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家迁
鞍山向来不缺奇葩案件，目前海城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刘刚案，便堪称剧本素材，足以拍成一部曲折离奇的电视剧。案情简述如下：袁某与刘刚系情人关系，袁某为了独占刘刚数千万财产，控告刘刚犯重婚罪，理由是刘刚已有家庭却与她以夫妻名义同居。重婚罪立案困难，她遂求助于身为警察的前夫。其前夫明知应回避却未回避，亲自与其下属操办此案。重婚罪未获检察院批捕，公安机关又以诈骗罪另行立案，并于重婚罪释放当天再次刑拘，而诈骗罪的办案警官，又都是前夫哥曾经的下属，且交情非浅。侦办过程中多有刑讯逼供行为。后刘刚提起控告，警局安排人员协调，以五十余万元达成和解，换取不再控告，公安亦承诺帮其减轻处罚。然而，一审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刘刚十三年有期徒刑。刘刚不服，再次控告刑讯逼供，并获成功，五名办案人员因此而被追究刑责。尽管如此，检察机关却仍坚持不撤诉。另据刘刚称，袁某曾在海城市检察院工作多年，其同学多可证明。该案自发回重审至今，已三年有余。万般无奈，特求助鞍山政法系统的领导。
这几年，我在鞍山海城办理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可能是鞍山近二十年来最狗血的案件，这就是鞍山刘刚案。
该案情节离奇，牵涉复杂，暴露出诸多值得警醒的问题，我现简要说明：
刘刚与本案控告人袁某系情人关系，袁某为独占刘刚数千万财产，控告刘刚犯重婚罪，理由是刘刚已婚却与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重婚罪立案困难，她遂求助于她的身为警察的前夫王某，王某明知应回避却未回避，反与其下属亲自操办此案。重婚罪检察院不予批捕，公安机关又以诈骗罪再行立案，并于重婚案释放当天，再次对刘刚采取刑事拘留措施，而将刘刚从看守所押送至诈骗罪办案单位的，恰恰是刘刚重婚案的办案警官。诈骗罪办案警官又是王某旧部，与王某共事多年，交情非浅。而在重婚罪立案之前，王某已主导了针对刘刚的治安案件，并对刘刚处以治安拘留十日。另据刘刚称，袁某曾在海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多年，其众多同学可以作证。若确实如此，则本案公诉人可能系袁某的旧同事，而指控刘刚的海城市人民检察院系其原工作单位。
更严重的是，在重婚罪的侦办过程中，王某及其多名下属对刘刚实施刑讯逼供，后刘刚提起控告，公安方面安排人员协调，以五十余万元与刘刚达成和解，换取刘刚放弃控告，并许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一审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刘刚有期徒刑十三年。刘刚不服，上诉，并再次举报刑讯逼供，五名公安人员因此而获刑，但检察机关仍坚持不撤诉，案件发回重审至今已逾三年。
本案的以下几个因素，在全国都是极端的：
控告人是被告人持续多年的情人：袁某，与刘刚存在多年婚外关系，刘刚待其不薄，经营也交由其打理，其生活无忧。另，多有经营资金被袁某转入其与前夫王某所生女儿王某某的账户。然袁某却不满足，欲独占刘刚全部资产。
侦查人员系控告人的前夫及其下属（或曾经的下属）：王某，袁某前夫，应回避刘刚之案件，但其却主导了刘刚的治安案件、重婚案件，而诈骗案件又系王某的旧部侦办，以常理判断，王某难脱干系——这也是我们坚持申请调取王某手机信息的原因。王某之胆大妄为，令人侧目。此处需特别指出的是：对刘刚治安拘留结束后便立即以重婚案件刑事拘留，重婚案件拘留结束后又以诈骗案件刑事拘留，每次都是无缝衔接，且重婚案件的办案警官又参与了诈骗案的抓捕。若非有人前后串联，断难达此效果。
而王某的下属，对王某言听计从。为了实现王某的不法目的，他们纷纷无所畏惧地对刘刚刑讯逼供，可见他们对法律毫无敬畏。
检察人员疑系袁某的旧同事，检察机关系袁某的原工作单位：据刘刚称，袁某曾在海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数年，其与公诉人疑是旧同事。
另据刘刚称，王某曾直接与其“沟通”，让其将财产转给袁某或给袁某一千五百万元，否则刘刚将一无所有。
目前刘刚已被羁押近五年，重一审判决未出，而其公司已被掏空。
综上，本案控告刘刚的是袁某，侦查刘刚的公安人员是袁某前夫王某及其下属或曾经的下属，指控刘刚的公诉人疑系袁某的旧同事，指控刘刚的公诉机关系袁某的原工作单位，结合王某等人已因刑讯逼供获刑，本案程序之极端，全国罕见。
另，本案刘刚明显不构成犯罪，简述如下：
重婚罪不成立：刘刚与袁某虽有过婚外关系，但并未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夫妻名义”与“共同生活”二者缺一不可）；重婚案的相关证人多是袁某亲属或下属，证据由袁某的前夫王某主导采集，客观性已严重受损，即便之后更换侦办警官，证据也已被污染，难以保障真实性；之后更换办案人员，又无任何指定手续；袁某，既是控告人，又对财产充满觊觎，并不惜让其前夫刑讯刘刚，其笔录真实性自然存疑，且与其他场合表述不一；何况，若刘刚重婚罪成立，袁某重婚罪如何不成立？——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起码袁某后期也已明知刘刚有婚姻在身，为何至今不追究袁某？另，根据夏明阳重婚案的裁判要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以夫妻身份同居的，不属于重婚案件的受害方，不宜作为自诉人就该类案件提起诉讼”。既不宜作为自诉人提起诉讼，自然也不宜以受害人提起控告。
诈骗罪无依据：刘刚与李某某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经营学校配餐业务，利润每年分配一次。可李某某投资百万后，仅三个月便报案称受诈骗；事实上，刘刚确实从事学校配餐业务，李某某完全了解刘刚的经营情况；刘刚名下资产数千万，未有任何转移行为，也无任何潜逃迹象，李某某完全可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债权，刘刚无非法占有的现实可能性；在案证据证明，李某某将款项转给刘刚之后，刘刚仍耗费大量精力，想促成项目落地。另，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未到期，无任何证据证明刘刚届时会不分配，有非法占有之目的（此等情形，亦不可推定）；在李某某决定退出合作时，刘刚明确表示将偿付该100万元，但该承诺作出仅十天，刘刚因向其情人袁某索要资金（刘刚公司由袁某经营管理）以偿还李某某，双方产生争执，刘刚因此被袁某前夫王某以治安案件拘留十日，随后便是无缝衔接——治安拘留结束后以重婚罪刑事拘留，重婚罪检察机关不批捕，又以诈骗罪刑事拘留，一直至今。可见诈骗罪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侦查人员系王某旧部，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系受王某一手安排，证据真实性需审慎评估。
我们即便不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本案（法律上刘刚明显无罪），我们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审视：
本案已历经多年，已经发生多名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被判刑，社会公众对本案的关注重点，早已不再是案件本身，而是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是否真实，司法是否公正。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仍作出有罪判决，势必使案件长期处于争议状态，引发旷日持久的质疑。
而从刘刚的角度，刘刚明知袁某为了霸占其财产而设了整个局，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成了其打手，检察机关也怠于审查，一审其又被判了十多年。而在刑讯逼供乃至袁某的全部阴谋已是路人皆知的情况下，若仍判其有罪，而这些年，袁某又已将财产转移，公司掏空，刘刚一无所有，他又会如何看待我们国家的司法？他真的认为一切责任只在袁某？有无可能作出过激行为？我们的刑事司法，到底追求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即便不从极端的角度考虑，刘刚若是定罪，其服刑期满后，一定会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权（本案办案人员都了解刘刚的性格），而在此过程中，他必将一遍又一遍地求助媒体，这个鞍山警界的巨大丑闻、鞍山这二十年来的最大狗血剧，必将一遍又一遍地被提及、被普及、被放大，极有可能会让鞍山陷入旷日持久的舆论风暴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清爽爽地结案，何必非得拖泥带水？
坦率地说，接手该案之初，我确实有一丝复杂而又难以言明的兴奋——该案情节之离奇、过程之荒诞、人性之幽暗，令人震惊。其中不仅有人际关系的极度扭曲，更暴露出司法程序中的严重失范。可以说，该案几乎具备了狗血的电视剧本的一切要素。只要案情被公之于众，即便我并不推波助澜，也必将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并轻而易举地成为年度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案亦可能成为鞍山市民热议的话题。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希望该案不必走向媒体曝光与舆论喧哗的路径。说到底，我无意于借此案件博取名声，也未做好迎接可能到来的舆情风暴的准备。我也始终相信，良性的沟通，才是最具建设性最有价值的解决方式。而我之所以如此积极表达沟通愿望，并诚恳地希望您能督促海城市人民检察院撤诉，也并非因为这是一个“流量案件”，而是因为我坚信这是一个“无罪案件”。
基于上述，恳请鞍山政法系统的领导们慎重抉择，恳请郑孝刚同志足够重视，以真正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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