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调办理退休，单位没一人来送，没想到第6天，新上任的领导竟是我儿子，原先的老同事提着果篮堵在我家门口|曹斌|果篮|盆花|绿萝|茶几|阳台上

退休那天，我抱着纸箱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

三十四年，我在这栋楼里进出了上万次，到头来，没人送，没人问，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捞着。

吴玉萍站在办公室门口，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把门带上了。

我走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望那扇玻璃门，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手机响了，儿子发来一条短信：“爸，你没事吧？”我盯着屏幕看了半晌，回了一个字：“好。”当时我哪知道，六天之后，天翻地覆。

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郑玉燕往我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说中午食堂要是吃不下，垫垫肚子。

我没告诉她，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

她这个人嘴碎心软，要是知道了，一早上都别想消停。

单位还是老样子，门口那棵梧桐树掉了一地叶子，也没人扫。

传达室的老王头看见我，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冲他笑了笑，径直上了楼。

办公室桌上那盆绿萝养了八年，叶子油绿油绿的，比刚来的时候长了快一倍。

我拿了个纸箱，先把茶杯放进去，然后是一摞笔记本，抽屉最底下翻出一张旧合影。

照片是八年前拍的，单位组织春游，十几个人站在山脚下，我旁边站着老周。

老周笑得憨，露出一口白牙，那年他还不到五十。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已经泛黄了。

看了一会儿，塞进箱子最底层。

隔壁工位的小郑还在低头刷手机，我走过去说：“小郑，我那盆绿萝你要是喜欢，就搬过去养。”他抬起头，愣了一下，说：“薛哥，你真要走啊？”我说：“该走了。”他又低下头，没再接话。

我说不上来是失望还是习惯，转身回了自己座位。

九点半，吴玉萍拎着保温杯从走廊那头过来，看见我在收拾东西，皮笑肉不笑地站定了：“哟，薛科长，今天就走了？也不办个欢送会什么的？”我说：“不麻烦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她点点头：“也是，现在单位经费紧张，能省就省。”说完走了，高跟鞋敲在地砖上，咯噔咯噔响。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那盆绿萝的叶子在窗户透进来的光里晃了晃。

我掰下一片黄叶，捏在手心，攥了一会儿，丢进纸箱里。

走就走，没什么好惦记的。

下午三点，我抱着纸箱下楼。

路过财务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吴玉萍和曹斌说话的声音，听不太清，只隐隐约约听见几个字：“……账……那笔……不行……”我没停步，直接下了楼。

到了大门口，我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

太阳打在西墙上，把整栋楼染成一片昏黄。

那盆绿萝的叶子伸出纸箱，被风刮得沙沙响。

我转过身，走了。

到家的时候，郑玉燕正在厨房择菜，看见我抱着纸箱进门，手里的韭菜掉了一根在地上。

她没问，就那么看着我。

我把纸箱搁在鞋柜上，说：“退了。”她弯腰捡起那根韭菜，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冲，声音很轻：“吃了没？”我说：“不饿。”她没再说话。

我坐在沙发上，电视机开着，正播一个什么养生节目，主持人嗓门很大，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那盆绿萝被我放在阳台上，阳光晒着，叶子有些发蔫。

晚上，儿子薛俊逸打来电话。

他在省城工作，一年难得回来几次。

电话那头他问我：“爸，今天单位怎么样？”我说：“还行。”他没再追问，沉默了几秒说：“爸，您要是遇到什么事，一定跟我说。”我说：“能有什么事，挺好的。”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里，那盆绿萝的影子映在地上，模模糊糊一团。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在手里攥了很久。

信封上那行字我下午刚写完，墨水已经干了：若有不测，转交组织。

那天夜里我没怎么睡好。郑玉燕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说了句什么，又睡了过去。我睁眼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老周那张脸。

老周走的那年，也是秋天。

他是单位的会计，干了二十多年，手指头拨算盘比按计算器还利索。

那时候单位账面上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查出来之后，拿着材料往上反映。

结果材料还没递到纪委，就有人说他自己手脚不干净。

那阵子满院子都是风言风语，说老周套了公家的钱，证据都捏在领导手里头。

老周天天红着眼睛来上班，办公室的人见了他都绕着走。

后来他就被调去管仓库了，再后来，说是身体不好，提前办了病退。

他走那天，我在单位门口碰见他。

他提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他的搪瓷缸子、旧算盘，还有两本磨得卷边的账本。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看见我，停下脚步。

我递了根烟给他，他接过去，没点，夹在耳朵上。

他说：“兄弟，有些事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安全。”我说：“老周，你……”他没让我说完，拍了拍我肩膀，走了。

那背影真瘦，风一吹，衣服都鼓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老周走之后没过半年，他老婆就跟人跑了，儿子跟他断了联系，他一个人搬回了乡下老屋。

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那盆绿萝就是那阵子养的。

我去花市买的，八块钱一盆。

卖花的老太太说，这花好活，浇点水就长，不用费心。

我当时想，人要是能像这花似的就好了。

我翻了个身，枕头边摸到手机，打开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二十。

郑玉燕在睡梦里咳嗽了一声，我轻轻地给她掖了掖被角。

窗外有风，呼呼地刮，梧桐树的叶子拍在玻璃上，哗啦哗啦响。

我把手机扣过去，闭上了眼。

第二天起床，郑玉燕已经煮好了粥，桌上摆着一碟咸菜、两个水煮蛋。

她看我出来，头也没抬，说：“今天不上班了，去菜市场买点排骨？”我说：“好啊，买两根炖汤。”

她嗯了一声，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咸菜。

我低头喝粥，烫得舌头疼。

那盆绿萝被我搬到了阳台上，阳光照在上面，叶子似乎缓过劲了，看着精神了些。

郑玉燕收拾碗筷的时候忽然说：“你那个工作，干了三十几年，到头来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我端着杯子站在窗前，说：“又不是什么大领导，送什么送。”她说：“话不是这么说。”我没接话。

她也没再说什么，围裙一系，进了厨房。

午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

绿萝的叶子耷拉着，我拿喷壶喷了点水。

手机响了一声，是通知短信，工资入账。

比在职的时候少了九百多。

我看着那串数字，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卖了三十四年命，最后就差了这九百块。

我关了手机屏幕，继续浇花。

那盆绿萝被我浇得透透的，水顺着盆底流出来，滴在地砖上，洇开一小片暗色。

远处有鸽子从楼顶飞过，翅膀掠过一阵风，很快消失在天际那头。

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午睡。

是儿子薛俊逸打来的。

他说：“爸，我下周回趟家。”我说：“回来好啊，让你妈多买点菜。”他停了一下，说：“爸，单位那边……最近没什么事吧？”我说：“能有什么事，我退休了，跟单位没关系了。”他没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那就好，没事就好。”挂了电话，我坐在床沿上，看着床头柜那个抽屉，里面锁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手心有一点潮，我在裤腿上蹭了蹭。

那件事得从上个月说起。

上个月中旬，单位安排我值夜班，一周一次，轮到我那晚正好是周三。

晚上九点多，值班室的电话响了，是隔壁老马打来的，说他在楼下传达室，让我下去拿个文件。

我下楼拿了文件上来，路过财务室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动静。

财务室的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

里面亮着灯，吴玉萍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里太安静了，我没法听不见。

她说：“四十六万，你给我说清楚这个窟窿怎么填？年底审计就要来了！”然后是曹斌的声音：“你冲我嚷嚷什么，那笔钱你签字的时候不是说好了走账的吗？”吴玉萍说：“我签字的时候你可没说那笔钱拿不回来！”两个人吵了几句，声音忽然又压下去了，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

我站在走廊里，脚底下像生了根。

那扇门缝里透出来的光，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一条亮线，落在我鞋面上。

我停了几秒钟，蹑手蹑脚退了回去。

那晚我没睡踏实，翻来覆去想着那两个字：四十六万。

第二天，我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说是整理旧档案，其实是想找点东西。

财务室的档案柜是锁着的，但资料室里有一批前年转过来的旧单据，还没完全归档。

我翻了一下午，在那一堆沾着灰的纸片里，找到了七张发票。

七张连号发票，时间跨度三个月，每一张开出的金额都在五万上下，审批人一栏签着吴玉萍的名字，经手人一栏签的是同一个供货商。

但那个供应商的公章，早在前年就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

我拿着那几张发票站在资料室的窗户前，太阳照在纸上，那些数字烫得我眼睛发酸。

我复印了三份。

一份放回档案柜，一份夹在老家书房的《水浒传》里，另一份揣在身上。

那段日子，我吃不好睡不好。

郑玉燕说我瘦了不少，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说没有，年纪大了，胃口差了。

她说：“那你明天去医院查查。”我说：“不用。”那天晚上，老周那张脸又浮上来了。

我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低到快要听不见。

那几张发票复印件被我压在茶几底下，我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反复复数了十几遍。

最后我还是把那份复印件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写完想了想，又在前面加了个日期。

那是八月十七号。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把信封锁进床头柜抽屉里。

郑玉燕在厨房喊：“钥匙带了吗？”我说：“带了。”她没有问我带着钥匙要去哪儿。

我锁好抽屉，把钥匙挂在腰上，出了门。

然后就是那顿聚餐。

吴玉萍组的局，说是部门团建，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是给我做“欢送”。

地点选在单位对面那家小馆子，来的就几个人，曹斌坐在正位上，吴玉萍负责张罗。

饭桌上有说有笑，从头到尾没有人提过我退休的事。

快散场的时候，吴玉萍举起杯子：“老薛，干了这么多年，辛苦了。来，我敬你一杯。”我端起酒杯，杯子里是白酒，七钱左右。

曹斌在旁边补了一句：“老薛，认了吧。”我端着那杯酒，忽然笑了。

我说：“认了。”仰头干了。

那杯酒真辣，辣得我眼泪差点掉出来。

我放下杯子，说：“差不多了，我先回了。”走出饭馆大门，晚风一吹，酒劲涌上来，我扶着路灯杆站了一会儿。

马路对面就是单位那栋楼，办公室里亮着几盏灯，影影绰绰的。

我在路灯底下站着，站了有十来分钟，直到风吹得我打了个哆嗦，才慢慢往回走。

退休前那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

该交的交了，该签的签了，有些东西连看都没多看一眼。

办公桌上那盆绿萝的叶子开始发黄，我每天浇一点水，也没见好转。

最后一天下班的时候，我把那盆绿萝装进纸箱。

办公室其他人都没抬头，只有小郑说了一句：“薛哥，你真走啊？”我说：“真走。绿萝给你留着？”他看了看那盆花，又看了看我，没说话。

我把那盆绿萝搬到他桌上：“养好了，别让它死。”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下楼的时候，吴玉萍站在财务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热茶。

她见了我，抬手冲我挥了挥，说：“薛科长，走好。”我说：“走好。”出了大门，太阳很大，晃得我眯起眼睛。

那辆开往家方向的公交车正好到站，我没有犹豫，一脚就上去了。

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纸箱搁在腿上。

那盆绿萝的叶子随着车子晃动一晃一晃的，像在点头，又像在摇头。

窗外的街景一帧帧往后退，那栋楼越来越小，最后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这三十四年，就这么留在身后了。

到家后，郑玉燕什么也没问。

我坐在阳台上，把那盆绿萝重新换了土，又浇了一遍水，搁在窗台最靠里的位置。

阳光斜斜地打在叶子上，我盯着看了很久。

郑玉燕在客厅里喊：“面好了，趁热吃。”我站起来，腿有些发麻，扶着墙走进屋去。

那碗面搁在桌上，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一把葱花，热气袅袅地升着。

我吃了一口，烫得舌头疼。

郑玉燕坐在对面，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第三天。

我在家里翻旧报纸。

郑玉燕去超市买菜，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把那份报纸翻了又翻，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手机响了，是马根生打来的。

他说：“老薛，你退休之后，曹斌把咱们科的人全叫去开了个会。说是接下来要精简人员，我……我心里有点没底。”老马是个老实人，跟我一样干了半辈子，连话都不敢大声说。

他当初跟老周也是好朋友，但那阵子被人吓唬了几句，就再也不敢跟老周来往了。

我攥着电话站在窗前，说：“老马，你该留就留，该走就走。别怕。”他说：“老薛，你说得轻巧。你有人管，我有谁管？”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要是真遇上事，就来找我。”他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那盆绿萝的叶子在风里微微颤着，像在发抖。

第五天，我在楼下修自行车。

链条掉了，蹲在地上弄了好一会儿，也没弄好。

隔壁单元的老孙头路过，说：“老薛，还没弄好？”我说：“年纪大了，手笨了。”他蹲下来帮我看了看，很快就把链条挂上去了。

他说：“老薛，你退休了？”我说：“退了。”他愣了一下，说：“退了也好，闲着比累着强。”我说：“是，闲着好。”他走了之后，我把自行车推回车棚，站在楼下仰头看了看天。

天很蓝，蓝得干净，一片云都没有。

但我心里头堵得慌，像有一块石头卡在胸口，不上不下。

第六天上午，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六。

郑玉燕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了，说是今儿个有卖野生鲫鱼的，去晚了抢不着。

我一个人在家，蹲在阳台上给那盆绿萝换土。

电视开着，本地的新闻频道，播音员在说市里企业改革的新闻。

我本来没在意，直到听见一个单位名称，手里的花铲停住了。

那是我们单位的名字。

播音员说：“……经过市委组织部研究决定，对市属重点企业进行管理架构调整，任命薛俊逸同志为……”我手里的花铲掉在地上，整个人僵在阳台上。

电视画面上，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年轻人站在会议室的主席台前，背后的大屏幕上打着他的名字。

那张脸，我看了三十四年，从襁褓里的小婴儿看到现在。

那是我儿子。

薛俊逸站在台上，表情平静，正在讲话。

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领带打了个端正的温莎结。

我看着他，脑子里轰轰响。

郑玉燕拎着鱼从外面回来，看见电视屏幕，手里的鱼袋子掉在地上，两条鲫鱼在袋子里蹦跶了几下。

她愣了好几秒，说：“这……这是咱家俊逸？”我说：“是他。”她又问：“他回来当……当那个什么领导了？”我说：“是。”她蹲在地上把鱼捡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腿一软，扶了一把鞋柜。

她问：“他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没答话，蹲在阳台上一动不动。

电视里儿子的讲话还在继续，他说，将从制度层面严查管理漏洞，重塑单位风气。

这句话在我耳朵里嗡嗡绕了好几圈。

那盆绿萝在脚边晃了晃，一片叶子落在我鞋上。

我捡起叶子捏在手里，沉默了很久。

郑玉燕问我：“你咋了？”我说：“他提前说不了。他是带着任务回来的。”

手机响了。短信。儿子的名字跳在屏幕上。我点开，只有一行字：“爸，晚上我回家。到时候有些事，当面跟您说。”

我攥着手机站在阳台上，阳光打在屏幕上，那行字清清楚楚。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弯腰去捡地上的花铲。

手有点抖，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这时门铃响了。

我愣了一下，郑玉燕放下手里的鱼去开门。

我听见门外传来一个又尖又亮的嗓门：“薛嫂！薛嫂在家吗？我们来看老薛了！”

是吴玉萍。

我站在阳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挡住我半边脸。

门外声音嘈杂，除了吴玉萍，还有曹斌的嗓门，还有好几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

郑玉燕站在门口，没有开门，回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犹豫。

门外吴玉萍又喊了：“老薛！开门呐！我们来看看您老人家！”我站在原地，脚下像生了根。

手机又响了，还是儿子的短信，两个字：“别开。”我攥着手机，立在阳台那盆绿萝后面。

阳光晒着，叶子绿得晃眼。

门外嘈杂的声音还在继续，吴玉萍的嗓门穿透防盗门，一浪高过一浪。

郑玉燕问我：“开门吗？”我说：“不开。”她没多问，走回厨房，蹲下身，把鱼扔进水池里。

水声哗哗响，盖过了门外的叫嚷。

门外的人闹腾了将近半个小时。

吴玉萍拍了好几次门板，拍得咚咚响。

曹斌夹在中间说了几句，听不太清，大意是让吴玉萍别那么使劲，别把邻居招来。

但吴玉萍像是豁出去了，嗓门越来越大：“老薛！咱们同事一场，你连门都不给开？你当领导了，架子就大了？”我没有回答，坐在沙发上，电视已经关了。

郑玉燕从厨房探出头来，小声问我：“你打算就一直不开？”我说：“等我儿子回来再说。”她没再说话，回厨房继续收拾鱼。

门外的声音渐渐小了，又过了一会儿，楼道的脚步声乱了一阵，然后安静下来。

我透过猫眼看了一眼，走廊已经空了。

地上放着一箱牛奶和一个果篮，还有两袋东西，塑料袋系的，看不清里面装的什么。

我打开门，把那堆东西一件一件拎进来，放在门口的鞋柜旁边。

果篮里有苹果、香蕉、葡萄，还有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牌子我没见过。

牛奶是最常见的那种盒装奶。

那两袋的东西我解开看了一眼，一袋是海鲜礼盒，干虾米和干贝，另一袋里装着一条烟。

我把东西原封不动地搁好，坐在沙发上。

傍晚六点左右，薛俊逸回来了。

他穿着那身在电视上见过的深色西装，手里拎着公文包，进门换鞋时看到鞋柜旁那堆东西，眉头皱了一下：“这都是谁送来的？”我说：“吴玉萍他们。”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把公文包放在茶几上，坐在我斜对面。

郑玉燕从厨房出来，看见他，眼圈一下子红了：“回来了？吃饭了没？”他说：“还没，妈，不急。”郑玉燕擦擦手，又转身回厨房去了。

他坐在那里看着我，我坐在那里看着他。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先开了口：“爸，单位那笔账的事，您知道多少？”我端着杯子，杯子里没有水。

我放下来，问他：“你指的是哪一笔？”他说：“四十六万那笔。”我看着他，心里一阵发紧。

他又说：“我刚到任第一天，就有人递了材料到我桌上。爸，有人要整你。”我的手有点抖，拿过杯子喝了一口，是冷的。

他接着说：“曹斌和吴玉萍在今天下午的干部会议上，向纪委递交了一份举报材料。材料里说你任科长期间，收受供应商贿赂，数额不小。”我说：“你信吗？”他看着我，眼神复杂：“爸，您是我的父亲，我当然不信。但是组织程序必须走。调查组会来，您需要配合。在那之前，您得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

我站起身，走到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最里面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那信封边角已经磨毛了，上面那行字依旧清晰。

我走回客厅，把信封放在茶几上，推到儿子面前。

他低头看了一眼信封正面那行字，抬头看看我，半晌没说话。

我说：“打开看看。”他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东西。

那七张发票复印件、那几张流水单、还有老周当年那封举报信的复印件，整整齐齐码成一叠。

他一张一张看过去，看完最后一张，把材料放回信封里，沉默了很久。

他说：“爸，这些东西您老早就备好了？”我说：“我不是备好了，我是怕自己忘了。”

窗外天色暗下来，路灯亮了一盏。

郑玉燕从厨房里走出来，解下围裙，说：“饭好了。”儿子站起来，手里攥着那个信封，说：“爸，先吃饭。”我坐在沙发上没动，过了好一会儿，我说：“你妈烧的鱼，凉了就不好吃了。”我们三个人坐在饭桌前，一人端着一碗饭。

那盘鲫鱼摆在桌子中央，红烧的，汤汁浓稠，上面撒着葱花。

谁都没动筷子。

过了很久，儿子先夹了一筷子鱼肉，搁进我碗里，说：“爸，吃点。”我低下头，扒了一口饭。

那口饭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

窗外路灯的光照进来，那盆绿萝的影子投在地上，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调查组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单位。

我没有被叫去谈话，因为儿子薛俊逸主动要求回避，换成了纪委另一个小组负责。

那两天我坐在家里，等消息，郑玉燕嘴上不说，但每天早上出门买菜都多买一棵白菜，说怕来客人。

来的客人倒也不少。

消息像长了腿一样，传得比风都快。

第三天下午，吴玉萍竟然又来了。

这次她没有带果篮，是一个人来的。

她站在门口，没敢进门，隔着门框问我：“老薛，老薛你听说了吗？纪委在查账了，查得可严了，你说会不会查到咱们头上？”她说着，自己先慌了神。

我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她说：“查谁的账，谁心里清楚。”她的脸唰地白了。

曹斌没有来。

但他托马根生带了一句话，说是“老薛的事跟他没关系，他什么都没做过”。

马根生说这话的时候，头都是低的，眼睛不敢看我。

我说：“老马，你回去告诉曹斌，他不来找我，我也没打算去找他。有些账，不是人算的，是天算的。”老马站在门口，张着嘴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走了。

第五天，纪委的人上门了。

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赵，都穿着白衬衫，表情严肃。

郑玉燕给他们倒了茶，手指头抖得厉害，差点把杯子摔了。

我坐在客厅里，他们问了我一些单位的事，问了曹斌和吴玉萍的情况，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有过什么事。

我如实说了。

但我没有提老周，我想等该说的时候再说。

他们走的时候，把那个牛皮纸信封也带走了。

那个信封在床头柜里躺了快两个月，终于交出去了。

我看着他们把信封放进公文包的那一刻，心里忽然松了一下，像压了很久的石头被人搬走了一块。

可我没料到的是，他们走后的第三天，曹斌竟然主动跑到纪委了。

他交代了跟吴玉萍合伙套取公款的事，数额从一开始的“不记得了”到后来承认的七十八万。

他为了自保，把吴玉萍也咬了出来，说那些年账目上的漏洞，大头都是吴玉萍经手的。

吴玉萍被纪委带走那天，从办公楼出来的时候，头发乱着，眼眶是红的。

邻居说，她在单位门口站了很久，没有回头。

而这一切，我都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七天的晚上。

儿子回来，在饭桌上说了三句话：“账查完了，曹斌和吴玉萍被带走了，您那叠材料起了大作用。”说完，他夹了一筷子菜，没有再多说。

我坐在座位上，筷子停在半空，过了好一会儿，才夹了一口饭放进嘴里。

那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郑玉燕坐在旁边，给我夹了一块排骨，说：“多吃点。”我点点头，低头扒饭。

窗外起了风，阳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在风里晃了晃。

我放下碗，走到阳台，拿起喷壶浇了浇水。

水从喷嘴里细细地洒出来，落在叶片上，顺着叶脉往下滑。

我蹲在花盆旁边，看着那些叶子，轻声道：“老周，你那口气，有人替你出了。”空气静静地，风在阳台上转了一圈，又走了。

那盆绿萝的叶子湿漉漉的，在路灯底下泛着暗沉的绿光。

我起身的时候，膝盖有点疼，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走回屋里。

曹斌被带走之后的那几天，小区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邻居老孙头以前见了我，最多点点头，现在每次遇见都要站住聊两句，说我儿子有出息，说我老薛是“教子有方”。

我摆摆手，没多接话。

楼下的住户老李以前跟我因为晾衣服滴水的事拌过几句嘴，这几天见了我，老远就打招呼，说要请我喝茶。

我客气了两句，找了个借口走了。

郑玉燕跟我说，菜市场卖豆腐的那个大姐，见了她就问“你家儿子是不是当大领导了”。

我说：“你怎么说的？”她说：“我说是，怎么啦？”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她又说：“以前你单位那些同事，见到我都当没看见。现在倒好，见了我亲得不行。”

我蹲在阳台上给绿萝浇水，没说话。

那盆绿萝长势很好，新抽了几片叶子，嫩绿嫩绿的。

阳光照在上面，每一片叶子都亮堂堂的。

那两天，家里来了几拨人。

有过去单位的老同事，提着水果来看我，说些“你早就该享福了”之类的客气话。

还有两个我不大认识的人，自称是市里某企业办公室的，说是“慕名来拜访”。

我都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没有多留他们。

真正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周的电话。

那天午后，我正靠在沙发上打盹，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沉默了好几秒，才有人说话：“是薛宏斌吗？我是老周。”我整个人一下子坐直了，握着手机的手抖了一下：“老周？你……你在哪？”他说：“我在老家。有人跟我说，单位那点事，水落石出了。”他的声音苍老了不少，带着沙哑，像嗓子里有东西堵着。

我拿着手机，不知道说什么好。

沉默了很久，他说：“老薛，当年那事，你替我记了八年。谢了。”一句话，我眼眶猛地一热。

我说：“老周，你跟我说什么谢。”他说：“改天回来，我请你喝酒。”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郑玉燕走过来，看我眼睛红红的，问：“谁打的？”我说：“老周。”她愣了一下：“哪个老周？”我说：“就那个，单位的。”她没有再问，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说：“你那盆绿萝，叶子是不是该修修了？”我弯腰看了看花盆。

绿萝的藤蔓已经快要拖到地上了，枝枝蔓蔓地垂着，最上面几片新叶子卷着边，像在舒展筋骨。

我拿来剪刀，坐在阳台上，一片一片地修剪。

阳光落在剪下来的叶片上，碧绿碧绿的，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

修剪完之后，那盆绿萝看着清爽利落了很多。

我把它转了一个角度，让新叶子朝着光亮的方向。

郑玉燕站在阳台上，手里端着一杯茶递给我。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了舌头。

她说：“儿子明天带儿媳妇回来吃饭，朱雨寒也来。”我说：“知道了。”她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又没开口，转身进了屋。

我端着那杯茶，蹲在阳台上，看着那盆绿萝。

风轻轻地吹过来，叶尖微微颤动，像是在点头。

儿媳妇朱雨寒回来那天，买了一大兜子水果，还特意拎了一盒茶叶。

她进门喊了一声“爸”，我应了一声，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朱雨寒在省城医院工作，平时忙，回来的次数不多。

她放下东西，走进厨房帮郑玉燕择菜，又探出半个头说：“爸，您那盆绿萝长得真好。”我说：“好养，不费心。”她笑了笑，又缩回厨房去了。

儿子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新闻里正播着本地新闻。

镜头一扫而过，是单位门口的画面，边上的字写着“企业廉政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他没有换台，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

饭桌上摆着四个菜一个汤，郑玉燕忙了一上午。

朱雨寒给每个人都盛了饭，搁在我面前的时候说：“爸，俊逸跟我说了您那叠材料的事，他说您早就发现了问题，一直在等机会。”我抬眼看了看儿子，他低着头扒饭，没有接话。

我说：“也不是等机会，就是怕。”朱雨寒问：“怕什么？”我说：“怕说出来没人信，怕自己变成第二个老周。”她沉默了一下，说：“但是现在有人信了。”我没有接话，低头喝了一口汤。

汤有点咸了，郑玉燕手一抖，大概盐放多了。

但我没说咸，又喝了一口。

下午，儿子和朱雨寒要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换鞋，忽然对我说：“爸，有件事忘了告诉您。今天上午，组织部那边跟我谈了话，说是我在单位的任职期，可能会延长。”我愣了一下：“延长多久？”他说：“至少再干两年。”我点点头：“好好干。”他嗯了一声，弯腰系鞋带，又直起身子看了我一眼：“爸，等我忙完了这阵子，带您和妈出去转转。”我说：“你忙你的，不用挂念我们。”他没再说什么，跟朱雨寒一前一后下了楼。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的车开出小区大门，拐上马路，慢慢汇入车流里，越走越远。

我转身进屋，看见鞋柜上有一盒茶叶。

是朱雨寒带来的那盒，盒子上印着一朵金色的菊花。

我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

郑玉燕从厨房出来，解下围裙说：“你儿子现在是真出息了。”我说：“出息了还不好？”她说：“好是好，就是大了，不黏你了。”我没接话，走到阳台上。

那盆绿萝的藤蔓又垂下来一寸，新叶子顶在藤尖上，嫩得像能掐出水来。

我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那片新叶，触感冰凉，带着一点微微的弹性。

窗外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远处有晚归的鸟飞过，留下一串模糊的影子。

我收回手，把那盆绿萝往窗台中间推了推，让它能多晒一点晚照的余光。

那件事过去半个月之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阳台上给绿萝浇水。

门铃又响了。

郑玉燕在厨房包饺子，喊了一声：“去看看谁。”我放下喷壶，走过去拉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