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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象牙塔十余年，还常常想起大学母校，想起校园中的小山，山下的曲折小路、颓败围墙，以及围墙上那一扇锈迹斑斑的铁架门——门外是蜿蜒曲折的下山小路，是陈旧的铁道、连绵的田地、起伏的山坡，再远处是绿到发黑的松林和隐约的铁塔。
整整四年，关于那扇铁架门，以及门后的路途，我只在门内张望过。但我所在的宿舍，阳台正对着这一片后山，四年光阴，我们早已把那片风光看了无数遍，似乎已经没有去探寻的冲动。
毕业多年后，当我开始学习小说写作，竟然去过一趟后山。那是在小说《寻找铁塔》里，两个毕业后租住在学校附近的“校漂族”，有一天突发奇想要去寻找大学时经常看到的那幢铁塔。他们循着过去对铁塔的依稀记忆，跨过铁道、穿过田野、翻过山坡，从黄昏进入黑夜，走入光阴深处，不停向铁塔走去，向往事、青春和内心的幽微靠近。当铁塔轰然倾塌，那些萦绕心间的也一并烟消云散。
事实上，小说并不能代替我真正去领略后山以及远方之远那些未知和可能，但文学里的抵达，却又比我所能抵达的更幽深、更遥远、更辽阔。
现下，母校早已经整体搬走，一所奇怪的学校坐拥了那片土地，那些我们熟悉的教学楼、道路、行道树、湖泊、廊桥、草坪还是过去的样子，樱花依然年年按时盛放，林间小道依然人来人往，但“母校”已然化为乌有，如同我们逝去的青春。
怀念母校，怀念美好的象牙塔生活，本质上是在怀念青春。光阴无情流逝，好在文学留住了那些消逝而去的事物。遇见的人，爱和怨，得到与失去，都在笨拙的文字里留下了依稀的气息和回响。
光阴多么无情，幸好还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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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学的摸索与试探始于高中岁月。准确说，是离开村子，穿过小镇，翻山越岭到大方县城上高中的第一个夜晚。独在异乡，对陌生环境说不上来的情绪，让我第一次体味到书写和表达对自我内心的释放和安慰。
但文学之于我，也许得从儿时、从母亲说起。
关于童年，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并不多，其中有几件值得一说。
其一，有一年姐姐出嫁，家里床铺不够，我们就着简陋的被褥睡到了楼上——老家木瓦房的楼上，向来是用来储存粮食、安置杂物的，不用作住人。清晨半睡半醒间，总听见一个人在哭泣，不是单纯的哭声，而是带着词，有着独特腔调，哭声断断续续，宛若歌吟。但纵使我再怎么努力，也没能听清楚那些词。后来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我迷糊中听到的，是出嫁的姐姐在哭——她即将告别父母，去到一个陌生之家，哭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
其二，夏夜的堂屋，或者冬天烧得旺旺的煤火旁，母亲总会一边打着草鞋、缝补着衣物，或者挑选着豆种、包谷种，一边用悠扬婉转的调子，为我们唱小调。母亲的歌声实在是好听，小调里的故事又总是精彩，且充满生活哲学，让我们着迷。母亲除了好嗓子，还很能讲故事，那些她听来或者经历的故事，经由她的转述，总是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刚刚过去的春节，我与母亲谈起旧事，想要母亲再像过去那样，把那些哭嫁歌或者小调、故事再给我唱一唱、说一说。我甚至准备好偷偷录音，以便后期整理，但母亲冥思苦想，愣是没想起一个完整的片段来——岁月消磨了母亲的歌喉和记忆，只剩下一种从遥远岁月深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曲调萦绕着我们。我听不清楚那模糊的曲调中有什么，但我知道，它铺垫了我最初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在我心里种下了远方之远的神秘与诱惑。
行笔至此，突然又想起另一件事。依然是幼时，我因为排行家中老幺，在肩膀稚嫩的年岁，常被下地干活的家人留下负责看家。彼时我年幼乖巧，不喜玩乐，所以父母把门锁上，将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就可以放心离去，因为我往往只会在房前屋后独自玩耍，不会走远。有一天下午，突然下了暴雨，电闪雷鸣不断，让我害怕不已。而我却不巧弄丢了钥匙，只得站在房檐下避雨，而闪电和雷鸣让我无处可藏。躲无可躲之下，我只得钻进一口靠在墙壁上的父亲用作烤酒时装冷却水的天锅下面，看不到闪电，我的心稍许安慰了些。躲在那口大锅下，听着暴雨和雷鸣肆虐的声音，我想象着锅外的世界，并试图从缝隙偷窥以印证自己的想象。
后来我入学堂，到三四年级的样子，无意中读到了在镇上读初中的大哥带回来的几本《鬼故事》，虽然那些故事非常简单和直白，但还是让我知道了文字构建的世界，感受到了故事和讲述的神秘和力量。那几册印刷低劣的《鬼故事》，像几块笨砖头，砸开一堵无形的墙，让我遥遥看到了文学世界的迷人微光。
以上算是我文学的来路。
3
后来我常常像当年那个暴雨中的儿童一样，隔着一口大锅，去想象外面的世界，并循着缝隙，用对世界狭窄的窥视来印证自己的想象。就像《寻找铁塔》的写作那样，时隔多年后，重新用文字砌墙、故事架椽、情感筑梁，完成一次虚构的旅行。
我喜欢这样的旅行。写作于我，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程。
最开始的那些岁月，我用大量的诗歌，来书写故乡、童年、亲人和青春，日渐泛滥的抒情慢慢把自己淹没。我也用大量的散文和青春故事，写少年心事、青春懵懂，写美好与不甘，写失落与庆幸，明媚的美好和诗意的感伤让我沉溺其中，无暇窥见自身的偏狭。这样的写作伴随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涯。
大学毕业后，我到一个叫织金的小县城，从事一份早出晚归、两点一线的工作；我开始面临世俗生活的种种，操心父母的健康和助学贷款，盘算一场酒席应该随礼多少，思考是先买房还是先买车；我开始有了乱七八糟的应酬，要喝很多的酒，绞尽脑汁思考该说什么话，学习在什么时候假笑、什么时候点头、什么时候沉默，努力适应人情与世故，接受不公与不甘。
我慢慢失去了写作的激情和动力。我一度以工作太忙精力有限自我说服，但其实那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现实的浸润让我很难回到那种少年心性的书写状态中去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写完长篇《花烬》后，我几乎停止了写作，除了一些零星的诗句。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三四年后，在北京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以反复拉扯的状态，写下了三篇小说：《告密》《炎夏》《灯》。《告密》以乌蒙山为基底，回溯光阴深处的人和事，写人在汹涌时代潮流中身不由己的异变；《炎夏》写一个遥望婚姻行将中年的男子，陷入枯燥的日常与频繁的争吵中，徘徊于现实与网络之间的迎合与退缩、犹疑与抉择；《灯》则写七年之痒的夫妻俩，经由“生不生二孩”的浅象问题引发的婚姻、家庭、事业系列危机。
《告密》《炎夏》《灯》的写作是一个导引，让我触摸到写作的新面向和可能。那之后，我沿着这三篇小说奠定的方向莽撞前行，陆续写下了一系列小说，集结成了小说集《十二盏微光》《月光与灰烬》《暗夜狂奔》，三部作品集分别对应三个主题——“乌蒙山”“泛中年”“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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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题，不过是事后有意为之的提炼。写作中我并没太意识到这些主题的存在，我只是写，埋头写。甚至一度无头苍蝇般，挥着日渐疲倦的翅膀，这里碰一下，那里撞一下。我不止一次经历这样的状态，在犹疑、沮丧中自我鼓励和暗示。
幸运的是，虽然断断续续，一次次陷入自我怀疑，但终究放下又拿起。要说原因，也很简单，我想写，我要写，所以写。
无论是自然造化的地理空间“乌蒙山”，还是年龄和生命历程形成的“泛中年”“中年危机”，都带着深刻的个人烙印。写下故事里的那些人，就是写下我，写下“我”和“我们”。
我所写下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面，这世界如此辽阔，人心多么幽深和宽广，我们能写下的，只是其中非常狭窄的一小部分。但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写下了这些小与狭窄，才能见出那些大与辽阔。
我还在写作，虽然写得不多。我努力从小中写大，像曾经那样，努力在梦境中听清姐姐哭嫁的唱词，努力从母亲的小调与故事里想象遥远的世界，努力在天锅的遮蔽下构建雷鸣与雨声交融的场景。
光阴多么无情，幸好还有文学。文学让我得到更多。当我开始写作，我便拥有了一个辽阔的世界，也抵达了无尽的远方之远。小说里的世界，就像已经化为乌有的母校的那片“后山”，虽然不曾去过，但其实早已抵达。
继续写下去吧，在新的文字里，抵达新的远方之远。
原标题：《当我开始写作，我便拥有了一个辽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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