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京中南海附近，张东荪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内，代表们以无记名方式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结果公布后，毛泽东获得绝大多数赞成票，却有一张反对票格外醒目。
这张票后来被认为出自张东荪之手。关于此事，张东荪的女儿在回忆中作过说明。工作人员曾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甚至考虑是否应按废票处理，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
“代表有权选我，也有权不选我。”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少一票，没有关系。”
这件小事，恰好照见了张东荪复杂的政治性格。他并非因为个人恩怨反对毛泽东，而是对新中国选择“一边倒”外交、同苏联建立紧密关系抱有疑虑。问题在于，他一生所坚持的“中间路线”，在剧烈变化的中国政治现实中屡屡碰壁，却始终没有完全放下。
张东荪188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早年留学日本。那时的中国知识界正面临道路选择，有人主张革命，有人主张君主立宪，他更倾向于在两者之间寻找折中方案。辛亥革命后，君主立宪成为过去，他又转向研究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张东荪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介绍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简单说，这种思想强调工会和生产组织，试图绕开激烈的阶级对抗，走一条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它符合张东荪的思维习惯：不愿彻底站到任何一边，总想以调和化解冲突。
后来，他与张君劢、罗隆基等人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赞成共产主义革命。他相信，只要各方能够保留空间，中国就能通过协商走向富强。这个设想在书斋里颇有吸引力，放进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阶级冲突交织的现实，却显得过于单纯。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东荪曾奔走于国共之间，主张共同抗日，也曾被日军拘押。抗战期间，他没有因压力而出卖民族利益，这一点不能抹去。遗憾的是，他对政治力量之间的根本矛盾认识不足，总期待各方能够维持一种平衡。
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对和平建国抱有期待。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方面人士参加国民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可是，政协协议并没有阻止内战爆发，蒋介石随后发动全面内战，张东荪所相信的调和道路受到沉重打击。
有意思的是，现实并没有让他彻底放弃政治，而是促使他逐步靠近共产党。1947年以后，他转赴香港，与部分民主人士共同支持中共。平津战役期间，他作为中间人士参与北平方面的沟通，为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发挥了一定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东荪受到重视。毛泽东曾肯定民主人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位长期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阶段似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不必掌握武装，也能在重大关头影响局势。
但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环境骤然紧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张东荪担心战争扩大，也担心中国与苏联靠得太近会招致美国敌视。他设想中国可以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甚至充当调停者。
这种判断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并在朝鲜半岛直接用兵；苏联虽有自身利益，却是新中国当时能够获得援助和外交支持的重要国家。中国没有多少从容选择的空间，张东荪却仍试图用“中间路线”解释复杂的国际斗争。
就在这段时期，曾与张东荪相识的王志奇同他接触。王志奇后来被认定为从事特务活动的人员。他利用张东荪的恐惧心理，散布美国可能扩大战争、甚至引发世界大战的说法，使张东荪更加相信必须通过个人渠道向美国传递信息。
张东荪曾提出，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对方随即以“提供情报”为条件。张东荪没有守住界限，陆续透露了涉及军队调动、物资运输和财经方面的信息，甚至允许有关人员携带电台进入住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政策意见，而是触及国家安全的严重行为。
王志奇被捕后，张东荪的事情随之暴露。消息传开，民主人士中反应强烈，民盟也作出严厉处理。按照当时的情形，要求追究刑责并不令人意外。然而，毛泽东没有把他交付极刑，而是提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留下他的性命，“养起来吧”。
毛泽东同时也表明，张东荪今后不能再同大家一起参加核心会议。此后，张东荪保留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名义，却不能再登台授课，主要在住所中读书、写作、养花。1973年6月，他病逝于北京，终年87岁。那张反对票没有改变会议的结果，却与后来那次泄密事件一起，成为张东荪政治生涯中无法回避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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