汇报。
此前两天，关于一份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规划，他们一直在上海集中讨论、修改文本。今年以来，由一市三省组成的工作专班多次在上海科学会堂集中办公。起初多是周末往返，后来因为时间紧，甚至连续半个月驻扎。白天，会议室里一轮轮推敲；晚上，文件继续改到深夜。
不少与会者感叹，“一市三省科技部门集中到一起，共同编制一份规划，以前几乎没有过。”
“最初是把各地内容简单汇总，先做加法；之后按照协同创新理念共同研究论证，规划任务不是积木式的机械拼装，更像榫卯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实现深度融合。”上海市科委综合协调处处长韩元建形容。
讨论有时很热烈，也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比如，量子科技未来五年目标如何设定？上海专家主张更积极一些，安徽专家则认为需要更审慎。
共识是“辩”出来的。会议室里，最多时30多人围坐在一起。发改、工信、科技部门负责人来了，实验室、高校、企业和专业领域专家也来了。量子科技、核聚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分组研究，再把成果汇总到总文本中。哪个省在某一领域更有基础，就牵头组织初稿，其他地方共同评审、打磨。
安徽省科技厅科技战略规划处副处长夏永康介绍，规划编制一开始就明确了一项原则：“多说普通话，少说方言。”所谓“普通话”，强调长三角共同要做、共同能做、共同必须做的事；所谓“方言”，指向某一省市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项目、自己的平台。
这一原则在磨合中不断清晰。前期讨论发现，一旦文本里点名某个具体平台或项目，其他地方往往也希望“写进去”，文件很容易变成简单拼盘。于是，规划逐渐从“写地方”转向“写方向”：量子科技不写某个省市，而是从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等技术方向布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核聚变、深空探测等领域，也以长三角整体为主体谋划。
前不久，这份四地共写的规划已经发布，这也意味着各地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工作，有了基本依循和指导方向。
在位于上海临港的能量奇点实验厂房内，工作人员对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70”关键部件进行检查、维修工作，为下一轮实验做准备。
与此同时，长三角各地也在制定各自参与共建的实施方案，前不久，安徽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审议《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安徽实施方案》。
另外，各城市也有自选动作。南京发布《南京紫金山创新带发展规划》，苏州面向沪苏人才协同发布九条措施，杭州制定2026年工作计划，宁波配套的若干政策已完成征求意见，常州推进建设的若干措施现已出台，温州的工作专班组建方案审议通过……
虽然是各地文件，编制过程同样注重与区域整体衔接。
“大家都特别注意把需要协同的内容商量充分。”合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方案编制过程中，合肥征求了26家市直部门意见，也与苏州、宁波等支点城市深入沟通，并邀请安徽省科技厅指导。
常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常州方案突出新能源产业高地，这是常州最有优势、最具特色的部分，同时更加注重与周边城市合作联动，“长三角合作的内容明显增多，特别是在协同部分有新增、有加码”。
嘉兴市科技局协调处韩斌的感受也很明显：“过去更多考虑嘉兴怎么建好，现在还要考虑怎样服务支撑上海等地的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比如能不能建设中试服务、检验检测等配套平台，体现出来的是联合。”
从“把自己发展好”，到“在区域中找位置、作贡献”，政策文本的字里行间，长三角城市的创新思路正在转变。
这是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嘉兴科技城的浙江一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物流机器人装配和检测车间。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错位协同的创新主干网
在各自优势领域，长三角每个城市都称得上是“一方霸主”。
2016年，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2017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南京是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宁波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南通正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嘉兴着力打造区域创新体系副中心，芜湖则瞄准“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算力中心城市……
过去，每个城市都争取来了自己的“帽子”。如今，这些科创资源被放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大盘子里重新审视：谁强化原始创新？谁主攻产业转化？谁完善服务生态？城市之间既有竞争，更讲协同。
“上海要把高峰建得更高，同时带动苏浙皖形成高原、高地。”韩元建说。目前，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积极推进“一中心五支点、一廊两带”创新主干网建设。
在总体布局中，上海是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为关键支点，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和杭州湾科技创新带形成传动轴，上海张江科学城、上海“大零号湾”、南京紫金山创新带、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合肥滨湖科学城等，承担更多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任务。
这类似一个由各有所长的城市组成的“科创团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曾作过一个生动比喻：上海像“大脑”，集中了全国密度最高的大科学设施群，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约占全国25%，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高度集聚；江苏更像动力十足的“产业转化器”，制造业体系完整；浙江是“最会长新物种”的地方，杭州“六小龙”等硬科技企业频频出圈；安徽在量子信息、核聚变、深空探测等前沿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合肥集聚了一批国家级大科学工程。
长三角还布局7个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包括江苏无锡、常州、南通，浙江温州、绍兴、嘉兴，安徽芜湖。
陈雯认为，长三角既需要原始创新高地，也需要产业转化型城市打造市场化、专业化服务体系，跨越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死亡之谷”；还需要生态赋能型城市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一体化区域创新共同体。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可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技术应用研发—产品转化—产业化—市场化”全链条中，因地制宜选择适配环节，实施“精准专业化”策略。
这样的分工，强调错位协同，也鼓励各展所长。正如王伟楠说，“扩围的深意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引导各城市发挥优势，形成各展所长、错位互补的协同创新网络新格局。”
如此考虑逐步落地到具体实践中。南通市科技局战略规划科石军说：“现在是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下谋发展，不能只关注自身，重点要跟上海、跟周边城市在产业链、创新链上融合，大家一起共同织网。”
“织网”，首先要避免重复建设。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各地都有基础，也都有冲劲。若缺少统筹，容易形成低水平重复，甚至无效竞争。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谋划建立未来产业布局监测机制，引导有基础、有资源禀赋的城市先行，其他城市在细分赛道补位。
以量子科技为例，合肥在量子信息、量子通信等方面有优势，其他地方不简单重复布局，而是在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量子材料与器件等细分方向协同推进。如果四地沿同一路径推进，一旦遇阻，可能影响长三角整体竞争力；如果各自探索不同路径，就能形成更有韧性的创新组合。
硬布局要错位，软机制更关键。平台如何共建共享？人才如何跨区域流动？成果转化收益如何科学分配？统计指标如何合理安排？这些问题已进入深水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不能只靠文件“牵手”，更要在制度上“扣紧”。
近年来，上海在科技金融方面持续加力，评价周期更长、导向更前瞻；江苏科技与产业融合、成果转化体系较为成熟；浙江在数字化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经验丰富；安徽在重大科技任务组织、前沿领域布局和科技金融支持方面形成特色。互学互鉴，向体制机制改革的“优等生”看齐，正成为共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跨区域协同的新机制
过去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中仍面临一些堵点。
有受访者提到，联合攻关项目申报时，四地科技部门共同盖章，但立项支持仍以各地为主；受现行财政政策制约，资金通常只能在本区域内使用，跨区域协同投入难以真正形成合力。
尽管如此，以企业为研发主体的联合攻关，对于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力量十分重要，也最能体现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和创新生态营造者的关键作用。
一家量子企业的情况便是例证。“量子计算尚处产业化早期，订单少、风险高，供应商投入研发动力不足，协同研发意愿不高。”企业负责人一度犯难。后来，公司参与了一项政府牵头的联合攻关计划：由链主企业牵头，把子课题分给产业链上游供应商。
“项目资金可能不算多，但供应商看重承担高水平项目的机会，也愿意投入。更重要的是，政府项目形成了比普通合同更强的约束，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更紧密了。”这位负责人说。
可以预见的是，若联合攻关跨越省域，科创要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协同效应会进一步放大。
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以来，尝试为一些“老大难”问题找解法。比如，针对财政资金不能跨域的限制，一市三省探索设立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资金放到一个“池子”里，共同凝练长三角产业发展中的共性科学问题，共同选择答题者。
4月29日，在合肥优艾智合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成员对移动操作机器人进行作业流程与功能的验证测试。该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工业物流领域。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科技创新中心是城市（群）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形态。”王伟楠说，科技创新进入高度复杂化、系统化阶段后，单一城市主导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发展空间不足、创新链条缺失、成果转化受限等。在全球竞争格局下，以城市群为整体单元整合区域创新力量、一体化共建科技创新中心，已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主要趋势。
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脉络也印证了这一点。
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彼时创新更多服务于产业共性技术攻关和科技资源共享。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创新链开始更明显牵引产业链。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科技创新共同体成为区域合作治理的重要内容，产业链与创新链进入双向深度融合阶段。
如今，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这种融合推向更高层级。
过去，不少关键支点和高能级创新型城市与上海已有深厚合作基础。比如，上海和苏州两地发明授权专利合作数量由2010年的20.30万件增至2023年的129.88万件，增长了5.4倍；南通与上海科委签订两轮科技创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南通70%的企业与上海80%的高校有合作关系，各县市区在上海都有合作园区。
未来，工作机制已在跟进。嘉兴等地正在组建工作专班，把县区分管负责同志纳入其中，建立月调度、季汇报、年部署机制，形成“知识清单、实施清单、证据清单、对接清单、成果清单”，建立市县贯通、专人跟进、协调联动、督导指导机制，推动任务落地。
从上海到上海（长三角），一个括号之变，背后是发展格局之变。
长三角科技创新，正在从几座城市各自奔跑，走向整个城市群雁阵齐飞。
原标题：《中央定调子省里编规划各地出方案，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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